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浓的，又是淡淡的，在岁月的长河里，总会有一些东西，潮湿了我的眼睛，温暖了我的心，点燃我炊烟般袅袅升起的回忆，而老家的年味，就是这样的一种。
　　 无论什么东西，大凡前面冠上一个“老”字，便有了岁月的沧桑感和历史的厚重感，就好比山西的老陈醋、绍兴的老黄酒、家乡的老冬酒一样，在时间的长河里浸泡，在舌尖的味蕾上翻滚，然后在你的每一寸血管内奔涌，最后深深地烙印在你的骨髓里，想忘都忘不了。老家于我而言，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情感符号。每当提起老家，我就会想起泸水河，想起红岩山，想起羊角岭，想起那个依山傍水的叫“楼背上”的小村庄。每当提起老家，我就会想起炊烟，想起儿时的玩伴，想起友善的芳邻，想起日渐老去的爹娘。然后，这诸多的“想起”，总会在一个叫“年”的节日里，得到了尽情的释放！
　　 冬日的江南乡村是安静而闲适的。村后小山岗上的芦苇花，开得正热闹，纷纷扬扬的，仿佛细碎的雪花在半空中飞舞。村前的老樟树，依然华盖亭亭，叶子深绿中夹杂一些微黄，粗壮的枝干里标注着它走过的岁月的痕迹。村东的小河，清流款款，唱着欢快的歌。村子里，流淌着温暖祥和的气息。暖阳下，老式民居的门口，一位老婆婆，戴着老花镜，坐在矮椅上，正纳着鞋底。椅子旁边，一只老黄狗，蜷着身子，微眯着双眼，懒懒地晒着太阳。不远处，一只老母鸡，发出“咯咯咯”的声音，正招呼着几只小鸡，在草丛中觅食。天空中，偶尔有鸟儿飞过，滴落几声清脆的鸟鸣。
　　 然而，这种安静和闲适的氛围，在腊月二十四这天，被打破了。这一天，是小年（北方的小年是二十三吧），家家户户开始忙碌了起来。主妇们，系上围裙，戴着草帽，拿着笤帚，忙着里里外外打扫卫生。村东村西的井边，这时也人声鼎沸起来，有的在浆洗衣物，有的在擦洗坛坛罐罐、生活用具等。
　　 水井边，不时还传来几句俏皮话，引得众人开怀大笑。男主人们，则忙着“祭灶王”。你看，他们裁好红纸，端来笔砚，拿起毛笔，郑重地在红纸的中间写下“九天东厨司命府君之位”，右上方书写“上天奏善事”，左下方书写“下地降吉祥”。书毕，将它张贴在柴火灶的墙壁上。然后，端来桌子，摆上三牲（鱼、肉、蛋）、斋饭和香炉，再点上三炷香，双手合十，心中默念：“祈求灶王爷上天多说好话，保佑我们一家平平安安”。当然，祭祀灶王爷时，最好能上一些糖果，因为灶王爷吃了糖之后，嘴巴就被粘上了，他就开不了口了，想说坏话也说不了了。不过，我还是很疑惑，古代的糖大多是蔗糖或麦芽糖，粘性很强，确实可以粘住嘴巴，但一旦粘住了嘴巴，灶王爷怎么给你家说好话呢？所以，我更相信这句话：“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大约供上糖的目的，在于行贿灶王爷吧。
　　 小时候的我，常常跟在父亲身后，屁颠屁颠的，就是想偷吃几个糖果，甜甜嘴巴，解解馋。祭祀灶王爷，是男人的专利，女人是不能去“祭灶神”的，民间自古就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大概是因为“灶神”长得像个白面书生，清秀帅气，女人去祭拜，也许会生出一些风流韵事吧。呵呵，中国男人的心眼可真小，太不自信了！
　　 小年一过，年的味道就越来越浓了。渐渐地，小村的空气里，弥漫着爆米花、糖古和南花根的香味。打爆米花，现在已经不多见了，但在我小时候，是最寻常的。打爆米花的师傅，在土坪里摆上手风箱、柴火炉子（有的是木炭炉子），炉子上架上一个黑乎乎的铁质葫芦罐，中间圆鼓鼓的，一头是盖子，一头是摇把。师傅将米和糖装进铁罐内，合上盖子，拧紧，然后一手拉风箱，一手摇铁罐，炉中火苗“呼呼”，没多久，师傅停下风箱，站起身来，拿过一只开口经过特殊处理的麻袋，套在铁罐头上，将一个小铁棍插在铁盖子的圆孔里，用脚一踩，只听得“嘭”的一声，一股白色烟雾弥散开来，定睛一看，麻袋里是白花花，香喷喷，圆鼓鼓的爆米花。来打爆米花的人真多，提着米，扛着柴，排着队等候。孩子们好热闹，他们伸长着脖子，像泥鳅一样在围观的人群里，钻来钻去，想亲眼目睹这将米变成爆米花的过程，也许在孩子们的心目中，这就是魔术，这就是神奇吧。
　　 打麻糍，也是我们老家过年的传统节目。某天的清晨，父亲叫上邻居后生，抬来了一个石臼和两根木杵。将浸透了的糯米，滤掉水，上甑蒸个把小时，灶膛里烈火熊熊，厨房里糯饭飘香。我在灶下殷勤添柴，恨不得糯饭快点熟透，好一饱口福。母亲揭开甑盖，用手掌按了按糯饭，没有粘手，于是说：“熟了”。我赶忙站起身，母亲看着我的馋样，就团了一个糯米饭团递到我的手里，真烫手，我两只小手轮流握着，不时还对着饭团吹气，然后咬上一口，真的很香，心里乐滋滋的，满满的是温暖和甜蜜。起锅了，母亲把糯米饭倒在石臼里，然后两个邻居后生手握木杵，先是轻轻将糯米饭捣平，接着双手举起木杵，嘴里发出“嘿呦，嘿呦”的号子，不一会儿，石臼中的糯米饭被捣烂了，然后两人用力一卷，糯米团就稳稳地放在了盘箕里，妇女们用绳子在木杵上一绕，再往下一摞，木杵上干干净净。母亲和几个邻居大嫂，麻利地团起来麻糍，一个个麻糍，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大盘箕里，白白的，圆圆的，十分惹人喜爱。
　　 打完麻糍，该做新衣服了。那时，我们叫“连衣服”，就是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做衣服。来我家做衣服的师傅，共有两个，一个叫财生，一个叫高子。我对财生印象较深些，他是个老师傅，戴着老花镜，嘴上叼着短烟斗，烟管黑中泛黄，油光锃亮，是竹鞭做的，应该有些年头了。他不用缝纫机，手里就一个针线匣子，一把尺子，一把剪刀。他手艺很好，我老家的人都请他，所以生意很忙，叫他做衣服，还得赶早呢。那时候，什么都要凭票买，买布也不例外。母亲为了让我过年能穿上军绿色的新衣服，叫我早早地去江口供销社去“扯布”。那天，供销社买布的人真多，大家蜂拥在柜台旁，个个都踮着脚尖，伸长脖子，高扬着布票和钞票，高声地嚷嚷：“给我买，给我买”。我为了买到军绿咔叽布，顾不得自己个子瘦小，拼着命往人群里挤，等到轮到我了，布却没有了，最可气的是，我的军绿帽子也不翼而飞了，我只得悻悻而归。后来还是父亲到严田供销社，扯回了几尺军绿色的咔叽布，赶在年前请财生师傅帮我做好了，才得以满足我的心愿。至今想起这段经历，还恍如昨日。
　　 到了腊月二十八、二十九，老家的人们就开始做豆腐、杀年猪、炮酥肉了。其中杀年猪最有趣了，那把前头弯弯的油光锃亮的阎王钩，很神奇，杀猪师傅撸起袖子，系上一条油晃晃的黑色围裙，健步来到猪栏里，拿着阎王钩，往猪下颌一钩，猪嗷嗷叫，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前蹄直立，身子往后，拼命挣扎。杀猪师傅将它从猪圈一路拖到厅堂，然后抓住猪的腋下，与抓住猪尾巴的助手，合力将猪按倒在条凳上，再一刀捅向猪的喉咙，顿时，鲜红的猪血“汩汩”而出，猪血恰好流到了准备好的脸盆里。随着猪血越来越少，猪痉挛了几下，随着一挂爆竹声起，猪的一生便宣告结束了。我和小伙伴们忙着捡炮仗，杀猪师傅则将猪掀翻在地，忙着褪毛、开膛、分肉。这边的厨房里，正在演奏锅碗瓢盆进行曲，灶火通红，肉香四溢。邻居们也陆陆续续来了，杀猪饭就要开吃了。我们这些孩子等不及啦，欢天喜地端着小碗，在旁边的小桌上，早就喜滋滋地吃起来了。
　　 最热闹的当属大年三十了。这一天，上午我们跟着父亲去山上祭祖扫坟，接着是父亲写春联，我们则帮着贴春联，最后是吃年夜饭。然而，最难忘的还是“守岁”了。灶坑的里边枕着一根粗大的老树兜，火势很旺，还能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烧火凳的柴角头，堆满柴草，我们斜靠在柴草上，柔软而舒适。墙角的米酒，在禾草裹着的酒缸里“嗤嗤”发酵，厨房里，满是扑鼻的酒香。父亲拿着长长的旱烟袋，一边抽烟，一边给我们讲故事；母亲则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纳着鞋底，银针一闪一闪，仿佛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最激动人心的，是发压岁钱了，那时家里不富裕，但父母总会给我们包上几角钱的红包。红包是父亲亲手做的，小巧工整，上面还会写上祝福的文字。这一刻，整个家，显得宁静而温馨。
　　 随着开财门的鞭炮声响起，新的一年来了。我们还没等天亮，就迫不及待地穿上了新衣服，戴上新帽子，准备迎接新年的第一天，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欢喜和希冀。大年初一，我们先给父母拜年，然后到宗祠给祖宗上香，接着到各家各户拜年。我们那时拜年很有讲究，不像现在，只是握握手，问个好，就算拜年了。那时拜年，很庄重，要双膝跪地，两手附地，非常谦恭。主人往往会伸出双手，来接礼。礼毕，招呼大家抽烟、喝茶、吃零食。特别亲的，还会留下来吃饭，饭菜丰盛，甚至还有精肉蛋汤吃，这应该是贵宾的待遇了。拜完年，大人们去忙自己的事情了，孩子们则放炮仗、玩游戏、捉迷藏，不亦乐乎。整个小山村，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到处是笑声、歌声和鞭炮声，此时，老家的年味，也达到了最浓，像一杯醉人的美酒。
　　 老家的年味，忙的是大人们，喜的是孩子们，难怪古人有云：“大人喜欢莳田，小孩喜欢过年。”也许，在大人们看来，莳田是种下一年的希望，过年则是一年收成的展示，有骄傲，或者有愧疚；而在孩子们看来，过年有好吃的，有好玩，还有新衣服穿，他们无忧无虑，天真烂漫，这不正是大人们希望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