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公平，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分粥理论”。英国的政治理论家约翰•阿克顿(1834-1902)曾讲过一个分粥故事。后来，美国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1921-2002)在《正义论》中引用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也叫“分粥理论”，其大意是：有7个人住在一起，每天共食一锅粥，因人多粥少，争先恐后，秩序混乱，互相埋怨，心存芥蒂。于是，他们开始想办法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怎样公平合理地分食一锅粥。他们试验了5种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指定一个人全权负责分粥。大家很快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了一个人，结果还是当权者碗里的粥最多。这样分下去，没有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没有制约的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
　　 第二种方法：轮流主持分粥。大家很快发现，每人一天，表面看起来公平了，但是几乎每周下来，他们只有一天吃得饱，就是自己分粥的那一天。这样分下去，资源浪费，饥饱不均。
　　 第三种方法：选出一个品德较好的人来分粥。大家很快发现，起初他还能公平分粥，但没多久，便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品德并不永远可靠，有时会经不起利益的诱惑。这样分下去，有亲有疏，有偏有向，不得人心。
　　 第四种方法：选出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机制。大家很快发现，虽然基本上做到了公平，可互相扯皮，粥吃到嘴里时已经凉了。这样分下去，大家都不满意。第五种方法：也就是当每天供应的粥不够吃时，由大家轮流分粥，而分粥者要等到别人都挑完后才能拿剩下的最后一碗。大家很快发现，用此办法后，碗里的粥每次都几乎一样多，即使偶尔不均，也都心甘情愿。这样分下去，人人心悦诚服，无可置疑，可谓简洁、实用，高效、公平。
　　 其实，这个第五种方法，虽然简洁、实用、高效，能够使大家心悦诚服，但并不能完全实现公平。因为分粥者只能拿剩下的最后一碗，如果分配不均，他自己拿到的肯定会是最少的，那他就吃亏了，所以他会尽量把粥分匀。但是如果受他的能力限制，他还是不能把粥分匀的话，那他拿最少的怨不得旁人，但拿到次少、第三少的，就是受他的影响，而少分了粥。虽然大家没有怨言，但事实上还是失去了公平。如果有一套带有刻度的碗，就比较容易把粥分匀了。可见，好的制度只能让坏人无法恶意地做坏事，还需要有好的人好的手段来实施才能落到实处。
　　 现实生活比分粥要复杂得多，要做到公平就更难了。作为老百姓，我们没有分粥的权力，且不知道有多少粥可供分配，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资格参与分配。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如开豪车的人可以吃低保、拥有廉租房，而真正的无家可归、无收入或低收入者却不够条件；德才兼备的人得不到重用，一些不学无术之徒却能平步青去。
　　 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场合看到“公平公正公开”的提法，我认为把公开放在最后是有问题的。公开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前提。没有公开，哪里会有公平公正？只有先公开透明了，让大家都知情了，都来进行监督，才有可能做到公平公正。现在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公示公告，似乎要进步了，但如果认真看一下其中的内容，稍微思考一下，便会发现有问题。曾记得有个某市市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有不少人的全日制学历一栏是空白，大概是其全日制学历实在拿不出手吧（因为有些全日制学历是中专的都填了）。而且这些人很多还是70后甚至80后的！真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在提名、考察等环节是否有公示是否合乎程序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的任前公示，颇有一股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气势。估计我们一般老百姓看了这个公示就算有意见，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没有谁会较真，因为提了意见也不会有作用。
　　 在单位上也多次参加过民主推荐、民主投票之类的活动，这类活动一般是不要签名，且不现场计票并公布结果。不签名据说是为了防止未选上的人对投票人进行打击报复，似乎还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现场计票和公布结果就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了。莫非仅仅是把这类民意调查当作一个工具，推荐上来的人如果合乎领导的意图，那领导当然会遵从民意，皆大欢喜；如果跟领导心目中的人选不一致，估计就会要将投票结果修改了。更何况这些推荐或选拔的条件，很明显就是为某些人量身定做的，你不选他，就只能弃权。我们老百姓也太好糊弄了！
　　 王阳明说，合乎天理，不存私心，即是公平。这个定义虽然正确，但缺乏可操作性。是不是合乎天理，要经过长时期的验证才能知道；是不是存有私心，只有自己知道。象当年朱镕基总理搞的国企业改革改制，大量工人下岗，我相信朱总理是没有私心的，但是否合乎天理呢？下岗对工人来讲明显是不公平的，但有人说那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正确选择，是国企业改革必须经历的阵痛，从这方面讲，又是公平的了。是耶？非耶？
　　 追求绝对的公平，是徒劳的，明显的不公平，也会让我们的社会失去和谐。但愿我们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当权者，多发发慈卑之心，想想因果报应，能问心无愧，则百姓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