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凉山”这个词汇，我是相当生疏的。即便是因对于掌故的长期好奇多少积累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知识，但对于“凉山”我所能想到的多半也就是这是个彝族的聚集地，面积不大，和羌族离得比较近，故事也喜欢和羌族联系在一起；至于想得出的人物，首先想到的是《三国演义》上的那几个武将，比如董卓、马腾马超父子等等，都是割据过西凉的，特别能打；然后还有一部戏曲《武家坡》，当中薛平贵娶的是西凉代战公主，也是个能打的巾帼。
　　 最近，我家里人喜欢看那个电视剧叫做《锦绣未央》，说好像跟那个西凉国有关，我也说不上。五代十六国寿命都不长，皇帝轮流做，做了也做不长，古风不再，纲常混乱，到更像是个草头王。现在写电视剧的，也只能往这些相对冷僻的时间和空间里穿插故事——好像那个更火的《琅琊榜》也是，省得遇到较真的多费口舌。就像那个薛平贵在戏曲里能以两个女婿的身份做两个国王，想象力决然超过一般人了，即便照样，人们还是生拉硬拽地说他就是石敬瑭，然后你再和他掰扯，这不是在跟自己的脑细胞较劲吗？
　　 历史就是历史，演义就是演义，但是显然演义的普及面更广一些，演义的噱头更大一些，就像鲁迅画的解剖图，历史哪有演义好看？所以，无形当中演义的思维挤占乃至于取代了历史的思维，把演义惯性地当成现实了。比如我之于凉山的感觉，那里应该尚武好斗、民风彪悍，成群的姑娘端着大碗唱着热烈的情歌敬酒，壮实的小伙带着头巾载歌载舞，人群中间，篝火冲天，远处树木葱郁——这又是宣传片上放的，我们的宣传片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演义。
　　 事实上，这恐怕只能是一种幻觉。
　　 我是在无意中翻到这本《凉山，我的兄弟》的，仅出于习惯性的好奇，好奇于这样称呼的发出者，好奇于那个仅仅是知道名字的地方究竟蕴藏着什么？
　　 还有触目惊心的副标题：毒品、艾滋和流动青年，一般人都不会无动于衷。
　　 毒品和艾滋应该离我们很遥远，短时间内我们不会把这样的东西和走进现代文明缓慢许多的凉山乃至于整个少数民族联系起来。然而作者就是用调查报告的形式系统地将当地毒品泛滥以及艾滋广泛流传的真实情况展示出来，从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还有政治经济等方面抽丝剥茧般探求内在的缘由，并从一个人类学家的角度对于转型期的诺苏人尤其是年轻人在走出大山快速汉化进程中的希望和忧虑。
　　 她打开了一个长期忽略乃至于漠视的世界，还有那个世界里的芸芸众生。
　　 凉山，属于四川彝族，辐射面积6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四百多万，主要人口分布为汉人和诺苏人。汉人比例要稍高一些，但都集中在城市以及平原地区，而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四十四的诺苏人则集中在高山地区。就作者考查的昭觉县来讲，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诺苏人。诺苏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一，在解放凉山之后，政府根据原著民上报的400多个民族构成通过一些人为的方法划定了五十六个民族，诺苏人就近划归了彝族，但当地人仍然以诺苏来称谓。作者全书也都是以诺苏来界定囊括于其中的人和事的。
　　 诺苏人的毒品和艾滋严重到什么程度呢？2001年根据中英合作统计出来的数据，占全四川省百分之三的诺苏人艾滋病的比例占所有四川的艾滋病患者的百分之六十，从绝对的数字来讲，作者一年居住的昭觉县利姆乡仅仅四个村庄就发现艾滋病例79人，问题的另一面是实际数字远远还要高于这个。就这样的数字放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极其恐怖的，毕竟这个数字表面，你只要在那个村子里一待，迎面随便走来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个艾滋携带者。
　　 艾滋病的来源主要是因为注射传染，毒品是艾滋的诱因。
　　 需要简单追述一下这个地方的个别属性，为什么是他们？鸦片在上个世纪乃至于上上个世界在全中国都是司空见惯的，据统计，当时的中国，有百分之三点六的人天天都在吸食鸦片，鸦片属于当时非常普遍的奢侈品，没有多少人惦记着“东亚病夫”的蔑称，更多的是贪图一时之快。尽管清政府在上个世纪初曾严禁鸦片，但只要有利可图，在绝大的利益和美妙的幻觉面前，哪里能斩尽杀绝？人们的做法不过是给种植鸦片换个地方而已，于是偏远独立的诺苏人地界成了半公开的第二战场。当地有百分之六十的居民种植鸦片，鸦片成了凉山最主要的农作物，鸦片给凉山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满足了诺苏上层对于财富的幻觉，当地的原著土司等等甚至可以通过鸦片所得的金钱来购买掠夺汉人作为他们的奴隶，吸食鸦片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再者，粗糙的鸦片对于人的身体危害在短期内并不是很明显，也有吸食鸦片的人好好地能活到八九十岁，“不撞南墙不回头”也算是我们的传统习惯之一，所以，即便到了今天，人们在潜意识里并没与真正地把毒品和诸如疾病死亡等直接联系起来。包括艾滋病，作者走访的为数不少的艾滋病患者始终不认为自己有病，他们的死亡观是相当落伍的，他们认为只要不是事发当时死亡的就算是正常死亡，一个艾滋病患者在某一天死去，他们不会认为和艾滋病有多少关系，何况鸦片？
　　 八十年代之后，毒品交易重新泛滥起来，从缅甸运往内地的毒品通道有四条，其中有一条就经过凉山。他们吸的容易，买的便宜，贩的方便，首先是吸食后是以贩养吸，最后是推而广之，几十年前似曾相识的一幕又在凉山的大地上重新演绎着，而这回的对象更严重，不再是鸦片，而是海洛因！
　　 诺苏青年在城市里回村，见面有时会相互吸食毒品，也是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能抽得起海洛因是在外面混得好的体现之一，尽管这实在是摆不上桌面的一个理由，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
　　 我们会感兴趣于一下在四九年之后的那段时间是个什么状况。解放军是1950进驻的凉山地区，在相对柔和的政策驱动下，选派了一定数量的文化、政工、医疗等干部进入凉山地区，尝试着走一体化发展的路子。六年过后，全部实行人民公社，和全国人民一样，历经了惨痛的饥饿年代，树皮都困难，哪里来的毒品？算是清除了流毒，同样清除的还有那些被冠以封建迷信的一些宗教仪式，但是都是浅表性地屏蔽，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又重新找到了寄生的土壤，回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也就不再奇怪了。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禁毒的难度可想而知。
　　 诺苏人作为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在短短几十年之间跨越了汉人几年前的路径。在解放前，那儿基本上是以氏族为单位的独立的部落联合体，牵强一点可以划为奴隶社会；而一纸文件瞬间就能让它进入了人民公社时期；尚在人民公社的茫然之际，又迎来了全球化的浪潮。在如此快速的激变当中，他们只能是被动的，恐慌的，猝不及防，不知所措。他们经历着转型的阵痛和生存困惑让他们时常左右矛盾，无所适从。比如，他们即便是当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一面相信着最为朴素的唯物主义，另一面却也笃信着宗教；他们对于盗窃极度蔑视，但是却视抢劫汉人为天经地义；他们天性纯朴，但是却把坐牢当得轻描淡写，没有丝毫的耻感印记；他们渴望着融入现代化的社会，真正走到外面的从事又只能是贩毒以及偷盗等行为；他们有着严重的性别歧视，但对于外面的女性作者却视为兄弟，配合着刘博士的调查；他们敬畏生命，却坦然面对艾滋带来的死亡……
　　 他们也在醒悟，也在抗争，也在自我救赎，也在渴慕新生。
　　 九十年代之后，毒品问题引起了全社会也包括诺苏人自身的关注和注意，禁毒成为必须。禁毒的主体是政府，但在诺苏人那里，政府真正能做到的又不可能很多，倒是家族占了最大的比例，这样实质的戒毒就是政府在后家族在前。可以看出的禁毒有这样几种形式，一是医疗戒毒，就是通过医院的药物来戒毒；二是完全依靠宗教的信仰的支撑，用毅力戒毒；还有就是家族戒毒。效果最好的是最后一种方式，由一个有影响力的家族头领组成了一个巡逻队，调查所有吸毒者，一旦发现，武力戒毒，或紧闭，或体罚，或缴纳罚款，或整个家族连坐。短期内效果很好，利姆乡也因此被推上了中央电视台作为全国典型。但是，这样的成功完全倚仗于某个突出的族长，偶然性是很大的，这就像吴仁宝之于华西村，王宏斌之南街村，再成功都是个案，很难有普适性。利姆乡也是如此，那个戒毒先进因为先进而调任，那样的戒毒集体等同于被抽去了精血，威力顿失。现在巡逻队还在，不过成果微薄，经费无法保障，村民还有误解，背地大约是辱骂他们为吃干饭的，而真正的毒品呢吸食者本着“惹不起躲得起”原则，绕道而行！
　　 我们不能抹杀各级组织戒毒的努力，不过看来我们依然还在边缘上的尝试，锁依然插在锁孔里，只是在不停地扭转而已。
　　 艾滋的问题就更为恐怖，毕竟戒毒有个程度问题，也有不少戒毒成功而恢复正常的，至于艾滋病后果就严重的多，世界了解他们也是因为从艾滋病开始的。
　　 他们感染艾滋病完全是因为对于医学的无知，因为无知，从毒品到艾滋就是瓜熟蒂落的过程，自然得没有一些牵强。在诺苏人那里，人们认可艾滋病是一种病是在反反复复地亲眼目睹了众多死亡的案例才有所触动的，因为艾滋病在病发之前几乎没有什么症状。他们不大相信那些进驻的医疗人员包括国际组织。一个让人心痛的事实是，听说艾滋病人可以领到免费的药品或者经济补助，居然有虚报的情况，同样，在医院里，他们会很轻蔑地鄙视着医生和护士的扎针水平——毕竟，他们注射毒品使用针头的次数也不少的。
　　 政府应该花了很长的时间以及精力让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的。一些简单的预防措施现在也能做到，但是在普及知识的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本身对于艾滋病是极其抵触的。和全中国所有的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人员一样，在乡里的想流到县里，县里的想流到省里，反正就没有一个愿意呆在原地工作的，更何况面对的是艾滋病人？因而，即便是医生，对于艾滋病的污名化依然很严重，谈艾色变，又哪里能真正地为艾滋病人服务？反倒是让原来还算相对平和的艾滋村落相应也开始污名化起来，人们既感受不到温暖，又看不到希望，要么自生自灭，要么流落在外地，过着永远不知道明天的生活。
　　 他们流浪的范围很广，他们从事的工作也有很多种，他们没有任何标志。
　　 就像书中的一个片段，年轻的母亲挺着个大肚子正在火车站贩毒，然后自己吸毒，熟练地使用着针管，她的肚子里还装着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两个乃至于更多的孩子。
　　 她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她也知道不这样做也是同样的后果，这是最为恐怖的。
　　 中国的农村医疗也是书中的一个关注点，我们不能轻易否认医疗改革的某些进展，但是我们的医疗改革至今恐怕也只是体现在一种态度上而已。尤其是农村，生病都舍不得看或者就是看不起，哪里还会想到保健与预防？六七十年代，每个村子尚且还有个赤脚医生，多多少少还能普及一些艾滋知识？反倒现在这样的角色消失了。
　　 如果那些人对于艾滋病的知识懂得一点点，或者对于毒品的危害知道一点点，再对于它们之间的联系知道一点点，这些人间悲剧能减少多少呢？
　　 我们无法接受的是为了迎接外国人来到我们的国家了解我们的病人的治疗情况，而作了精心准备，而刻意竖起模范和典型，这是在掩耳盗铃吗？盗得又怎样？谁家的？
　　 这是一种源自民族深处的痛，只是不知道这样的痛感会感染到多少人，这样的痛感何时能够消失？
　　 尽管有些伤口是永远不能弥合的，但是我们又有什么看着伤口溃烂的理由呢？在我们热烈地讴歌着繁华和现代的今天，在我们愤怒于雾霾肆虐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在情绪化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时其实我们至少还是这个社会当中主流人群之一。我们有着基本的生存能力，我们有着与时代基本平行的价值观，我们还有一些常识性的是非判断，我们不好，但我们绝对不是最坏的。
　　 他们，那些被刘绍华博士称为“兄弟”的人，还有相当数量的在刘博士眼前死去的人，他们作为非主流族群，引起我们的关注能有多少？我们对于他们恐怕也只是每年一度的春晚看看到了固定节目，那些美丽的各民族舞蹈吧！
　　 刘绍华，一个年轻的来自祖国台湾的女博士。她就住在利姆乡，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被当地人称为自己人，无论是吸毒者还是艾滋患者都愿意告诉她最为隐秘的事情。所以这本书里面不仅仅有学术水准，有敬业精神，还有普世的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