沾益自古就是入滇的咽喉，1938年美军建沾益机场，此地成为驼峰航线的重要物资转运站。
　　 沾益总站成立于60年代初期，前身应该是组建在50年代的一支车队，不过随着老职工逐渐离开人世，这段历史已经无从寻找了。
　　 我很小的时候，旁听老工人聊光荣史，说当时建厂矿不允许占用农田，政府给了一个山包。靠炸平山包，又靠他们汽车拉，小车推，用一车车土填平所在地的低谷，才弄出一整片的大平地。
　　 直到80年代中期，沾益总站一直是滇东地区货物运输的总枢纽，底下两个大的分支是宣威和曲靖的两个车队，最主要的货运物资，是宣威的煤，还有滇中的黄磷矿。
　　 改革开放前的沾益总站，是省属国企，人员最多时，连同家属，有三千多人。因为运输垄断，一度总站的创利能力非常强。
　　 这里有自己的医院，有从幼儿园直到高中的子弟学校，有自己的小卖部，浴室，食堂，加油站。每天还有附近的农民担菜来卖，故总站的人不怎么需要到县城里，虽然县城也就隔着贵昆铁路线，直线距离不到300米。但总站自成一个独立的王国。
　　 大家都互相认识知根知底，吵架的时候，可以扒开对方三世的底细。我的高中同学几乎都是从幼儿园就开始认识的。
　　 大家的话题总是比较单一，比如早先，还得去县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逢到上新电影，县电影院里都是平时厂区熟悉的面孔，几乎就是总站包场。大家彼此大声喧哗着打招呼，男职工们进进出出买瓜子买汽水，还忙着上厕所，女职工互相拉着家常，毫不理会自家的孩子上蹿下跳奔驰在银幕前的台子上。要是哪部新上的片子谁错过了，谁就直接被孤立在大家的话语圈外。
　　 小卖部到了什么新鲜的食品，全厂的人都伙同起来买，然后将这些新鲜感融入大家的谈资，如同电影的话题一样，要是有谁有意无意地错过，谁就变成没有集体语境的孤立者。因此我觉得总站的人只敢从众，缺乏成为个体的勇气。
　　 邻居的鸡零狗碎，都是大家茶余饭后的共同谈资。各宿舍门口，总围坐着几个悠闲的家属。每次走过她们面前，就可以听见说长道短议论自己的声音。走路姿势，衣着打扮直到父母弟兄性格脾气，都会被她们当着你的背影扒个遍。要是被议论者有什么背景或者优势，大家就边议论，边投之以嫉妒的目光，还带着点希望他倒霉的阴暗。
　　 总站非常保守封闭，甚至于口音也不同于县上，县上的人都说“黑桥话”。总站的人说话的发音方式，感觉总是在努力学习昆明腔，大家都公开崇拜省城昆明，一些昆明有亲戚的家庭，暑假里带了自己的孩子去住几天，回来后，说话的底气都明显足过其他人。要是在动物园翠湖逛过，在昆明百货大楼买过东西，此家庭的每个成员就可以直接藐视厂里其他群众了。
　　 总站的腔调里面除了大量本地土话和部分硬憋成的昆明腔，又混杂了个别外地的词汇，尤其是上海词语，究其原因，是总站混杂了本地人，昆明人，文山人，大理人，楚雄人，甚至四川人，山东人，上海人。上海人包含着少量第一代职工，他们是为援建来的技工，后来招进来一些知识青年，虽只有二十多人，但凭借他们亲戚寄过来的，大家都没有见过的奶糖，饼干，泡泡糖，和一些非常漂亮市面上见不到的头巾，发带，稳当当成了一个心理优势很强的小团体。这批上海人努力学着本地方言和我们沟通，但他们聚在一起时，又都只说自己的方言，骂人的时候，也用自己的方言，这些骂人的上海方言被本地人学了去，马上又变成总站的时髦话。
　　 小时候遇到委屈，家长总爱问：“那个人说什么话？”小孩如果说：“黑桥话”，家长就会说：“那还知道是谁家的？”。意思是，说话腔调要是总站腔，总还是找得到说理的地方。
　　 职工宿舍按数字划分，每个宿舍的人际关系各自又成体系，孩子们最护着自己宿舍的人，冬天打雪仗，大孩子说：“走，一宿舍的都去打三宿舍。”我们会饭都不吃，操起搪瓷口杯就去舀雪捏雪球。
　　 总站最正式的全民社交场所，是总站篮球场。对于总站的光荣变迁史，大概也只有篮球场最能说清楚了。
　　 篮球场四面砖墙围好，正东面高出很多，中间部分像黑板似地抹平，用厚厚的白漆刷好，恰好是一个电影幕布大小。正西面是一排两层高的筒子楼，最早的医务室就建在这里。
　　 球场是平整的水泥地，用黄色油漆界线出两块标准篮球场，架着四个篮球架。
　　 遇到重要的活动，墙东面会挂出布标，其余时候空着，放电影的时候，会悬挂出白幕布，死人的时候，会挂上逝者的黑白放大照片。
　　 每年按时间排，正月初三，游园会在篮球场举办，每年活动内容都不一样，但总有小礼品发放。
　　 正月十五看花灯，花灯每年总是那几盏，但不影响大家挤成一堆的热闹劲。
　　 儿童节，幼儿园和小学在篮球场办表演，我父母是第二代进总站的职工，父亲因为读书分配，母亲因为和父亲的婚姻关系进厂，因此人际关系从零开始。我幼儿园眼巴巴看着第一代职工的孙辈上去表演，而自己从来都选不上去。
　　 夏天周末的晚上，青工们会组织交谊舞会。大家都很羞涩，音乐开始时，蠢蠢欲动的积极分子总怂恿同伴先跳，而同伴总会推搡回避，大家拉拉扯扯地笑闹着，连放两曲没人跳舞，团委书记就出面说:“现在由我们团员首先做个表率，带头先跳，大家鼓掌欢迎。”最终在青年团员的带动下，起初害羞的立即就组队起舞。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的青年真是有套路呀。
　　 但那时没有人敢男女合跳，这仿佛是碰触不得的底线。偶尔会有县上的青年结对来参加舞会，却总是会被总站的孩子挤兑走，因此举办的交谊舞会也只是内部娱乐的项目。
　　 国庆前后，全厂的大合唱在篮球场举办。东面的白墙上挂起丝绒幕布，上面别着庆祝国庆职工合唱大赛的字样，然后架起铁架子焊接的三层台子。这种三层的铁架子专门存放在总务办，每年合唱比赛都领出来用一下。比赛按车间和车队组队，大家清一色穿着蓝灰的劳保工作服，职工歌手不分男女，统一画着圆圆的腮红，一排排依次站上去。
　　 秋天总分桔子，一卡车桔子停在球场上，大家早早就焦急地挤在卡车下，总务处的负责人每次都姗姗迟来，每次迟到都说“抱歉抱歉，具体名单才出来”，大家就宽容地笑：“没得事没得事，你们辛苦啦。”谁都不肯表现出着急的样子，以免显出自己的小家子气。报到名字的户主，欢天喜地用布兜装了桔子挤出去。
　　 过年前分昭通苹果，我父母虽是双职工，但分到的苹果总量并不多，分回的苹果舍不得吃，我妈就挑出没有碰伤的优等品，用草纸一个个包好，放在米桶里，说等过年的时候才吃。不过我家的苹果总等不到过年，就被我和两个哥哥偷偷地偷出来吃掉了。妈妈明明知道，却假装不知，并不责打我们。
　　 十一月以后，举办职工运动会，跳绳拔河缺不了，压轴重戏每年都是篮球赛。
　　 平日里下午下班后，青工就自发组成篮球队比赛，男职工们围着喝彩，女职工照例是忙着回家烧饭洗衣服，一场球打完，刚好是晚饭时候，男职工都纷纷散回去咪口小酒。晚饭吃过，篮球场就成了小屁孩玩打仗游戏的地方和自行车骑练场，有自行车骑的人哪怕摔着了，也是脸上放光。
　　 80年代早期，工会的女职工专门去省交通局学健身舞，回来后带着厂里的其他女职工跳，有时候跳扇子舞，有时候练健身球，一度还有人带着练气功。
　　 天气好的某天，篮球场上会拉开白色的布，放露天电影，每个月总要放一场。我们这种年纪的小孩，最耐不住兴奋，下午四点就搬出家里的板凳去抢位置。小板凳排在那，吃个晚饭回来，就被别人挪了窝，找人家理论，免不了吵架打架，打输就得认怂，大人也并不认真来管。
　　 东面白墙的底下，是总站最早停灵的地方。总站的职工宿舍太拥挤，没法停灵，人死后的最先中转处，就是开阔且公用的篮球场。哪家死了人，就到车队里借出蒙货用的绿色军用大帆布，搭个棚子。尸体在棚子的暗处，里面摇曳着蜡烛的光，棚子外是一盆的纸灰。小孩子这几天都吓得不敢上球场玩。出殡那天，就在篮球场开追悼会，单位领导主持，大家对悬挂在正东面的逝者头像三鞠躬，然后鞭炮哭声混成一片，逝者被放进黑漆棺材，由车间里抽出来的男职工挑起来送到总站的公用墓地埋掉。
　　 球场接着又成了欢乐的社交场所。
　　 春节前两个月，工会就开始组织排练春节的游行队，起初是下午三，四点钟，游行队成员在组织者的带动下，在篮球场排练队列和姿势，快到春节，游行的服装下来后，就一整天一整天的彩排。
　　 女孩最喜欢大头宝宝和蚌壳精，大头宝宝憨态可掬，总是同手同脚走路，冷不丁会冲到人群中拽一下女孩的发辫，捏一下男孩的鼻头，惹得小屁孩们围着他们跑；蚌壳精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老头带着媳妇划船回家，不小心遇到蚌壳精，于是双方打架，总是蚌壳精败北。因为服装是古装戏服，水袖特别好看，蚌壳精每年都是厂花在扮演。
　　 男孩子们喜欢踩高跷和狮子舞，喜欢踩高跷，是因为男孩子时刻都在想，用什么方法把踩高跷的人绊倒，然后看他们怎么爬起来；狮子是两个人扮演一只，统共一对，分走在游行队伍中间，在训狮人带领下，抢绣球，或者做花式穿插。后面那人弯身抱着前者的腰。据后面的人说，穿上戏服后，他完全看不见情况，运动全凭感觉前面的人的肌肉动作和观察地面的状况。锣鼓队鼓点急促的时候，狮子后面的人会将前面的人托举起来，真的像狮子立了起来，大家就纷纷鼓掌喝彩，压轴戏是狮子颤颤巍巍爬上垒起的办公桌，再立起来抢绣球，不穿戏服的时候倒还好，后面的人视线的范围广，但戏服穿上，爬桌子的时候，后面抱腰那个人因为看不清，常会失脚摔跤，这时候更会赢来大家的喝彩。
　　 大人们说总站的舞龙队哪怕是整个县城所有的舞龙队也赶超不过。龙头很重，自然是体力最好的男人把着，左右上下挥舞。可怜耍龙尾的职工，每当龙因抢龙珠而做翻腾状时，龙尾要左右奔跑，有时候跑不动了，就被围观群众问是不是肾虚，龙尾职工呵呵傻笑不敢接腔，接着大家都哄笑开。
　　 过年了，厂里专门派车带领游行队到县上，到曲靖和宣威表演。游行队伍回厂后，表演者自豪地表示，又是我们总站技压全县，然后从职工到小孩，无一不是展露出自豪又会心的微笑。
　　 大年里，总站的游行队伍到哪里，都有一堆一堆的人追着看，从厂区领导到普通工人，大家一致重视这支春节游行的队伍，这支队伍代表了整个总站的脸面。那时滇中还没有哪个单位，甚至是县政府，有这么大的财力来置办这些表演用的行头。且总站的表演要故事有故事，要看点有看点，充分说明了总站不缺编导、表演人才，还能有组织有纪律地将这些要件整合起来。这就是一种综合优势。
　　 到了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开始高速发展起来，因为运输垄断，总站也空前有钱。
　　 篮球场对面隔了一条街，建起职工电影院，我们不用再走到县电影院看电影。要知道雨季的晚上，先穿过火车站的铁轨和碎石，再穿过县上泥泞的街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也不用看露天电影，不用占位置打架了，职工的文艺汇演也移到新电影院里举办。
　　 在子弟学校后面，特别买了一块农田，建起配套完整，能做手术的职工医院，还特别准备了停尸房。已经实行火葬，出殡都由火葬场开车来接，追悼会也在火葬场开。谁家死了人，除要好的朋友知道，其他人不再直接通消息。
　　 篮球场的功用单一起来，厂领导是一个篮球爱好者，特别将篮球场进行了改建，篮球场变成类似于罗马角斗场那种，有着由高到低环形看台围着的，只有一块标准比赛场地的时髦建筑。青工的交谊舞会还在篮球场举办，不同的是，大家已经开始接纳周边厂矿的青年男女来总站跳舞，音乐响起的时候，大家都主动起来，团委书记再不用出面说套话了。
　　 再接着，建好整套闭路电视系统，晚饭后，大家都忙着收看工会组织播放的香港片，麻将开始如火如荼地时兴起来，社交场所已经逐渐变成麻将桌。青年人已经不再热衷晚饭后到篮球场聚一下，篮球场只成了女职工跳健身舞和小孩子撒野的地方。
　　 随着改革的深入，私人开始被允许揽货跑运输，运费经历市场化的残酷竞争。有着过重社会包袱的运输总站，缺乏竞争能力，货源急速萎缩，亏损日益严重。车队开始承包制，自己揽货，修理费自付，汽油挂在各车的账上，年终统一结算。但承包出去的车总收不回承包费，油钱更无踪影。下属的修理厂也因为修理费用太高，揽不到生意，他们也开始承包，自负盈亏，工人自苦自食。有本事有想法的技工们纷纷走出总站，在国道上摆修理摊，大部分职工分流，或内退，或买断工龄。
　　 沾益总站一会儿合并到宣威，归宣威管，一会儿合并到曲靖，归曲靖管。管理层都按照自己的能耐，到不同的地方扎根去了。到90年代初期，厂里已经没有多少在职职工，也再没有能力组织篮球赛，更不要提组建春节的游行队伍。
　　 总站日益中空下去，剩下职工宿舍，被一些没有太多竞争力的职工子女继续住着，白天分散在曲靖或者县上忙着各自生计，晚上回家匆匆吃过晚饭，就混在麻将桌上赢点小钱贴补家用。
　　 总站的篮球场，不再有人使用，它常年空置，只有春节回家的我们，三三两两，带领我们的子女在这块空地放烟花，这块空旷的地方放烟花最安全。
　　 最终总站变成了退休工人聚集的养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