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如果是死了一个老人，看好一个出殡的日子，让死者在家里停柩三至五天（也有停十天半月甚至半年的，这样的情况稀少），请道士来家里供灯做斋一宿，然后出殡。
　　 死了人是一件大事，丧家要通知他的亲戚朋友故旧来参加丧礼，首先是成服酒，丧家通知某一日为成服日，亲戚朋友故旧在这一日来吊唁问老，吃一餐成服酒，丧家将孝书发下去，然后，在出殡的时候，亲戚朋友故旧再来参加丧礼。参加丧礼的人在头一天下午就被请来了，丧家承办酒宴招待他们，前一天的晚餐叫做先席酒，亲友们吃了饭以后就在丧家坐下来看道士做斋，陪逝者一个晚上。第二天中餐是正餐酒，饭后就送逝者上山。
　　 出殡的时候，人们将绶带绑在灵柩上，然后手握着绶带，在道士唢呐的指引下，将灵柩抬到前门地坪里的寿杠上。寿杠有两根长的，两根短的，它们有固定的铁钩和洞眼，成井字样摆放着。灵柩放上去以后,人们再用绶带将灵柩捆绑在寿杠上,这一个过程是比较长的,孝子贤孙这时候就跪拜在灵柩前嚎啕大哭,再一次叙述逝者生前的种种好处来,然后就问自己以后怎么办?孝子贤孙哭够了,灵柩也就捆绑好了,道士就让大家静下来,他手里拿着一些米,一边慢慢地洒向周围,洒到孝子贤孙的身上,洒到亲朋戚友的身上,也洒到灵柩的身上,口中念念有词,都说了一些什么,别人不知道,只听到他最后一句是:子子孙孙,起柩!话音一落,人们抬起灵柩就跑,缝山过山,遇水涉水,这灵柩如果要经过别人的房前,抬棺的人就要将灵柩放下来以示告别,然后立即抬起来向前走去,房主人则要燃放鞭炮以示送别。
　　 我们老家给死者出殡只看日期，不看时辰。看日期就是看皇历的哪一天适宜出殡，为什么不看时辰呢？那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出殡时辰，即午饭之后，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开的午饭，饭后即为出殡的时间。另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那里没有固定的丧夫（丧夫就是抬棺的人），谁年轻力大谁就去抬棺，这一代年轻人年纪大了，下一代年轻人就来接班，这是年轻人的义务，没有谁躲避的。
　　 这种古老的出殡仪式在文革中改变了，首先是不准道士做斋了；其次是不准大宴宾朋了，你要请多少客人还要打报告，批准了你就请，批准请多少就只能请多少，我父亲是1974年去世的，只批准请七桌客，我们就只请了七桌客人；第三，不再是道士指导出殡了，改为开追悼会了。
　　 这开追悼会就源自中共的提倡，毛泽东说，村上的人死了，开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追悼会也很讲究层次，贫下中农死了，是可以开追悼会的，村里的干部去主持会议，致悼词，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出身的人死了，就不能开追悼会，只能默默地出殡。
　　 那时候，我参加过一个叫晏娭毑追悼会，晏娭毑的儿子是村里的副书记，这个追悼会自然就是村里来主持了。
　　 那是夏天的某一日，太阳毒辣地炙烤着大地，灵柩出来之后，追悼大会开始了，书记在致悼词，那时候的悼词也是一个模式，就是控诉旧社会，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如何当牛做马，共产党来了如何翻身了，过上了好日子。那天，书记的悼词做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在树荫下只听得他在声嘶力竭地吼着，东一榔头西一棒，讲得没有一点逻辑。我慢慢地挤到了书记的身边，去看他的讲稿，其实，他没有讲稿，只在手板心里写了一些词语，然后就根据这些词语扯谈，孝子贤孙们就跪在地上任凭毒热太阳的炙烤，他们甚至有人晕倒了。
　　 书记在悼词里盛赞晏娭毑在新社会如何建立了丰功伟绩，我听了之后就感觉到吃了苍蝇一样，晏娭毑是一个瞎子，既不能到集体去做工，也不能在家里弄茶饭，她立了哪门子丰功伟绩？
　　 文革远去了，但是文革的影子还在，现在，仍然有丧家要求村里为逝者来开追悼会的。
　　 文革之后，古老的出殡仪式依然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生老病死是常事，出殡自然也就是常事。丧家不但要供灯做斋，还要请戏班子来唱戏，家境宽裕的要唱几夜半天，家境一般的也要唱半天，丧家请客也是大操大办了，凡是能请到的客人要全部请来，大办宴席。燃放的炮竹，标准也是不一致的，小户人家三五千元，大户人家三五万元。道士出殡和开追悼会出殡两种方式并存，开追悼会方式也夹杂着道士出殡。
　　 我今年在老家参加了两起出殡仪式，正月十三参加的是追悼会出殡仪式，正月二十九参加的是古老的道士指引出殡仪式。二十九那天，我见到前一个丧家的长子，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那天，我在外围听你老爸的追悼会，那个悼词我听了之后心里直想呕。我说，你老爸只在45岁前在生产队出了一点工，以后就去了城里，早已双目失明，没做一点事了，悼词却说你老爸为村里建立了丰功伟绩，出了不少的力，这符合事实吗？
　　 丧家之子说，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们要开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