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叫“皇历”，它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据说唐文宗李昂曾下令，历书必须由皇帝本人钦定，并只许官印不许私印，从此历书就成了皇历，现今由卫星向用户发送的数据，包括全部卫星的粗略星历和卫星时钟校正量、卫星识别号和卫星健康状态等数据。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曾印有一本《宣明历》，载有月日、时辰和节气。现存的一部最古老的印刷历书就是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印刷的，现藏于英国伦敦。
　　 历书在民间流传和普及是宋代以后的事。据说宋代有个学政主持科考批阅朱卷时，发现不少秀才把日期写错了。问其原因，秀才回答说：“书生昼夜读书只能观星月计算日期，哪有不差一两天的。”于是学政奏明朝廷，请翰林院年年修撰历书，以供秀才计算光阴。后来，历书由宫廷逐渐发行到民间，成为劳动人民记月算日的工具书。
　　 说起历书在民间的普及，远的不知道，就新中国建立后的六十多年间，有几次变化都是我亲历过的。记得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买（老百姓叫“请”）一份灶王爷（也有的叫老灶爷），因为灶王爷图像上面有个当年的历书表，载有月日、节气。开始大都是把灶王爷贴在灶门旁，但这样看起来不方便，又因距离锅底门太近，容易损坏。慢慢的灶王爷就离开了锅底门，而是贴到人看日历方便的位置上，一般都在灶窝上面半人多高的墙上。为了方便生产和生活，再后来，有不少人家就不把灶王爷贴在厨屋里了，而是贴在堂屋当门显眼处，目的就是看日历方便，且能用一年不坏。可以说这是日历普及到家家户户的最好时期。在机关、学校和工厂，有一部分单位买有台历放在领导办公桌上，以方便工作和学习。这种状况，基本上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历书的普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即挂历兴起。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兴起的。单纯的挂历是没有的，多是企业和商业的广告与挂历捆在一起的，但名字就叫“挂历”，这是人们非常喜欢的一种普及历书的一种形式。春节家庭挂历的档次甚至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特别是在城市和机关，有的挂历设计新颖独特，多是选用进口的上乘铜版纸，印刷质量也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就曾策划和编辑过两个年头的挂历，全是由香港印刷。质量是当时最好的挂历，市场上要卖几十元钱一本。但我们印制的挂历不是卖，而是用来送人。除了发给本单位每户一本外，主要是送给上级领导机关和有业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现在看来，我们厂搞的两次挂历广告，都没有起到产品广告的作用。因为发放的范围全是内部的人，包括他的上级机关和关系户（是供应产品原料的关系户，不是购买产品的关系户），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以挂历的形式普及了历书。这个时期，挂历在城市的普及率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因为除了市场上出售的各式各样的挂历外，不少工商业单位都以做广告的形式制作了挂历。在农村，挂历的普及率相对低得多，估计不会超过百分之五。但是农村历书的普及率还是百分之百，因为除了老灶爷头上的历书外，还有商家印制的价格低廉的单张日历走进百姓家。
　　 城市里的人过春节，挂历一直都是香饽饽，很受青睐和欢迎。但是，从二0一六年春节开始，挂历好像悄然消失。别处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像是这样的。记得二0一五年之前的三十多年间，我们家每逢春节，至少要有两本以上的挂历，有的是人送的，没人送就自己买，总之挂历不能缺。少了挂历好像生活就没有着落一样，整天不知怎么是好。去年好歹交有线电视款时，广播电视网络公司发了一张广告式的日历，还有一家个体银行散发宣传广告式的日历，偶得一张。2017年情况大变，前两天我去交有线电视费，连去年那样的广告式日历都没有了，用一副春联和一个大福字倒角取而代之。妻子到处去买日历或挂历，就是没有卖的。昨天闺女来家吃饭我又说起此事，她说企业送给她家两本挂历，可以给我们一本。结果拿来一看，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样子的挂历了，而是一本纸质较差的十六开本历书（日历）固定在一张长方形的硬壳纸板上。虽然与过去的挂历不同，但毕竟是一个挂着的日历或曰历书。妻子总算安下心来。
　　 离开了老灶爷头上的日历、挂历和台历，历书的普及就大倒退了一样，其实不然，也可以说是恰恰相反，可以骄傲地说：“实行历书一千多年来，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普及过——人人手上都有一至两份历书（日历）！”要问这日历在哪里？就在你的手机里！大概正是这个现代化的信息时代，才让挂历和台历悄然消失。像妻子那样还依靠看挂历过生活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不可抗拒地趋势。
　　 其实历书的这种普及并不是这两年才有的，而是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早就开始了，但人们认识它、接受它、习惯它确实是需要过程的。这个过程不管长与短，旧时代被淘汰都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