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代，看完了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孔雀胆》，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心情多少年也不曾平息。和爱人讨论了好几年，而且每次讨论，我俩都会有激烈的分岐。《孔雀胆》是说元朝末年，群雄烽起。大将明玉珍派明二部直捣昆明。云南的梁王及其全家子女被擒。危难之际，大理总管段功毅然出兵，解救了梁王。
　　 梁王为感激段功救命之恩，遂拜段功为云南平章政事，并将心爱的女儿阿盖许配段功。丞相车力特穆尔，阴险奸诈，和王妃忽地斤私通，且垂涎阿盖，并有篡夺王位的野心。见段功受梁王宠爱，引起他深深的嫉恨并向梁王进谗，宰相车力特穆尔与王菲忽地斤同谋，借段功给梁王送寿礼之际，毒死王子穆哥，嫁祸段功。梁王怒极，把孔雀胆毒酒交给阿盖毒死段功，未成。一计未成，又生一计。车力特穆尔邀段功去东寺进香，段遭埋伏，被乱箭射死。车见段功已死，企图污辱阿盖，被梁王发现，车力特穆尔凶相毕露，二人搏斗。阿盖趁车力特穆尔不备，将车力特穆尔刺死，为段功、穆哥报仇雪恨，忽地斤无地自容，跳河自尽。美丽善良的阿盖,用孔雀胆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梁王无限悲痛，悔恨自己昏庸，轻信谗言，酿成一场悲剧。
　　 记得我们的分歧,主要是王妃忽地斤既然和车力特穆尔私通，又怎么会允许他害死自己的亲生儿子穆哥，又怎会允许车力特穆尔对阿盖公主产生好感；在车力特穆尔用寿桃饼毒死穆哥之后，梁王问阿盖是否知情，阿盖心中异常悲苦。梁王见阿盖闷声不语，要她把所有的毒饼全吃掉。而阿盖她情愿陪穆哥一起死；阿盖劝段功及早除掉车力特穆尔。段功摇摇头说：“把他杀掉了，岂不显得我真有野心。”
　　 这些问题我俩都有分歧。应当承认，我的爱人那时还很年轻，内心中充满着善良、诚恳，对这些问题她当然会很不理解。当时，我记得我曾用《日出》《雷雨》中的情节来说服她，但我们常常还是不欢而散。那种情境，似乎还在眼前。虽然她已经逝去33年了，但是，那逝去的光阴，似乎并未走远。
　　 郭沫若的历史剧，其实我都比较细看过。从《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胆》《虎符》《王昭君》《卓文君》到《蔡文姬》《高渐离》《南冠草》《武则天》《郑成功》，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反封建、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唤起人民的民主意识，促进群众的革命热情，都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不可否认，郭沫若先生从年轻时代开始，他的革命意识、战斗精神、奋斗激情和渊博的知识，都是少有人可以与之伦比的。而且对反帝、反封建、反军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个性非常突出，有着不同寻常的人物性格，每个人物形象，都具有着极大的冲击力、感染力、震撼力。他的《孔雀胆》毫无疑问的，就是中国版的《柔密欧与朱丽叶》。当然，有些历史剧是先生在解放后写出来的，但就是在这些作品里，也赋予人物积极正面的形象，赋予了崭新的思想意义，也是很杰出的。在场景和道具设计方面，先生都是力求简洁、合时、恰当，能确实起到在展现时代背景，表现人物思想性格上。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郭老的感情的投入，语言的激情和恰如其分，使得在情节上更加深入人心，在人物展示上更富有感染力，给人留下更深刻强烈的印象。郭老在《历史剧》中的诗语，也都是饱蘸激情的，那种气势、那种含蕴、那种情态，都是到了炉火纯青、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历史剧中，他也是这个风格。似乎是孕于腹胸之中，已经到了爆发的程度。而一旦启笔，便喷薄而出、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奔腾不绝。这是文人的气概，也是才子的风格。他的语言总是有着热烈得近乎燃烧的情绪，他的语句饱含着激情。
　　 就像在他早期的诗歌中，无论早期的《凤凰涅槃》《天狗》《晨安》《霁月》，还是《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抑或解放后的《天上的街市》《长江大桥》等诗作一样，都是如“烈焰喷发”“激情澎湃”“一气呵成”，这就是郭老的风格。郭老的才华和学识是多方面的，考古、甲骨文、戏剧、历史学、书法，都是极具水平的。他集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于一身，在我国的历史上、在东方文化界，也是少见的人才。和沙翁相比，郭老比他晚生了328年。郭沫若（1892——1978），莎士比亚（1564——1616）他们两个，生长的时代背景不同，莎士比亚出生在我国的明朝时期，而那个时期，欧洲已经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而我国尚处于封建时代。文艺复兴的意义，是不仅打破了神权垄断，而且是思想的解放，使得资本主义开始在西方萌芽和滋长。莎士比亚戏剧的产生，极大地提高了英国在欧洲的形象，使得欧洲人的文化、思想、经济生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我国的封建时代，只少比欧洲长了400多年。但是，郭沫若戏剧在20世纪初的作用，丝毫也不亚于莎士比亚戏剧在欧洲的影响作用，只是所起社会作用的形式不同而已。
　　 《屈原》这部戏剧在中国、日本、苏联的上演所取得的成功，因此这部戏剧，已被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最高峰。我认为，这部作品很接近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是非常伟大的作品。郭沫若先生在这部戏剧中提出的理想和正义，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他的所有的历史剧，在当时的轰动效应，也是东方的奇迹。在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起到的作用，也是空前绝后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只不过在当时我国刚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在历史条件上，在世界局势上，还没有具备当时西方的形势。郭老写出的历史剧总计有《屈原》《高渐离》《虎符》《孔雀胆》《南冠草》《王昭君》《棠棣之花》《卓文君》《蔡文姬》《郑成功》《武则天》等十多部历史剧，可谓“春兰秋菊，各具一时”，在历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那年，他写出的《甲申三百年祭》，虽然不是历史剧，不是什么文学作品，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却有着格外重大的意义。
　　 郭沫若的政治生涯，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的厅长，到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40年9月辞去三厅厅长职务，以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11月，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主任。1949年3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建国前夕，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0年3月，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5月，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成立，任主任。1954年6月，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6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郭沫若作为一个性情中的人物，他的一生曾有过许许多多的缺点和错误，到了晚年，在性格、品格、以至于大是大非等许多方面都有些错失。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文学大师的辉煌业绩。尤其是他在历史剧的方面的成就，仍堪与莎翁一较高下。特别是在我国现在国际影响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为了加大我们软实力的影响，应该把我们自己的莎士比亚形象更加发扬光大，予以挖掘、推广，推向世界，不能总津津乐道西方的文化政治影响。我们的文艺精华，也并非仅仅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聊斋》等小说和唐诗宋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