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清梦，又见老宅。
　　 虽然老宅已经变为几幢精美的洋楼，可那梦还是魂牵在那而低矮的土墙茅顶的家院里，不愿出来。
　　 梦中的父亲依然是剃着发亮的光头，一捧过胸的洁白胡须飘在胸前，寿星一般模样，神采奕奕地端坐在八仙桌前，正在划着手中的火柴，准备去点燃叼在嘴里的烟袋锅里的老旱烟。而一身海昌蓝外衣的母亲正在灶头前，上一把下一把地烧饭炒菜。看到我匆匆忙忙地走进厨房，他们只是向我瞥了一眼，除了露出笑容外，任凭我如何呼喊，就是一声不吭，急得我满身大汗……
　　 梦中惊醒后，才想起了父母已经去世了十几年了。自从父母离世，蜗居江南的我再也没有踏上过回家的路，更没有去亲手打开过在老宅上翻盖起的小楼的门锁。倒并非是我是冷血动物，没有乡愁，不思念那曾经是我家炊烟升起的地方，而是我整天要忙忙碌碌，为在江南的新家去添砖加瓦，无暇他顾罢了。
　　 记忆里的老宅不似北方的那种四合院，也不像烟雨江南的那种前后几进间，而是主房坐北朝南、一字排开，铺房东西相向、对称分布。一道土夯的墙头留着宽大的大门，既作为院墙也算是门楼。
　　 由于建房的时间不同，主房显得有些高高低低，虽然窗小门窄，除了二间作为客厅和父亲的工作室外，都是我们一家老小的居住之用。东边的偏房摆放着各种农具外，特地留下一间安装着在今天人看来是古董般的一盘石磨，用来研磨各种谷物面粉。而在西边的偏房最南边的一间的屋脊上，杵立着高过一米的烟囱，每一次炊烟升起，有风时如带飘舞，无风时则笔直向上。无疑，炊烟升起的那间就是我们一日三餐的灶房。
　　 炊烟是家的象征，更是思乡的脐带。
　　 说起老宅，它坐落在村庄的西边，依傍在一条连正规名字都没有的小河东岸。也许是房屋遮挡了阳光的缘故，疯狂生长在小河里的芦苇延伸到我家那块青石板码头的南侧，便嘎然而止，如遇雷池般地不敢北上。少了围墙般的芦苇的遮挡，我家的灶房显得亮堂而通透，并且冬暖夏凉。从小就居住那灶房里间的我，特别喜爱，既方便一日三餐，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感，而一旦家人吃饱喝足后就会走进主屋，加上小河的之隔，又相对安静，是一个静心读书的极佳场所。
　　 老宅上拥有十五间主屋，不知情的人总认为相当宽敞，可相对于拥有兄弟姐妹九个的家庭就显得相当紧张，再加上父母是当时远近知名的医生，每天都有一些病人前来就诊，就显得捉襟见肘。
　　 在当时，我家的场院倒是十分宽敞的，为了方便病人停放各种交通工具，也为了防止火灾的波及，父亲是不允许像其它人家那样将草垛堆放在院落里，只种上一些果树。有了果树的生长，不仅清新了家中的空气，也带来了春天的花香鸟语，带来了夏日那让人宁静的荫凉，还带来了当时令许多孩童垂涎的秋季甜果。在那电气化没有普及的年代里，特别是盛夏炎炎时，我家的餐桌大多排放在三棵大枣树下。也正因为此，左邻右舍的人总是喜欢来我家来串门，在纳凉的同时唠些山海经般的嗑。
　　 在宅院的前面，是一块足有半亩的自留地，除了种植那些时令的蔬菜外，被父亲栽种着诸如苹果、梨子一类的常见的果树，当然少不了桃李杏。父亲虽然是一个读过私塾的人，在当时当地算得上是一个文人，却似乎并不喜欢种那些艳丽的花花草草，除了为了固化池塘在其岸边种植几株月季和琼梅外，大多是为了治病救人的药材类的花草，有草本的芍药、百合、菊花以及艾草等，有木本的杜仲、白果、核桃、枸杞等等，从而使得院前同样拥有了四季花香。
　　 本来院前的自留地更大，为了解决建筑老宅，被父亲挖地取土，开掘出宽近四十米长约八十米的池塘。为了补其粮食收入，不仅放养着鲫鱼、鲤鱼等，还种植上荷藕。荷拥有着一种特有的清香，长年特别是夏秋二季刮着南风，使得庭院充满着荷的幽香。在那个池塘岸边，不仅用青石板铺着宽大的码头，便于家庭的盥洗之用，还被父亲用杂木在池塘中间搭建了一条蜿蜒曲折的水上长廊，其目的是为了夏日纳凉外（东南西三面都密植着柳槐等树木），也便于秋日的采摘莲蓬（莲子不仅是营养品，也具有许多药理功效）。
　　 在庭院的后面，同样拥有半亩地大的自留田，还有一个约二亩地大池塘。那个池塘应该属于半公半私类的，一是因为当时为了修建公路挖掘而出，二又是父亲为了建筑房子开挖的，所以那个池塘与附近人家分得池塘不同，显得宽大而且特别深，不仅没有被茂密的芦苇所覆盖，还如同水库般的碧波荡漾，被有心的父亲放养着白鲢、草鱼、青鱼等，不仅解决了平素家中来客的应急之需，还能够增加一点家庭的额外收入。
　　 家，这个字的下部是一个豕字，豕者猪也。在当时，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圈养着猪。在偌大的家庭里，一日三餐的泔水一年足以养上三两头猪，可我父亲就是不肯让养猪。每次有人提及此事，父亲总是说：不是为了庭院的干干净净，而是为了减少孩子母亲的操劳。母亲虽然不是出生豪门，却也是当地的大姓旺族，自幼就养成了难得的品行。一生不仅生养哺育了九个儿女的成长，还要辅助父亲治病救人，却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听她说过一个累字。她的一生为了儿女，走过最远的路就是到过离家仅有不到二华里的集镇，而且仅有那么几次，不是她身体有什么不好，而是她无暇他顾。婚后的前三十年一把屎一把尿地把自己儿女养大，还没有停歇，又开始了照看孙辈的长征。到了四代同堂的时候，她已经是八十六岁的老人，她还是乐呵呵地抱起重孙，满脸菊花地笑着，露出了没有一颗牙齿的牙龈。在她的眼里，似乎四代同堂就是她最多的幸福。母亲的一生，没有参加过集体的农耕，但除了帮助父亲治病救人外，每天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时间用于一家人的穿衣吃饭。
　　 父亲虽然拥有竹般的气节，却又有菩萨般的心肠。为了民族的解放，他曾经弃医从戎，毅然决然地拿起钢枪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到淮海战役时，身为中队长的他还身先士卒地从杨家集出发，去参加攻打徐州城。新中国建立后，看到家乡的医疗困境，将我的大哥送交人民解放军后，毫无怨言地回到了家乡，重新用祖传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
　　 在医学方面，虽然父亲不是药到病除、包医百病的神医，但也有着多种乃至至今国家都没有攻克的绝技。
　　 那一年，就在一代伟人毛泽东发表他的《送瘟神》的诗词前不久，我们沿海地区再次发生了霍乱，一时间成百上千的病人拥到了老宅，不仅老宅的里里外外都是病人，整个村庄都布满了呻吟声。母亲日以继夜地为病人煮药熬汤，父亲则不分昼夜地手拿银针为病人治疗，十天内近千人被治好，可没有想到的是我一个当时只有十一岁的姐姐，被病人传染没有及时发现，待到看见时已经绝气身亡。也许是过于劳累的缘故，听邻居们说，当时我的父母并没有嚎啕大哭，只是默默无声地将我那个姐姐埋了。
　　 在医学欠发达的时期，一度不承认有“七朝疯”和“百日疯”这二种源于母胎和分娩时的婴儿病症，也因此误诊导致了无数婴儿的死亡，其病症就是婴儿高烧不退，不断抽风和啼哭，并拒绝母乳也无法吃奶。得到此病的婴儿往往就在出生的第七天和一百天，也因此而被命名，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或者被误诊，不需三两日就要被夺走生命，而且在当时这种病症还十分猖獗。在我记忆里，父亲一生中起码救治了数以千计的婴儿，甚至在乱葬岗里还成功救治上百个已经被医院宣布死亡而遗弃的婴儿。其医疗器具却是十分简单，就是几根银针和一块叫做海沧蓝的布头。当然我不是学医的，具体方法我是说不清楚的。
　　 曾经的年代，我们走在大街上，经常会发现跛足的人或者臂膀伸不直的人，出行不便给他们带来许多痛苦，也让他们失去或者部分失去了劳动的能力，这种人的幸福大多是被叫做“小儿麻痹症”的病给夺走的。这种病开始时不痛不痒，当你发现时往往是肌肉收缩、骨骼缩短。据父亲说，得到此病的人，急性的得不到及时治疗半年就会瘫痪或者死亡，慢性的三年内还有治愈的可能。“小儿麻痹症”至今还是通过疫苗控制，在好多偏远地区还有这种病症发现。在这种病的治疗方面，父亲有着自己的得到之处，经过他的治疗，无一例没有彻底根除的。在我上初中时，有一位姓于的孩子得了这种病，其父母碾转上海南京等数十家医院，结果二年多时间不仅花去了家中的所有积蓄，孩子也全身瘫痪，到我家时只有一张嘴还能够吃饭。父亲用了半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疗程，使他站立了起来，并可用拐杖行走。二个月后，又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连续医治，结果是让他如同常人一般。八年后，就在我们儿女为父亲庆祝八十大寿时，老宅的大门前开来了一辆崭新的、当时农村还是少见的桑塔拉，走下了一米八几的身材、牛一般壮实的小伙子，放下礼品后，三两步就跑到我父亲面前，跪倒就是三个响头：祝爷爷万寿无疆！自我介绍后，方知他就是那位曾经瘫痪在床的于姓小伙子。
　　 风湿性关节炎，也曾经是医学上的一个难题，同样能够让人疼痛乃至失去四肢功能的病。对这种病，我父亲有着妙手回春的技艺。在我记忆里，最深的是那位曾经担任海南军分区司令员的朱世坦。戎马一生的他身经百战，抗战结束后，参加了解放战争，从东北三首一直打到广东，最后固守南疆。可能是他长期工作在海南的原因，让他染上了风湿性关节炎，求医问药，还是久治不愈。一次次痛苦的折磨，让他想起了淮海战役回家行医的父亲，于是就千里迢迢地赶到了我家老宅。经过半年的治疗，让他健步如初。当他回程时，特地将当时将校级干部才能够享受的七管收音机留下作为纪念，父亲也拿它视为珍宝。而偏偏是这台当时视为奢侈品的收音机，也给我父亲带来了差点丢失生命的危险。由于这台收音机可以收到美国之音以及台湾的大功率电台的播音，一直为家乡人疾病费尽心思的父亲，被红卫兵判定为四类分子。直到1975年，经过朱世坦司令员的亲自解释，才为父亲翻了案。
　　 老宅，具体的始建时间我并不知道，但从父亲最后一次翻建老宅上新房时说的话来看，应该首建于1943年左右。因为父亲说：为了二叔结婚，万般无奈地腾出房子，才离开祖上留下的房产，在离祖房的二百米处，建了即将拆掉的三间被称为钉头子的房子。
　　 无论是原来的新建房子，还是今天的购买商品房，对于普普通通的家庭来说，都是件艰难的事情。由于儿女们的不断成家，相对宽敞的房子逐渐变得捉襟见肘。1970年，结婚不久的大哥、二哥分家分走了老宅地面的六间房子，而三哥三嫂又要结婚。迫不得已，在家中仅有二笆斗小麦的情况下，父亲决定拆除起源的钉头屋，翻建主四偏三的新房子。由于父亲的善人行为（对父老乡亲的医治基本是免费），打夯的号子刚刚响起，几乎是全村所有劳动力都来帮忙，使得本来起码要三个月时间才能够完工的房子，只用了短短十五天的功夫，就连门窗都油漆好了。亲眼见到那么多人帮助建房场景，真想象不出其余老宅上的房子父亲是如何艰辛建筑起来的？
　　 改革开放后不久，也就是1982年，二位哥哥率先拆除了老宅的东边部分，建起了八间瓦房，留下的草房一直由父母居住。尽管我们儿女们多次要为父母翻建新房，可父亲就是死活不肯，理由很简单（事实也是这样）：说草房子虽然难看，但墙宽顶厚，保温效果极佳，具有冬暖夏凉的特性。此事一直拖到了1994年，眼看着父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为了了却作为儿女的心愿，我将老宅上草房翻建成为了典式小楼。本以为父亲能够更好地安养晚年，可一身治病救人的父亲的病却无人为他回天。1996年三月四日，一份加急的电报告知我：父亲病危，速回！当我来到病床前，告诉父亲：我回来看你了！神志几天前就不清的父亲突然大声对哥哥们喊道：他在江南忙，谁这么快就告诉他的！？两天后的上午，父亲终于走完了他的最后一步，享年九十七岁。六年后，也就是2002年的国庆节，就当儿孙回归满堂欢聚老宅时，十月四日，103岁的母亲突然病故，再孝的儿孙也无法再陪她一程！就在我们为母亲竖起石碑的瞬间，晴天丽日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瓢泼大雨……
　　 自从2002年，整天为生计奔波的我，一直未踏上我在老宅上建起的那幢小楼的台阶，更别说去开启门扉了，也不知道父亲栽种的那些果实是否还枝繁叶茂？不过，一位住在老宅西边邻居打电话来告诉我：我在宅基西边载下的那颗小榆树，如今主干已有斗粗，不仅树冠覆盖了我家小楼的半壁江山，就连伸展到他家楼顶的那枝岔枝也有了三十公分的粗（言下之意是影响了他家的采光），我欣然说：把那岔枝锯掉吧。
　　 去年春天，二位侄子来电说：他们分别将原来的瓦房拆除了，翻建成为三到五层的洋楼。就在我准备为原有小楼去再次添砖加瓦时，居住在港口的三哥打来电话说：他退休了，整天无所事事，准备翻建我的房子，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家乡的学子举办国学讲习班，将自己的余热传递给家乡的子孙后代。从政多年如今已经是七十五岁的大哥听说此事后：我也回老宅去盖房子，协助老三去办讲习班。老宅将再次旧貌变新颜。
　　 也许，但愿：在不久的将来，我的兄弟姐妹都能够叶落归根，欢聚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