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当我穿越了两个甲午年重新来到这个曾经地北洋水师基地时，一切地一切都令我感慨万千。
　　 眼前地刘公岛早已没有了曾经的硝烟弥漫，取而代之的是被阳光，绿树，碧海和蓝天所环绕地清新风景；曾经地海军提督府，水师学堂，铁码头现在早已不再发挥那时地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和一些看起来新建地战争博物馆、纪念堂等一起组成了海军教育基地。这让我以及那时所有地爱国志士们都应该会倍感欣慰，尤其是看到了世昌的雕像和“致远号”的残骸后，我们更加确信—后人牢记着这段历史。
　　 自从在《马关条约》签字地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料到回国后的我们定会遭到像“公车上书”这种猛烈抨击以及未来无论处于何时，我永远都会是那个千夫所指地对象，扣上诸如“卖国贼”这样地的帽子。可我只想说你们难道认为我真的愿意这么做吗？难道我不想同他东洋之敌决战到底吗？求和是慈禧太后让去的，条约最后是皇上批准地，我身在其位，里里外外都逼我，我能怎么办？在谈判桌上，本想做最后据理力争地我们只被日本代表告知只能说“行”或“不行”之后，我们这些谈判代表实在忍无可忍了；可是想到我们当时的国内战局形势和后果后我又感到无力回天。成王败寇，弱国真的无外交啊。
　　 回国后地那段日子里，我是日不能食，夜不能寐。朝野上下，上至太后，下至大臣，都说我这个条约签得好，签得对，可我知道，满朝文武其实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啊。每天晚上我辗转难眠而起时总是在想—想我北洋舰队成立数年，虽称不上王者之师，但我们舰队的实力已经得到了许多西洋大国的认可，可为什么在这次海战中我们却几乎完败于日本这个谈不上发达地对手呢？一开始我也想不通，可渐渐地在一次次回忆中我好像找到了答案……
　　 经过我华夏所前所未有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以恭亲王爷奕忻为首，老师曾国藩、同僚左宗棠和张之洞加上我为代表地“洋务派”深刻感受到了来自西洋地船坚炮利，也感受到了战争后西洋势力不断冲击着我们，这让我们深深认同了之前诸如“师夷长计以制夷”、“以中国之论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强盛之术”等富国强兵理论观点，并将这些理论观点开始付诸于实践，一场打着“求富”“自强”口号的运动也就是日后你们所说地“洋务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一时间在全国各地兴起了许多军事、民用工业应运而生，诸如后来你们所熟知地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轮船招商局等包括北洋水师在内地当时地洋务运动成果，并设立了当时与西方联系地总理衙门。在我们当时看来，我们与西方地差距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上而非制度思想上；而几乎与此同时，与我们一样被西方用船坚炮利打开国门地甲午海战另一主角日本也几乎同时开始了他们的“洋务运动”—明治维新。但和我们不同地是，日本的改革并不仅仅是对于先进技术的学习和改革，而是从他们天皇开始，一种从政治制度开始自上而下地全面改革。这在当时让我们看来是不能理解地，祖宗之法是不可变的，日本这样做岂不是背弃自己的列祖列宗？而在后来当东洋日本势力开始不断壮大，尤其是他们开始不断购入大量军舰，军备投入不断加大时，我们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仅如此，面对这种情况，朝廷非但对于军备投入没有加倍的趋势，反而是逐年降低近乎聊剩于几。这样地反差无疑让我们在战事前期地起跑线便全面落入了下风。自然地，在当时军事重地周边频频发生地日本间谍事件也一样没有引起朝廷那些人地重视，然后，发生了什么你们就都清楚了。
　　 在洋务运动期间我们的军事工业迅速发展，尤其北洋海军的建立，可以说是我们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可我们在注重于我们洋务运动成果的外在和数量地同时，却忽略了其内在和质量的问题，由于我们闭关锁国多年，因此在重新“开放”后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仅仅是停留在战争和某些外交上，而在商业上与洋人的合作我们更是了解甚少，加上这些年的闭关锁国让我们的技术已经远远落后只能被动地依赖于洋人， 使得洋人可以在技术装备方面大做文章，在那段时间，我就多次接到地方机械制造局和新式军队的上书尤其是北洋水师的上奏说新进的枪械弹药中存在残次品，废枪，废械，废弹的情况，这点我何尝不知，我们作为洋人眼中的一块肥肉他们怎么可能让我们富强起来， 我们作为一个没有外交的国度在外贸上同样没有话语权，我们只得通过自己的技术生产出自己的军械产品，但效果欠佳。加上许多商人借机从中的牟利；因此，当后来黄海海战时所出现地打出废弹，空弹这些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战略战术上，日本的战略想必已经到了路人皆知地地步了—首先派军队进入朝鲜，而后海军寻机与我海军主力决战，海军取胜后，便掌握了我海域控制权，进而达到登陆并侵略占领我国的目的；他们一直以这个基本战略方针为目标， 而且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而我们呢，由于朝中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甚至都没有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当然无从谈起。朝廷却始终寄希望于俄、英这些列强的“调停”，这才贻误了战机仓促宣战，而且，朝廷命令我这位北洋大臣是以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海守陆攻放弃海战的作战方针。从战略规划方面，日本就已经拔了头筹，而我们的统治者似乎还将对手印象停留在前朝时期戚继光抗倭那个阶段，他们忽略了—我们的国力已难比那时，对手已远非曾经地倭寇。其实我们并非没有获胜地可能，这次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我们虽是内线作战，但完全可以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的措施因此，而曾经地抗倭援朝战争已经证明这条策略地可能性和正确性，我们也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些，可我们的统治者却不借鉴这种更为积极先进地战略。每当想到这里我都会对这场甲午海战的失败产生“意料之中，情理之中”地感慨，也对那些在战争中地牺牲地将士们由衷地感到敬佩和惋惜，愿他们安息。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地，当我怀着沉痛地心情与你们回忆过去时也隐隐感受到现在地欣欣向荣，这个全新地华夏国度不断高举并践行着独立自主，对外开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科教兴国等富国强兵之策，在这个新国度的努力下，许多在我们那时遗留地下来的历史问题被逐步解决，许多那时我们期许地想法逐步开始得到了实现；在不忘传统地同时，开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 地康庄大道。这些都让我相信—曾经在这里发生那一段屈辱并可歌可泣地历史不但不会被忘却，而且他们一定会在不久地将来成为日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注脚。
　　 随着时钟地敲响，该是与大家和故地道别地时候了，不过现在的我已不再忧心忡忡，因为我相信当下一次我再到来时，这里又会是另一番美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