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女性创作队伍的日益壮大，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的女性叙事文学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势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广大女性创作者们的女性主体意识进一步复苏，对传统男权中心价值体系的批评、消解、反抗、颠覆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她们自觉地选择一种迥异于男性视角的写作立场、观察角度、文化思考和价值判断，以女性为言说主体，围绕女性展开叙事，书写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表达真实的女性经验，解读时代与生活，建构中国当代女性的文学观、生活观和价值观，显示出一种鲜明的女性主义叙事艺术特征。
　　 蔡瑛是一位擅长描写女性心理和揭示女性命运的青年女作家，无论是她的散文还是小说，都具有一种浓郁的女性叙事特质。一年前，我开始接触到她的作品，读过她的几篇散文，惊诧于她对女性灵魂、女性命运的探触之深、呈现之美；近日又集中阅读了她的十二个中短篇小说，更加强化了我对她文字的这种印象。她的小说《河水温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暮光》《风吹麦穗》《日头偏西》《惊蛰》《莲香》《小半日》《玉兰飘香的夜晚》《夜未央》《烟火》《子湄湖》等篇章，如同一条流光溢彩的语言的河流，集中展示了她的女性叙事艺术。
　　 解读蔡瑛小说的女性叙事艺术，我们首先不得不环视一眼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态：一、消费文明大规模向乡村逼进，所有的故乡都在沦陷，大批农业人口流徙入城市，农耕文明与消费文明的冲突与交融的剧烈程度亘古未有；二、物质文明疾速发展、精神文明未能同时跟进，大批民众在拥有了丰裕的物质享受之后，精神找不到出路，陷入迷茫；三、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传统道德的极度溃败、享乐主义的甚嚣尘上、信息交流的无比便捷，带来了社会两性关系的极大随意和混乱。蔡瑛笔下所有人物的命运，都是放置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演绎的。若抽离了时代，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形象都将坍塌。这是蔡瑛小说女性叙事艺术的首要特征。
　　 在蔡瑛小说的叙事系统中，女性人物无疑占据其中心位置。在这十二篇小说中，以男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只有《河水温软》《暮光》两篇，前者叙述的是一个在城市打拼的男青年不得不向生活妥协的故事，后者提出了关注入流徙农村老人的情感与性生活这一新的社会问题。其余十篇作品，都是以女性为主人公，它们分别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中的童佳、《风吹麦穗》中的麦子、《日头偏西》中的芬、《惊蛰》中的顾筱筱、《莲香》中的莲香、《小半日》中的安亦、《玉兰飘香的夜晚》中的夏琳、《夜未央》中苏子夏、《烟火》中的秦月和《子湄湖》中的菊子。
　　 蔡瑛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一类是生活在农村的中老年妇女——一种传统的“母亲”形象，如《日头偏西》中的芬和《莲香》中的莲香；另一类是生活在大、中、小城市的知识女性——一种“现代女性”形象，在这个急遽变化的时代，她们无一不陷入两性关系的情感纠葛中。作者将充满人文关怀、体察入微的笔触，探入她们的灵魂世界，触摸她们的内心困惑、矛盾、焦灼和突围，书写她们对庸常生活的承受或反抗，描绘她们同生活的抵牾与妥协，展示她们自身的冲突与和解。这些女性，在蔡瑛小说中承担了故事的叙事功能，她们的情感律动、生活嬗变乃至命运起伏，成为了人物故事的叙事原动力，推动着小说的情感叙事和命运叙事向前发展。
　　 《日头偏西》和《莲香》是两个乡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前者围绕女主人公芬纠结于要不要去深圳带孙子的心理矛盾而展开，后者叙写女主人公莲香为迎接小儿子的准媳妇回家而衍生的家务劳动和心理活动。两篇小说塑造的都是忍韧负重的中国乡村传统女性形象。两者在铺陈故事的同时，都绘制了一幅浓郁的乡风民俗图，如前者描写的周岁宴，后者描写的围观新媳妇；都侧面反映了在时代大潮的席卷下乡村出现的空村、空巢现象。所不同的是，前者写的是“去”；后者写的是“回”。前者反映的是夫妻情与母子情的矛盾，展示了半路夫妻各为其子的真实人性；后者隐晦地揭示了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冲突，以及对乡村泛黄爱情图卷的追缅。小说对世相百态、人性百态的洞察和刻写细腻、真切、生动而深刻。
　　 然而，蔡瑛小说着笔最多、最成体系，也最为得心应手的，当属对城市女性的书写。这些生活在大、中、小城市中的知识女性，应该说是作者最为熟悉的一个族群。因为具有高度的体己性，所以作者对她们灵魂的探触就更深入，对她们情感与命运的体认就更深刻，心理经验就更丰赡，表达也就更为真切。作者擅长于片段化叙事，截取多彩生活中的一两个片段，将人物放置于其中，让生活去激发她们内心的狂波巨澜、导引她们的命运轨迹、吹散她们人生中的喧嚣泡沫，启迪她们的人生智慧。小说中诸如童佳、麦子、顾筱筱、安亦、夏琳、苏子夏、秦月、菊子等女性各自的人生故事，都闪耀着水淋淋的光芒。这些命运的光片，又缀连在一起，组成了蔡瑛小说熠熠生辉的城市女性人物形象画廊。
　　 蔡瑛小说女性叙事的一个重大主题，是表现庸常生活对人性所施与的禁锢、磨难与考验。而其塑造城市女性形象的一种最为显著的叙事艺术手段，则是书写这些城市女性对庸常生活的忍受、叛离和回归。这些城市女性，莫不为“不悲不喜波澜不惊”“一潭死水般”的庸常生活所窒息，内心深处萌生出叛离之心，渴望突围。然而，她们或因缺乏改变现状的勇气和底气，在与庸常生活的对垒中，最终败下阵来；或因生活真相的残酷，最终“此路不通”；或因内心的道德律最终显示作用，领悟到“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真谛，主动撤退，回归现世安稳的庸常生活。“忍受—叛离—回归”，业已成为蔡瑛小说城市女性叙事的一种艺术结构模式。除中篇小说《子湄湖》书写的是一个有“去”无“回”的爱情悲剧之外，她的其他书写城市女性人物的小说，叙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始“去”终“回”的女性情感与生活故事。她的小说，亦可解读为当代版的“娜拉出走之后”——当然，蔡瑛小说中的“出走”，更多的是一种心灵而非肉体的“出走”。
　　 《夜未央》中的苏子夏爱上了有妇之夫何然，渴望“谈一场刻骨铭心势均力敌的优质爱情”，最终因何然难以舍弃家庭，不得不黯然撤出；《惊蛰》中的顾筱筱在流氓丈夫李大鹏的肉体蹂躏和精神摧残下，“渐渐在不堪的生活里妥协……然后，便成了习惯”。她与同学陈军的爱情遭到李大鹏的威胁，投水塘自尽却因为无法丢下儿子，最终自动从冰冷的水塘里爬上岸来，“从此安分地坐进她的牢笼里”。《风吹麦穗》中的麦子找了个公务员丈夫，不仅夫妻生活缺少激情，而且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前者使她精神出轨于闺蜜的前夫，后者则加剧了她对职场竞争的恐慌。为了谋取银行部门经理之职位，她被行长潜规则，最后竹篮打水，被残酷的生活打回原形……
　　 如果说苏子夏、顾筱筱、麦子的“回归”，都是一种被外力所绑架的被动的“回归”，那么《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中的童佳、《小半日》中的安亦、《玉兰飘香的夜晚》中夏琳，以及《烟火》中的秦月的“回归”，则都是她们主动选择的结果。蔡瑛小说生动地表现了庸常生活对人物情感的考验：童佳是“一个为自己一成不变的程序化生活所憋闷，渴望有所改变的女人”，出差上海时原本想转道苏州去见一个男文友，同学林双的坎坷人生使她幡然醒悟到平淡是福，最终打消念头；安亦久困于平淡乏味的生活，梦中出轨其他男子，偶然间发现被丈夫珍藏在抽屉中的日记本、相册和数百封信件，唤醒了“差点就被她所遗忘的青春，与爱情”；夏琳对每一次出差旅行“都心存期待……期待生活里有点儿新鲜的东西”，出差x市时，在一场准艳遇中，“微微打了个趔趄，又四平八稳庄重得体微笑着走回她的轨道”；秦月偶然发现丈夫手机中的一条暧昧短信，“被一块石子惊起涟漪”，最终在一句“愚人节的玩笑”的解释中涣然冰释。偶发的意外只在她们的庸常生活中砸起了几圈小小的涟漪，一切便又复归于宁静——当然这是一种被主人公重新发现、赋予了新的意义的宁静。
　　 蔡瑛小说为中国当代小说人物画廊增添了一类庸常生活的“假性反抗者”或曰“不坚定反抗者”城市女性人物形象——这无疑是蔡瑛小说女性叙事的价值所在，是独特的“这一个”。她们生活在憋闷而安全的“防盗窗”（蔡瑛小说的一个重要意象和隐喻）里，一方面渴望能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她们从囚笼里试着探出的一只脚，刚一与生活的狼牙棒相遇，便迅即退缩了回去。她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新女性，总体上仍是传统观念和传统道德的守护者。在她们的内心深处，还有着陈腐意识的残留。“那个装满了铝合金防盗窗的井然而美好的家”是她们的烦恼之源，也是她们的快乐之所；是她们的出发地，也是她们的港湾。做一个幸福的小女人，便是她们全部的生活追求和人生意义。
　　 蔡瑛小说女性叙事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她对女性心理入骨入心的精彩刻画。心理描写在她的小说中占有非常高的权重，有些小说如《小日子》等，通篇运用的都是心理描写。蔡瑛深谙人性的幽深、复杂与诡谲，她的小说，通过异彩纷呈的心理描写，再现了一幅幅微妙精准而直击人心的人性图景。譬如中篇小说《子湄湖》对女主人公菊子一生“为了虚无缥缈的爱与等待，在最好的青春年华甘愿独守”、“坚守在梦里的爱情，终有一天，溃败在了命运际遇里，碎成了这一地的尘埃与满世的风霜”这一具有强烈梦幻特质的爱情心理的揭示令人感叹嘘唏，短篇小说《烟火》对女主人秦月反常心理的体认同样令人拍案叫绝：“不是极致的伤痛，不是世界的坍塌。完全不是。秦月只是觉得不可思议，觉得刺激，觉得可笑，在一份不可思议刺激可笑中，夹杂着些许愤怒和屈辱，最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在那种种复杂的情绪中竟然还隐隐有某种解脱与救赎的快感。仿佛，前面等待她的，并不是暴风骤雨，而是一份曙光。”
　　 蔡瑛小说的叙事笔调呈现出一种浓郁的散文化倾向，文字灵动温丽，细节生动鲜活，结构紧密匀称，节奏疾徐有致，具有一种雅洁、散淡之美。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自然与她同时也是一位散文家有关。此外，她的小说创作题材范围广阔，城市与乡村双管齐下，尤以女性叙事最为擅长。蔡瑛是一位具有相当创作实力的青年女作家，必将迎来更为灿烂的创作前景。最后提三点建议供蔡瑛参考：一、打破“忍受—叛离—回归”的结构模式。任何模式都具正反两面，正面是风格迥异的个性，是规模效应的凸显；反面则是亟待突围的单一。二、突破传统的女性观，塑造出精神世界更为丰富的女性形象。三、引入多元化的叙事视角，丰富叙事技巧。不唯在不同的小说中采用不同的叙事视角，在同一篇小说中，也可试着采用不同的视角，甚至也可让叙事者本人出现在小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