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昏，家门外突然传来马的嘶鸣。我打开门，看见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朝着我家张望。只有一匹马，没见人影。我兴奋地往屋子里喊：“祖父回来了。”
　　 祖母几乎是小跑着从屋子里走出来，欣喜得像一匹刚挣脱缰绳的小马驹。我们对这匹马都很陌生。而马却像一匹对我家熟门熟路的老马，用嘴巴亲热地舔我们的脸。虽然浑身是泥水，却无法遮掩它的健硕和矫美。是一匹年轻的母马。马背上驮着两袋子沉重的物品，快要把马压垮了。仔细一瞧，两袋子上都用炭黑墨水写着一个人的名字：银兴邦。尽管字迹模糊，但也足以让我们知道是大伯回来了，而非祖父。
　　 他在井那边给马打水，向我们招手。井太深了，大伯够不着。其实是大伯太矮小了，连提一桶水的力气都凑不够，我跑过去帮他。折腾了半天终于把半桶水打上来。
　　 “这不是你的功劳。”大伯提着水对我说，“你还小，革命，你不配。”
　　 马一口气便把一桶水吸干。大伯要祖母帮忙把物件卸下来。祖母警惕地问，这是什么？
　　 “你放心，不是军火，是书。”大伯说。马比他高出一大截。他拍拍马背上的鞍子，意思是说他是骑马从省城回来的。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骑上去的。平时，去往省城，人们都是乘船。
　　 祖母说：“书比军火更危险，让它离家远一点。”
　　 祖母从没出过远门，近年患胃疾，更是足不出户，但她似乎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比如，每隔一段时间，省城里总要枪杀一些不听话的读书人。那些读书人被押到大学的北面，一堵著名的“南墙”前，面朝墙壁，士兵们端起枪，朝他们的脑袋开枪。血就顺着排水沟绕过孔庙，往东流过灯笼巷、潘家祠、旧戏院，最后跟江水汇集在一起。枪决前，那些读书人可以提一个要求，但几年来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把他们跟土匪、杀人犯、盗窃犯、贩夫走卒一起共赴黄泉。如果不是枪决而是斩首示众，请政府同意将他们的下半身都标贴上名字，好让亲友辨认收一个全尸，而不至于张冠李戴……这些传闻祖母都知道。祖父每半月一信，核心内容便是让祖母提防大伯，不要让他跟那些所谓的革命者有染。祖父在广州做生意，很少回来。这个家由祖母作主，事无巨细，她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却无法掌控大伯。
　　 大伯在省立大学里教政治学，三年前竟然也开始迷醉上画画，是西洋画，人体肖像，而且竟然在政治课上讲授西洋美术，教学生画油画。学校无法容忍他教授学生画男女裸体，三番五次警告他，并以开除教职相威胁。大伯说，政治学并不能救国，画裸体也是革命。还没等学校开除，他自己便辞了职，很快便在一家报社谋到了一份差事。但他激愤的文风不适合继续待在那里，而且，他经常出现在某些游行、集会上，用夹杂着浓郁客家口音的国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演说的时候，摇头晃脑、手舞足蹈，疯疯癫癫的，却文采飞扬，排山倒海，气势如虹。小个子大伯是天生的演说家。本来，这些举止尚不足以将他驱逐出校门，但是有一次他咬牙切齿地对着莅临学校视察的省政府主席大声说：“你们得意不了多长时间了，革命的烈火将把你们化为灰烬。”
　　 喊完这话的第二天，学校便将他驱逐。有一千条理由让人相信，他被警察局的人盯上了，没有人敢收留他。善意的朋友劝他离开省城，躲避一阵子。但固执的大伯哪也不去，就留在省城，被禁止在公众场合演讲。有人恶狠狠地警告他了，再妖言惑众，煽动民意，便割下他的舌头。后改写文章，很快连文章也不写了，他的文章写得不好，激烈有余理据不足，满嘴跑火车，招人厌烦。那就改行画画。画得也不好，充其量，就一个三四流画家。但有人从他的画里看到了反意，告他的密。警察一次又一次上门，将他的画当场付之一炬，并将他驱逐。大伯露面的次数便越来越少，越来越隐蔽。他不断地换地方，最后连祖母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干什么，究竟要干什么。有一次，祖母让我父亲去找他，让他回来跟伯母圆房，做一个正常的人。伯母是高州一个药商的女儿，八岁就跟大伯订了婚，进我们家门已经有五年了，结婚时，是按大伯的要求，只搞了一个简单的新式婚礼。然而，大伯从来就没有要跟伯母圆房的意思。结婚仪式一结束，便乘祖母不注意，一个人乘船离开了，留下伯母一个人张灯结彩。从此，大伯和伯母再也没有见面。伯母孤独地守着婚房，还帮着祖母经营这个家。她最大的愿望便是跟大伯圆一次房，生一个儿子，把大伯这一脉香火传下去。伯母长得白净，不胖不瘦，眉清目秀，知情达理，从不抱怨，不发脾气，深得祖母喜欢。伯母也喜欢我。五年前，我母亲突然染上恶疾去世，伯母几乎代替了我的母亲。她每晚都从祖母怀里“抢”过我，让我睡在她的怀里。直到有一天，她察觉我长大了，才让我回到祖母的身边。一年前，祖母曾让伯母去省城找大伯，但伯母坚决不去。她不愿意给大伯增添任何不快。
　　 我父亲在城北离大学不远的一家破落妓院找到了大伯。正值黄昏，妓院门前冷落鞍马稀。在昏暗的灯光中，大伯正在给七个妓女画裸体画，以此抵偿嫖资。父亲抬头便看到七个妓女一丝不挂地坐在各自的躺椅上，错落有致，神态慵懒、闲散而淫荡。她们应该是刚刚吃过晚饭，每一个肚皮都微微鼓着，腰身上多余的肉无处安放，要挣脱她们往躺椅两边逃逸。毫无疑问，这是父亲生平第一次看到如此不堪入目的一幕。父亲不敢抬头，侧着身，压着声音对大伯说：“母亲令你回家……”七个妓女若无其事，只是眼皮轻轻地动了一下，身子依然牢牢地保持原来的姿态——那是最合适的姿态。她们不愿意为了招揽客人而错过成为画布上最美的风景。
　　 大伯根本不抬眼看一下他的弟弟，背对着我父亲，责备道：“你没看见我正忙吗？”
　　 父亲回来向祖母汇报，说大伯虽然声名狼藉，身无分文，走投无路，但不可能回家了，因为他满脑子都是革命，连妓女都相信了他，要加入他的革命队伍。
　　 “妓女造反不是什么稀奇事，历朝历代都有。”我父亲补充说。
　　 祖母满脸不屑，但很紧张，她意识到了危险，让我父亲再次进省城催促大伯：“母亲病危，速归。”我父亲对自己的谎言没有一点底，知道肯定欺骗不了大伯，对大伯的回家也不抱任何希望。大伯仍然热衷于跟政府对着干，他的画张贴到大街小巷，他的美名或臭名随着车流和人流带向了每一个角落，他放荡不羁的照片和不堪入目的画作上了各种小报的八卦新闻。我父亲恨不得马上离开让他丢脸的省城。大伯对他说：“我是随时准备死于南墙的。我的背上写上了我的名字。”大伯脱掉上衣，果然看到他的背上文着“银兴邦”三个字，当他身首异处时，凭此三字便可以将他重新组合成一个原来的模样。
　　 我父亲再次从省城里回来对祖母说：“你当他死了吧。”
　　 祖母对大伯的归来越来越不抱希望，在给祖父的去信中，她甚至激愤地写道：“建邦或许已经死了吧，我们就认命吧。”
　　 伯母经常对着大伯睡过的床哭泣。祖母劝慰她，如果他真死了，我替你张罗改嫁。但伯母是不会离开我们银家的，哪怕守寡一辈子。即便是为了我，她也会留下来。
　　 然而，四个月后，大伯回来了。身上散发着西洋画颜料的气味，似乎，还有廉价胭脂的残香。他回家唯一的理由可能是：要跟伯母圆房。
　　 伯母远远地躲在屋子里，从窗户眺望。高头大马挡住了她的视线。她还像新婚姑娘那样羞涩、胆怯。
　　 大伯搬不动书，只好央求我帮忙。我和他合力把两袋子书从马背上卸下来。祖母仿佛闻到了那些书散发出来的邪气和危险，坚决不让这些书进家门。我们只好把书抬进小粉河畔一间废弃的猪舍。马也安顿在那里。
　　 猪舍是草房子，长满了荒草，屋顶上的蘑菇和野花生机勃勃，干稻草散发出来的霉臭夹带着残留猪粪的气味。猪舍落在山坡上，对着弯曲的河流。时值汛期，河面开阔，停靠的唯一的一条船好久没有离开过码头了，它肯定已经长出了根，稳稳地扎在河里。
　　 “母亲病危”这个幌子的虚假性果然已经被大伯看穿。因此他一点也不慌张，更犯不着担心，也不准备郑重地向他母亲请安。伯母刻意躲开大伯，亲自下厨和下人一起重新准备了一桌丰盛而精致的饭菜，准备一家人坐下来好好地吃一顿晚饭。但大伯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对着厨房里的人说：“把晚饭送到猪舍来，顺便把被铺也搬过来。”他要在猪舍生活。
　　 大伯没有为自己的行为给出一个合适的理由。祖母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冒犯，很生气，也对着厨房发泄愤怒：什么也别给他吃，让他吃猪屎去。院子里弥漫一股剑拔弩张之气，下人们无所适从，战战兢兢。大伯让伯母转告祖母，如果他自由选择的权利受到干扰和阻挠，他将连夜返回省城。
　　 我父亲脸有惊慌之色，赶紧调和一触即发的战争，一面让我把饭和被铺送到猪舍去，一面悄声告诉祖母一个惊天秘密：“省城里的刽子手已经磨好刀等着他。”
　　
　　 二
　　 关于游击队的传闻由来已久。但我们从来就没有见过游击队。听说就在附近，最远也就隔着一两座山，也许涉过小粉河，穿过一大片树林，越过一个山坳，就能找到游击队。村里有人说在乌鸦岭见过游击队，个个蒙着面，肩扛长枪，背驮大刀，行走如飞，像传说中的土匪。他们不扰民，只打官府。去年趁着洪水袭击了县衙，取走了县长张仁和的首级，轰动全省。他们还扬言要占领省衙门，解放全中国。尽管这支游击队行踪不定，神秘莫测，没有谁见过他们的真面目，但还是不时传来游击队员被捕杀的噩耗。好几次官方刚说游击队全部被剿灭，可马上又传来游击队袭击衙门的消息。外村有憎恶我们的人，尤其是那些赖租的佃户，谣传我们银村有游击队员，指望有一天官府来围剿。这是不可能的，银村只有两百来口人，人人安分守己，连抗捐税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更没有人参与暴力活动。但有人坚称，他们亲眼看见过有游击队员走进银村。这是危言耸听。对银村的恶意揣测和诬蔑，使祖母怒火中烧，令我父亲加紧催促那些有意拖欠田租的佃户交租，给他们最后通牒。
　　 “这世道越来越不像话了！”祖母说，“难道地主就不用吃饭了？”
　　 在我父亲的帮忙下，大伯很快将猪舍修葺得焕然一新。除了屋顶加了一层稻草，将四周封闭起来，还清理杂草，地面填上了沙土，平整干净，看上去不再像是猪舍。大伯把那些书摆到用木板临时搭起来的书架上。都是一些西方哲学书，也有美术和建筑方面的书籍，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画作。依然是裸体女人，有的才画了半边乳房，有的已经画到了下半身。有的画的是年轻女人，也有的画的是老妇。大伯开始架起支架，调配颜料，继续完成他的作品。大伯并不忌讳，专心致志地作他的画，不刻意让我躲避。我父亲说那些粗陋之作低级下流，有辱斯文，喝斥我不要窥视，把饭菜送到门外便离开。开始时，我不敢直视那些画作，后来有意无意地观看，最后习以为常了。每次送饭菜时，我都趁机远远地驻足张望，偷看大伯作画。我父亲也懒得阻拦。画累了，大伯便坐在门槛之内，看书，或对着小粉河发呆，心事重重的样子。有时候，我想恳求他说说省城的新鲜事，比如说“南墙”杀头的事，但我脑子里马上涌现出来的无非是他在集会上声嘶力竭的演讲，或在妓院里乱七八糟的画面，除了这些，他还能给我说什么呢？罢了。有一次，他竟然向我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去把你伯母请过来，我要她给我当模特——即使是画一头母猪，我也不能凭空想象。”
　　 一想到要画伯母的裸体，我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将他的一顿饭菜倒进了水沟以示惩罚。我想这个我称之为大伯的人，真的是一个疯子，读书读坏了脑子。
　　 有一次，伯母来到大伯的猪舍，要把他的衣服拿去河里洗。大伯却紧张而尖刻地说，你不要碰我的衣服，你不要管我。他粗野地扔掉手中的画笔，脸上有愠色，是认真的，不容抗拒的。伯母并不觉得受到了伤害，眼里依然充满了温柔和羞涩之色。伯母要离开，大伯突然用恳求的语气对伯母说：“你应该给我当一次模特。”
　　 伯母听明白了，脸红得像火，犹豫了一下说，我没有空，我得回去做饭了。实际上，婉拒了大伯的无理要求。
　　 我不能白白每天给他送饭。我请他给我画一幅画像，当然不是裸体画，是肖像。祖父有一幅炭素肖像，挂在祖母的房间里，很好看。大伯抬眼瞧了我一眼：“你还不配。”
　　 我顿时有些生气。但当他每隔一段时间便把寄往省城的信件交到我的手上时，我愿意替他效劳，踏着泥泞的道路跑一趟镇邮政局。尽管我知道，信封里装的并不是什么信函，而是他刚好完成的裸体女人。一路上，我觉得手里的东西有点脏，有点龌龊，且毫无价值，甚至觉得手上拿的不是什么画，而是下流的女人，沾污了我的手。但有时候也想着拆开信封，仔细看看女人的每一个部位。
　　 祖母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家。她要对家里的一切明察秋毫，了如指掌。连千里之外的祖父，她也自认为了然于胸。家里三百多亩的良田，佃户的一举一动，甚至每一个短工的言行，她都掌握。祖母对我父亲一直不满意，认为他胆小如鼠、畏首畏尾，对人唯唯诺诺，好行妇人之仁，在佃户面前一副奴颜，颠倒了位置，经常无法把田租收上来。此等性情难以继承祖业，幸好，有大伯垫底，祖母对我父亲的窝囊、懦弱才无比宽容。我父亲除了外出去催收田租，几乎什么也干不了，聪颖肯干的伯母逐渐成了祖母的左膀右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