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南丁氏和灵岩樵子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对晚清风俗民情和社会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同时也对晚清官场黑暗和政治腐败进行了有力的控诉，整个故事读来发人深省。
　　 但是，小说中很多情节和人物关系与事实的发生颇有差距，这些差距对我们了解杨、葛官司的真实情况增添了更为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由于此书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加上很多的其它体裁的作品（包括戏曲）都以此书作为底本，因此产生了一些使人迷乱的思维。我小时候生活在余杭仓前，对这一故事除主线比较清楚外，其它有些细节就比较混乱，甚至于连这一故事的发生地究竟是在余杭还是在仓前也较糊涂。小说所产生的误导，有些甚至直接伤害了小说人物原型后代的思想感情。
　　 记得外婆曾给我讲过一事：民国时，有一戏社来仓前演《杨乃武与小白菜》，钱氏家族（小说中钱宝生的后代）出来百般阻挠。我当时认为，这是无理取闹心胸太过狭隘，及至看了杨、葛案件的资料后，才明白他们这样做也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小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中钱宝生的形象，已经完全地被歪曲了。我不是凭此指责此书的作者，作为小说，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思考来表达主题，这样写目的，也一定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但作为一部基本按照真实故事改写的小说，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我想也应到了给其更正的时候了。当然，这些更正放到目前并无重大意义，我的目的，只是想大家在看此书（特别是已经了解了一些民间传说）时，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脉络，不至于产生混乱。
　　 故事的发生地，并不是在仓前镇，而是在余杭镇。
　　 小说中的“澄清巷”“太平弄”在仓前是不可能找到的，而余杭却至今还有这地方。“澄清巷”在余杭中学东近百米处。据《余杭县志》记载：“……澄清巷，在县东三百步许大街北。”在“澄清巷”的中段，有一条向西的横弄，约30米长，就是“太平弄”。杨乃武世居余杭县城，宅子位于“澄清巷”口西侧的一幢临街的三楼院落。小白菜名毕秀姑，又名毕云芳，乳名阿生，仓前镇毕家塘人。毕秀姑幼年丧父后随母改嫁至余杭喻家，招闲林镇全丰村葛品连为夫，租住杨乃武家空房，后谣传“羊（杨）吃白菜”，为避嫌而搬至“太平弄”。
　　 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中，怨屈最大的并不是杨乃武，也不是小白菜，而是钱宝生。因为前二位虽历尽磨难，但已经昭雪；而钱宝生却一直作为一个见利忘义的阴险小人录入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钱宝生，真名钱坦，“钱记爱仁堂”药店的老板。钱坦为人和气，行事谨慎，并乐于助人。据“爱仁堂”旧帐本记载，他每年赊出的药钱就有数十枚银元。由于他懂得一些医理常识，经常无偿给别人看病，人称“大慈先生”。“爱仁堂”药店建于清咸丰年间，堂前挂有“业精于勤”、“以孝事亲”、“以信为本”、“以诚待人”、“以忍处世”等家训。不难看出，钱坦是一个比较本份、老实的商人。在旧时候的中国小镇，像他这样一位有文化、懂医术的人，对小镇以及小镇上的居民，都是有过贡献的。这从钱坦临死前的一段话中也可窥其一二。钱在弥留之际曾说：“我一生清白，地道经商，祈求全家安宁，哪知因杨案被牵连，作了违心的具结，实出无奈。真是祸福在天，命运在神，身不由已。”那么，钱坦又是怎样被牵涉进杨、葛这场官司的呢？
　　 钱坦和杨、毕在此案以前并不认识，更无任何来往。钱坦的被牵涉，完全是杨乃武因受不了酷刑逼讯而胡诌的。当余杭县令刘锡彤用“非刑”逼供杨乃武于何处购得砒霜时，杨便记起了做蚕茧生意，船过仓前时有个“钱记爱仁堂”。杨乃武甚至于连“爱仁堂”老板的名字也不知道，仅是凭“钱记”瞎编了一个“钱宝生”。于是，刘锡彤“理所当然”地在钱坦和钱宝生之间划了等号。就这样，钱坦被无缘无故地牵涉进了杨、葛案件，一场飞来横祸降在了他的身上，并由此夺走了他的生命。
　　 钱坦被传讯到余杭县衙后，先是拒不承认，并否认“爱仁堂”经营过砒霜，后经不住陈竹山（何春芳）的劝诱和刘锡彤的承诺，便违心作了伪证，并在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叶杨氏）上京诉状时死于狱中。后来的京审，是钱坦的母亲和妻子为他代为申述的。
　　 杨、葛案件大白天下后，杨乃武感到对不起钱坦，每次做生意路过仓前时都到钱家叙聊，并再三表达歉意；他还书写了杭州药王庙楹联赠给钱家。
　　 由此不难领会，当《杨乃武与小白菜》在仓前上演时，钱坦的后人为什么要横加干涉了。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中另一个需要更正的情节是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关系。
　　 在黄南丁氏的书中，杨乃武和小白菜在葛品连租住杨家房屋时发生过奸情，只是后来杨在妻子詹氏的规劝下才和小白菜断绝了来往。事实究竟怎样，确是很难说得清楚，但我相信他俩是清白的。这从小白菜出家后几次欲去杨家忏悔，并在房内供奉“杨乃武长生位”和杨乃武之妻过世时去杨家凭吊，以及她自己将去世前托人代写的一份剖白中可以看出。这份由慧定（小白菜出家后的法名）口述，妙真执笔的剖白大意是：杨二爷蒙受天大不白之冤，人身受尽残酷摧残，遭终生之残，此时此事，终生难忘。均我所故，均我所害。二爷之恩，今生今世无法报答，只有来生再报。我与二爷之间绝无半点私情，纯属清白。后人如有怀疑，可凭此字条作证。
　　 我相信一个临死之人是不会说谎的，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杨、毕的清白，更能激起我们对“杨、葛”案件的同情心，也更能揭露晚清时期官府的腐败。从葛品连的死，到怀疑小白菜的“奸”，再从小白菜转而到杨乃武，其实都是县令刘锡彤的主观臆想。他为了报复杨乃武（杨曾指斥其粮官浮收舞弊）达到假公济私的目的，仅凭“羊（杨）吃白菜”这一传言，而武断地认为杨、毕有染，并由此断定葛的死是由杨指使毕下的砒霜。多么可悲的逻辑？而就是这样的逻辑，把杨、毕屈打成了“铁案”。
　　 了解杨、毕清白的意义，还在于让我们能更好地把握住晚清时期官场的黑暗。官场上的官官相护以及贪污受贿，牵涉到了近30位地方乃至中央大员。这些大员中的无论那一位，只要稍稍认真或无私一点，整个案情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因为，案情其实并不复杂。
　　 案情的关键就是葛品连究竟是怎样死的。
　　 书中确认葛全身发黑、七孔流血死于中毒。而事实上，当杨、毕等人在刑部翻供并开棺验尸，发现尸体并无毒药痕迹。这个曲折迂回的案件，最终就是由这一开棺而最终结案。
　　 纵观黄南丁氏《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虽说所据的史实不够精确，但此书的艺术性和对时弊的深刻揭露却相当成功。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时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的艰难生活，展现了苏杭一带的民俗民情。透过案件的本身，也反映了清皇朝行将溃败的历史。
　　 杨、葛案件留下的教训，同样值得我们现代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