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用人类语言描写昆虫，实属平常。但是，从昆虫角度看，此举实在荒诞不经．因为从未有人真正深入昆虫生活，了解昆虫。即如庄周，确曾梦化蝴蝶，但是，他对昆虫世界也仅仅是走马观花，所知甚少。然则，倘有昆虫用人类话语描写昆虫，将引起何种反响？估计作家们的惊诧与对其真实性的怀疑比我更甚．因为所谓作家，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作家，便不可避免地患有万物灵长自高自大的通病，以为智慧与话语乃人类独有，别的生物无法浸淫．殊不知，所谓智慧与话语乃昆虫世界扬弃的废物，倘要重新拾回，实出无奈．即如我，倘非某种特殊机缘，绝不至于如当下般坐在电脑前，重操久已忘却的技能．
　　 毋庸讳言，我是一只青虫，在此之前，自有人类无法了解的生活．倘若非要用人类话语转述，则仅仅是自由二字而已．但是，此种自由非人类所理解的自由．在人类社会，作家相对而言无疑享有更多些的自由，即在常人的自由上加上了所谓精神自由．但是，作家们赖以清高自赏的，实质上仅仅是一种牢笼里舞蹈的权力，不仅受着人类共有的知识限界的束缚，而且受着他们自身创造并沿袭的种种陈规陋矩的禁锢．譬如，崇尚以曲为美的审美原则，即是一例．因为既以曲为美，则必以直为丑，作家们在写作时就不能走直的路线，只好逼迫着自己，诚惶诚恐地绕圈子，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一如政客们动听的言辞，尽管动听，于现实却毫无益处．我非人类，更非作家，原本无须放弃我先验的行事准则，可以放胆直言，不忌美丑．但是，在向人类介绍昆虫生活时，请原谅吧，我遇到了另外一种障碍，即昆虫作者与人类读者之间知识的限界，不得不避开那些人类不可能理解的昆虫生活历史，只能概述我作为昆虫的最后那段类似人类生活的经历，而且只能从遭遇那只红腰蜂时说起．
　　 红腰蜂也是一种昆虫，其特殊性不在它是以我所从属的类别――青虫为主食的，而在它能在体内制造一种麻痹剂，并预谋性地应用到为其后代谋取生存条件方面．以我所遭遇的情形为例，那只红腰蜂在草地上按照必然的安排捉到我时，并未如通常的做法，迅速抽空我的体液，立时置我于死地――那对我来说，反倒是可以预见而且容易接受的，而是用长长的嘴向我体内注入足够多它特产的毒汁，然后把我带到一棵巨树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树洞里，再在我身体上产下一窝红腰蜂卵――一滴比鼻涕更浓稠更浑浊的液体，就自顾自地飞走了，任由我用自己的体温为其孵化后代，最后化作小红腰蜂出生时的第一顿美食．显然，红腰蜂的行为方式更接近人类，远离一般意义上的昆虫．但是，在昆虫的观念中，它也仅仅是昆虫，因为它所做的，也仅仅是由其种类的特性所决定的，虫们不会如人类这般，把它看作某种罕见的典型，加以热情的颂扬，或者无情的批判．
　　 可以肯定，文学典型，历来是文人们引以自豪并争论不休的．其中冈察洛夫所说的下列这段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谓文学典型，是某种最根本的东西――许久才能建立起来，并且有时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形成．例如，奥斯特洛夫斯基描绘了所有固执商人及大体上的固执老人官僚有时还有贵族和贵族太太的典型――甚或还有青年浪子的典型．但这些青年典型并不年轻，他们在俄国生活中已经繁殖许久――奥斯特洛夫斯基捕捉到的就是他们，而另一些更新式的人已产生，作家们之所以恰好不写他们，我以为，因为他们尚不是典型，而是如新月般转瞬即逝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变成何种形状，只有经过漫长的时期，他们才会具有一定程度的某种固定特点，艺术家方能以确定的清晰的态度对待他们，之后才可以进入形象的创造……典型，我理解，当他反复多次或者多次被发现被审视众所周知时，才能够形成．但是，我感觉，作家们倘真如此工作，则与生物学家拿已经死了的生物制作标本无异，尽管起到了保存人类自身过去形象的作用，对此时正活着的那些如新月般转瞬即逝的人却毫无益处．
　　 与此相对，倒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下列提法有点意思：……旧的几乎永远为我们让位于新的……只有天才的作家或者有着非常强的才干的人才能适时地猜度这种典型并及时地提出它．但是，他所选用的猜度这个词很容易引导并形成启蒙主义文学倾向．而启蒙主义的悖谬不在启蒙的诚意，而在所谓启蒙这种行为方式本身．因为启蒙涉及一个根本问题：谁，用什么启？不难看出，在启蒙主义时代，肩负重任的是少数作家，但是，这些作家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拿来什么东西启发蒙稚的呢？上帝的声音？――已经遭到了彻底的抛弃．作家自已的声音吗？――焉知不是魔鬼的声音呢？作家听来的群体的声音吗？焉知其中没有包含极端的误解甚至恶意的歪曲呢？其实，蒙稚是无须乎启的，该发的时候自然就发了，暂时还不该发的，无论怎么启也是不会发的．
　　 譬如，在遭到红腰蜂麻痹后，我的意识的苏醒，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那只红腰蜂当时已经临产了，便按其本能的反应机制把我捉住，放进树洞，在我身上产下她的后代，然后本能地飞走，殊不知，她的行动潜藏着一个错误：让我头朝下肢体倒竖着．我估计，人类读者尤其是人类作家们看到这里，可能会马上想到解虫倒悬这个词，进而澎湃起与红腰蜂决死的斗志．但是，他们很难想到，红腰蜂让我倒悬着，恰恰是我意识苏醒的机缘．因为我的体液本身就包含着稀薄的化解红腰蜂毒计的化学成分，在被倒悬的情况下，全部集中到脑部来，逐渐中和了红腰蜂毒素，使我的脑先于身体从麻痹中苏醒．――幸耶？不幸？显然，这绝非作家们的功劳，倘有人把我或者红腰蜂的特性提取出来，造成文学典型，固然可能造成轰动，实质只能起到一种作用――如蝉，在恬静的昆虫世界里，徒添聒噪．鉴于以上两个方面的教训，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将尽可能绕开作家们常用的塑造典型的方法，改用一般性的人类语言．
　　 苏醒无疑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和任何其它自然过程一样．首先，我的脑海如傍晚的天空一样，出现了数星光点；这些光点当然还被红腰蜂的毒素隔离着，但是，它们灵性地闪烁着，等待着，当另外一颗光点从黑暗中浮现出来时，它们便发出热烈的欢呼和更强烈的光芒；新光点的出现确实是很慢的，以致那些焦急地等待着的因漫长地等待而显出了疲惫，光芒时黯时亮；然而，光点终归聚集得越来越多，并逐步建立了联系，象失散已久的朋友终于找到了对方的ＱＱ号码一样，开始通过视频聊起天来，它们的谈话无疑强烈地刺激着其它仍然潜伏的光点，便以更快的速度清醒过来．于是，在一声巨响中，所有光点终于豁然贯通形成了整体．于是，我的意识便完全苏醒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愉快的时刻．还必须承认，这是我在青虫生涯中从未体验过的．因为它属于一种纯刺激性的欢乐，而非我已经习惯了的那种恬淡的愉悦．我知道，在我的叙述中潜藏着一个是非问题，即哪种愉悦属是，哪种愉悦属非．但是，在青虫世界里，是没有是与非的区分的，正如庄周先生所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意味着，是非仅仅是习惯于分辩事物同异的人类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感受．无庸置疑，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然而，它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论断，因为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当我在那个阴暗的树洞里明确地意识到我所感受的欢乐并非青虫世界的欢乐时，我事实上已经部分地丧失了青虫的特质，变得更象是人类了．我知道，这是一种可耻的退化，假如可以选择，绝非我所愿．但是，它显然又是我必须接受的．可悲吗？也许吧．
　　 在经历短暂的快乐之后，我试图伸展一下肢体，可是，这一意愿在转化为命令向肢体传达时在脑部边缘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然后挟着巨大的反作用力回撞过来，使我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疼感．稍后，我谨慎地――多么可笑而可怜的理性啊――尝试睁开眼睛，又遭遇了同样的情形．紧接着，我便陆续体验到了疑惑沮丧哀怨这些人类特有的情感．幸好，我还远远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只青虫．尽管在感受自身处境时，已经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人类特有的感情色彩，但我仍然懂得，唯有顺应新的处境才能超越这一处境．于是，我开始尝试忘记严酷的现实――灵魂与肉体隔离的现实．
　　 可以肯定，这是一件超乎人类想象的难事，因为我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感官功能，如听，如看，如嗅，如品味，如触摸．人类亦可能遭遇种种不幸，比如贫穷，比如疾病，比如意外事故，或者仅仅是心愿难了的挫折，但是，他们的意念与情感仍然有所寄托，比如酗酒，比如纵淫，比如嗜赌，比如吸毒，比如上网,打电游，或者参加一场类似于泼妇骂街的论辩，比如写作、谱曲、雕塑、绘画、打坐、参惮之类雅事，比如象末庄的阿Ｑ在被强者挫败后找比自己弱的小Ｄ打一架，或者摩摩尼姑的头皮，或者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努力画好圆圈，从而找到一点成就感，等等．总之，人类可以借助感官功能，利用一切可能取得的外物作为倚靠，帮助自己忘却．而我呢？当时，我只剩下了无所凭借的意识本身了．因此，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凭借意识本身，忘却已经存在于意识中的处境意识．
　　 最初，我为自己找到的，是一种愚蠢至极的方式――回忆．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我努力回想我过去的生活．因为我已经萌生了这样一种看法：作为青虫的那种恬谈而愉悦的生活，才是世间最美的，必定能完全吸住我的注意，使我至少可以在意识中回到过去．殊不知，这种努力只带来一种结果；糟糕的对比．因为过去的已经永远地过去了，回忆的光芒只能照亮意识中已经存在的现实，使其变得比其本身更糟．于是，我再次陷入疑惑沮丧哀怨这些人类特有的情感之中，甚至感到了绝望．绝望的感受本身当然是痛苦的，――我想，这正是人类宁愿死死抱着虚妄的希望不放的根本原因．但是，我很快就惊奇地发现，与希望相比，它带来了一种新的东西：放弃．即自然而然地放弃一切主观的意愿与徒劳的挣扎，进入无所谓的放任心境．这种心境当然不能与真正的青虫恬淡而愉悦的心境相比．但是无庸置疑，它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是类似于那种境界的了．
　　 正如俗语所说，饿了，糖也能充饥．于是，在那种新的境界中，我渡过了一段应该是很漫长的时光，然后进入了另外一种境界．我发现，我的意识已经在不知不觉间绕开感官，直接与外界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那种情形是极其微妙而难以言表的，仿佛脑部长出了一种无形无质的细毛，颤微微地向外部世界伸展着，为我带回种种信息，首先使我完全地看清了我的处境：在幽暗而粗糙的树洞里，肢体倒竖着，被一滴比鼻涕更浓稠更浑浊的液体包裹着，胶黏着，完全不能动弹．我很快就意识到那滴胶体就是红腰蜂卵．它们现在已经变成了肉眼可见的实体，而且在蠕动．这些个可爱而幸福的小东西呀！它们一边吮着母亲留下的羊水，一边吸着我的体温，正在缓慢而健康地成长着，而且，怎么说呢？势必一天一天地长大，直至破卵而出，然后……
　　 我满怀喜悦地注视着它们，然后不无嫉妒地想起了我出世时的情形，也象它们即将经历的，破壳而出，可身边没有母亲预留的食物，确切地说，是没有可作食物的其它生物，只有我们的兄弟姐妹，于是，我们本能地把饥饿的嘴伸向最靠近的温暖的肉体……我知道，这种行为放在人类社会，有违仁爱包括人本主义准则．但是，所谓仁爱，实在仅仅是私有制――在人类争得了除维护其生命之所需的多余财产之后，强势阶层为弱势阶层特别打造的枷锁――的附庸，而非人类本性的本原性表述；它所维护的，仅仅是强势阶层的特权，而非生命普遍而平等的权力；它所标榜和企望的，是所有弱势阶层向强势阶层的靠拢与屈服，它所带来的，却必然是――实际上也仅仅是人与人的分离与对立．末庄的阿Ｑ并非精神胜利法的典型，而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典型，精神胜利法不过是个人英雄在遭遇挫折时调适心理以保持平衡的一种手段；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无非想做圣人，不料时势不宜，处处碰壁，竟至于断粮七日之久，只好说：君子固穷，――不固穷又能怎样呢，既然已经穷斯滥矣过了，至今却仍然一无所得？这一典型无疑集中反应了在仁爱观念压制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人的精神内核，甚至全人类的精神内核．但是，它不能涵盖所有生物尤其是青虫的精神．相对而言，青虫的精神内核极其简单而直接，即不受任何观念与情感约束尤其不受私有制与仁爱观念窒息的自由――生命普遍而平等的自由，其中完全没有人类观念的矫情．
　　 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再享有那种自由．在经历过上述一切之后，我实质上已经不再是自然形态的青虫，而是一个精神上的――人，或者说，是由青虫向人过渡的中间物．这一特性注定了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要忍受人与青虫都未尝经历的痛苦，即莫知所从的惆怅．我记得某位作家曾经这样形容某些人类典型的失神状态：那是一种纯粹生物性的惆怅，在黑暗中，毫无理性的闪光．我感觉它狗屁不通，倘换成在光明中毫无理性的阴霾，可能更合实情．因为在生物至少在我所了解的青虫意识中，只有光明的本能，毫无黑暗的理性．因此，我很清楚，我的悲哀不在丧失了理性，而在逐渐丧失了纯真的本能．可是，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按人类的思维方式，虽然造物者选定了我，作由虫演化为人的实验标本，我还是可以选择抗争的，――正如存在主义哲学所标榜的存在即是选择那样．但是，这种努力尤其在目前处境中能带给我些什么呢？更清醒的处境意识吗？对于这一点，我已经清醒得不能再清醒了．我已经清楚地知道，我已经被红腰蜂麻痹了，在幽暗而粗糙的树洞里，肢体倒竖着，被一滴比鼻涕更浓稠更浑浊的红腰蜂卵包裹着，胶黏着，完全不能动弹，最终只能做它们的食物；另外，我还知道，这种结局是依靠我自身的力量无法改变的，除非某种偶然或者上帝出现．可是，这种处境原本就是上帝安排的呀，而偶然呢？由上帝创造的偶然能战胜创造者本身吗？去他娘的偶然吧！于是，这种清醒除了带给我更深重的痛苦之处，没有任何有益的东西．假如确实可以选择，我宁愿我选择昏庸而不是清醒．当然，我其实还有选择，便是不作选择的选择，任由自己在那种由本能的光明与理性的黑暗溝合的微明状态中顺其自然，载浮载沉．我觉得，这种选择是最高明的，于是，我果断地选择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