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学冰山雪莲花”，这是刘熙老师的一句座右铭。也许就是她顽强地走过艰难，保持本我的心理支撑。
　　 ——题记
　　
　　 一
　　 1954年8月初，刘熙接到了调令，收拾好简单的行装，从临安出发，乘车抵达宁波，然后坐帆船经过了五个多钟头的颠簸，来到了千岛之城舟山，来到这个她丈夫新的工作之地。
　　 1948年7月，刘熙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因学业成绩第一，被南京大学教育系留用为助教。而丈夫黄信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避走他乡，后参加了今肖支队，进入革命队伍，在完成了军管接受工作后，他想跟妻子一起生活，可无法调到南京；1950年2月分配到浙江临安专署文教科任股长。因此，刘熙只有从南京调到临安，先后在临安人民文化馆、临安初级师范、临安中学等出工作。1953年3月，为加强国防前哨建设，根据党中央决策，撤销临安专区，三百多位在临安工作的青年人员调往舟山，帮助建立舟山地委和专员公署。黄信是其中之一，1953年6月分配到舟山专署文卫科工作。她就有一次跟随丈夫的工作调动而来到了海岛定海。
　　 她调到了定海中学。当时学校缺少数学教师，叫她担任数学老师，她没有什么迟疑，就接受了任务。刘熙虽然是解放前的中央大学的教育系毕业，其实她的各门成绩都很出色，是个才女。她出身与耕读世家，从小就敏而好学。小学、初中，到后来读北京市立第一女子中学高中部，她的学业成绩都是数一数二。北平沦陷之后，她不愿当亡国奴，瞒着父母，与几个同样高中尚未毕业的同学结伴，一路颠沛流离，从沧陷区冒险偷渡黄河，辗转来到大后方的陪都重庆。1944年2月她参加当时的教育部在四川白沙镇举办的大学先修班入学考，就是第一名，这也是让同时应考而得第四名的黄信对她产生惊奇，使他改变“女子无用”想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大学先修班刘熙成绩优异，学校就直接保送她进入了当时的中央大学教育系。所以对于中学的各门课业她都精通熟悉。她做事从不轻忽随便，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是她的一种追求。因此她办事非常认真，常常利用课外时间辅导学生，一心扑在教书上；她讲课生动到位，课堂应变能力很强，善于课堂生成性教育。
　　 1958年的一天，上课铃一响她就开始有声有色地进行了数学讲述分析，她的精彩讲述深深地吸引着学生，大家都专心地听课，教室里很安静。忽然，她听到有轻轻的说话声，她顺声看去，发现坐在教室右侧第一排的陈乃立正在与同桌议论。陈乃立当时个子小，坐在右排第一桌，平时一直是很专心的，成绩也不错，今天怎么会开小差？她从传到耳中的零星语言就判断，他们是在说她今天穿的鞋子，应该把他的注意力拉回来。刘熙突然把一句话讲完，对着陈乃立说：“陈乃立，你为什么研究我的脚？”此语一出，同学们立即哄堂大笑。而在同学们一阵笑声过后，刘熙就转入到数学讲解之中。同学们全都专心听着她讲说，看她在黑板上一步步的演绎，领会和理解着……陈乃立虽然感到不好意思，但是并不尴尬。因为这个批评是在太委婉了。她没有训责“上课不要讲空话”，而是把闲聊说成“研究”，把“鞋”转义为脚，多含风趣幽默之感。陈乃立很快就进入听课中去，并且分外专心。
　　 刘熙老师在讲课之间，根据课堂变化，没有什么思考，就这么信手拈来，这样一句风趣的问话，正是她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在瞬间迸发的火花，正是她灵动快速生成教学的反映。后来成为浙大教授的陈乃立，把这句话作为课堂风趣的范例，不但自己获得了很多教学的启发，而且还作为范例传达给她的学生：他还把这句话作为警句，“懈怠时促我奋进，走神时促我专心。它伴随着我闯过了一个个人生的激流险滩。”而这个班的学生四十年后依然对这句话还记忆犹新，感受深沉。
　　
　　 二
　　 一个真正的教师，总是把学生的事作为重心，了解、理解、关心、体贴、开导学生，想方设法为学生解决难题。刘熙就是这样，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她就会在晚上或星期天，针对他们的具体情况，给他们无偿补课，生活有困难的学生，她也总会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
　　 刘熙家里用的一个黄底红花的破脸盆，却记录着一个美丽的故事。1955年初秋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刘熙像往常那样来学校东边老校长楼后面的老井洗东西。却看到井旁一个男同学和女同学在争说。两个同学争得脸红耳赤，但还没有完结的样子，那男生正是刘熙班的学生，她就向两位问知情况。原来那个男同学出于好心，帮助那女同学用脸盆到井里打水，不小心把脸盆底部和盆沿的搪瓷漆给碰脱了。女同学看到自己折纸黄底红花的新脸盆碰出了斑斑块块的黑疤，很是难受。那时候大家都很穷，一只脸盆也很珍惜的，因此那女同学要男同学赔。男同学哪里赔得起，只有急着说明，请求原谅。女同学流出了眼泪坚持着要陪……刘熙听了，就说那这个脸盆就陪你新的吧。刘熙就去买了一只同样的新脸盆，代男同学赔了那个女同学。女同学高兴地去了，男同学感激地说着也离开了。一场纠纷就解决了。刘熙把那只损坏的脸盆拿回家，自己动手在碰起黑斑的地方涂上厚漆后就自己使用。宁愿自己受损失，也不让学生受委屈。后来她无辜被打成右派，贬到六横、小沙、马目等地，这只脸盆作为家里日用之物，陪伴她度过坎坷苦难的岁月，自然那脸盆又增加了层层的漆疤。
　　 这种宁愿自己受损，乐于帮助别人的行为，在她刚在南京大学教育系任教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她的丈夫黄信1948年8月19日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被捕，这让她对当时国民党黑暗有了进一步认识。所以她一方面为拯救黄信等奔走找人，一方面把全部薪水，买了食物送进监牢里，给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营养，而自己吃的很差，马马虎虎填饱肚子就算好了；同时配合同学们的营救委员会组织了家长营救会。后来丈夫黄信虽经地下党营救出狱，但在南京已无法立足，遂经地下党介绍去浙江参加金萧支队，在四明山一带与国民党部队打游击时，刘熙就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组织宣传及统一战线等工作，还冒险在自已宿舍掩护藏匿遭搜捕的地下党组织一负责人，博爱之心可见。
　　 就是被贬到乡村时，她依然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去关怀学生。虽然她当时的工资降到了42元，家里还有几个孩子要养育，大儿子读书，不能光着脚去上课，那穿的鞋子一只就补了17块补丁。可是她宁愿自己节俭生活，艰辛度日，不吃教师菜，而吃学生菜，但依然尽心帮助学生。有的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缴不起学费，她到时就替他们代缴上；看到学生冬天单衣单裤还打赤脚，手上脚上长满了冻疮，没衣穿，她就把自家孩子的棉衣、鞋子送给他们穿。当时她教的初中班，也有部分学生住宿，而学生住宿的是大寝室，十几个人一个寝室，有一两个孩子晚上不安分，就会影响一批学生的睡觉。于是晚上她就把两个不够安分的学生带到自己宿舍让他们睡。她家的宿舍本来就很挤，他让学生睡好，自己跟女儿就挤在小床上睡。学生寝室安定了。学生晚上睡得好，白天上课精力充沛了，她就感到满意了。她到马目中学工作时，有她的学生读大学后经济困难，她得知后，还数次寄钱给他。
　　 因此他教过的学生对她印象很深。很多学生后来一直去看望，像木马哪位她在马目中学时资助过的学生，工作后常带礼物来看望。1955年进定海中学高中读书的周明智，2011年回忆起当时的舟中学习时，激动地说“高中第一学年，班主任刘熙老师。她是位精明能干的数学教师，解放前夕南京大学毕业，个子不高，教数学相当出色，对同学关心又严格。胜过自己的母亲。我是班长，非常敬佩她为人耿直，教育很有方法，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但一年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不知道她的去向。2005年我去拜访她，才知道她被错划右派，吃了不少苦。这种对人才的伤害杀戳是我们社会的悲哀。”
　　 因此，在她晚年，常有从前的学生提着礼物前来看望，也有许多当年的老同学从全国各地赶到海岛来探望。2008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芳等老同学来舟山看望她，临别特意坚持要留一万元钱给她，说是感谢她在南京大学工作时接济过他们。人们说起她，总是感叹不已，尊敬她的人格，佩服她的学识，感叹她的人生坎坷。
　　
　　 三
　　 是的，1957年10月10日，她在反右学习中被错划为右派。除了家庭出身是资本家兼地主外，把她打成右派的所谓反动言行是：“她对肃反政策抱不满。她认为会使好人遭冤枉，扩大个别错误的缺点。”“他与右派共鸣，说‘党员干部不称职’。批评前教导副主任,是党员‘唯唯诺诺’，只是对党忠实，工作拖拉，不虚心求进步……”1958年4月16定海县县委审批决定她的工资由原来的教师5级（81.5元）降为8级（55.5元）。1959年9月她被贬到六横中学，她就带着女儿到了六横，她依然认真教书，关心学生。六横中学校长感到刘熙是无辜的，就打报告要求摘取刘熙右派帽子。1961年9月，受到上级批准，摘去了她的右派帽子。
　　 1962年3月调到定海临城四初；1966年2月，她调到小沙中学；1968年又调到马目中学；1975年8月调到洋岙中学任教，直到1979年2月退休。
　　 在这样的过程中，她的历史和右派的问题一次次被翻出来，按批受斗，受尽苦难。文革时，她被从宿舍赶到食堂边上的一个工具间住宿。每天晚上写思想汇报，每天吃饭的时候，前面和后背挂着一块写着“黑帮分子刘熙”牌，站在食堂里叫“我是黑帮分子刘熙”。后来老用餐的人们看不下去，就在食堂里贴了一张大标语：“禁止黑帮分子刘熙在大厅吼叫！”她才得以中止。不再让她上课了，她给学校放过牛，打扫厕所、食堂，为食堂挑水，她每天早早就得起来烧火、洗菜，早、中、晚需挑井水灌满供师生洗碗淘米的大水缸。他的二儿子见个子矮小的她挑水踉踉跄跄，特别是经过两道门槛时十分吃力，就帮母亲抬水，结果她又被增添了一条“逃避劳动改造”的罪名。她就坚忍苦干，从开始的半桶水到后来就能挑起一担水。一次，她端着一大摞滚烫的刚取出的饭盒（当时学生蒸饭，生米饭盒需一盒一盒放进高高的大桶蒸锅，蒸熟后再取出来），饭盒突然倾斜，她生怕饭倒翻就用手臂去挡，结果手臂烫伤了一大片。她过去没有干过农活，做过重活，她都干过，寒冬时凌晨，她去冰厂挑过冰。她用坚强意志去经受劳动的考验。
　　 一次，小沙街上开批斗大会，她照例陪斗，结果整个批斗会就打她一个人，被打得在台上翻来滚去，回来后她倒头便睡着了，第二天照旧扫地冲厕所。有人问她，她说：“我又没做亏心事，当然吃得下睡得着。一点皮肉痛怕什么，工作不做了啊？”她不求人帮助，更不会向困难低头。
　　 她觉得人的尊严就是要自己努力去战胜困难而不是靠别人的救助。她的困难生活，在她到四川读大学就开始了。从北京到四川的一路奔波。边读先修班贬代课解决生活来源，为了自力更生，先修班保送她上中央大学时，她填报的志愿就是能够提供点伙食的教育系。1945年夏天，她的弟弟一个人偷偷从北平跑到重庆，指望投靠姐姐在大后方找块立足之地，可她只是个自顾不暇的穷学生，哪有能力照顾弟弟？姐弟俩每天有一顿没一顿的，经常连稀饭都喝不饱。当时跟她正谈恋爱的黄信就真心地送钱给她，并且说明他的动机，但是她仍然严词拒绝了，她对黄信说，宁愿和他绝交而不愿接受他的援助。使得黄信更加佩服她的坚强，感情就进一步发展。她父亲开始时反对她跟黄信的恋爱。后来得知他们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很困难，1946年父亲就托人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钱，她却坚决把那钱退回去，认为自己既然选择了这样的家庭生活就该自己挑起担子来，承受艰难，不要别人的怜悯。这是人格，是尊严的一种显兆。
　　
　　 四
　　 她有句名言：“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浪费自己的时间就是自杀，浪费别人的时间，就是谋杀。”
　　 她一生与教育打交道，特别嗜书，也特别希望子女们多读书、多学习。由于她的问题他女儿、儿子都受到到牵连，连书都不能读。她就教育子女，要挺直腰背，珍惜时间，认真读书，艰苦努力。她的二儿子去宁夏插队时，正是文革停课闹革命时，临行，她嘱咐儿子：“你到农村后也要想办法读书，哪怕当一辈子农民，将来也需要文化的，因为社会总是要发展的。”在以后的书信中也是反复这样提醒。恢复高考后，小学毕业的儿子考取了大学，这与她的教诲是分不开的。她的女儿不能上学，觉得读书无用。她就引导女儿读书。对女儿说“没有废物，只有废人，那就是不自己苦干奋斗的人。”女儿懂事后，通就刻苦自学，苦读中医自大，获得学业。
　　 1979年1月舟山地委发文为她平反，指出：“刘熙同志没有右派言论，应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工资待遇。”然而这二十多年的苦难折磨如何抚得平。然而，她是开朗明智的，把目光看向前方。因为对她来说书就是生命。她退休后还是喜欢看书。当时孩子们给她送去电视机，期望丰富她的晚年生活，但她以保护视力为由从来不看，把电视搬到保姆房里去了，可她经常借助老花镜和放大镜看书。就是半夜醒来也看书，直至临终前一天还在看书。
　　 她退休以后，舟山地区教师进修学校聘用她任教。她就又斗志昂扬地开始了工作。她一到学校工作，学校就通知她参加教育学院的教育理论培训学习班，而这个学习班是3月份开始的，她迟到了一个月，为把落下的课程补上去，她就利用课余时间学习，请教。学习非常认真，上课专心听讲，认真记笔记，课外再好预习、复习和核对笔记，甚至背诵某些重要内容，勤奋好学，一丝不苟，并参加班组一切活动。学习结束，学院从班组到党支部到院党委给她评价很高：“该同志人老心不老，。虽然因为客观原因迟来一段时间，但是学习努力，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加班加点，及时补上所脱的课，而且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开动脑筋，刻苦钻研，发言积极，分析深刻，学得主动、虚心，生动活泼。同时积极锻炼身体，参加劳动，不怕累，不怕脏，二个月的学习表示人虽退休，思想并没退休，热爱教育事业，决心为四化做贡献。”
　　 她依然怀着本初的心愿，像冰山雪莲，经受了严冬冰雪，更加散发出亮丽的本我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