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阿党和我都是被挤下高考独木桥的落榜生，也都是以文学为人生理想的文学青年。不过那时候我不认识他，我们虽然在同一个县，但家乡不在一处，也没有一起上过学，只是因为我在本地区的中学生作文大赛中得过奖、被编成书发送给全地区的师生们，所以他了知道我。后来，对文学的热爱使他不惮陌生，一路问到我的家，我才知道并且认识了他。因为有共同的语言，我们立马就成了好朋友。
　　 时隔不长阿党又来了，说省城里的广播电视大学招收自费生，鼓励我和他一块去上，以图改变命运、实现理想，却被我拒绝了。我们高考失败回家当农民那一年，正是自费上大学刚刚兴起的时日，费用大约要四千来元。母亲也有这意思，但刚刚说出，就被父亲否定了，他说：“我可没钱供你上自费。”因此我早就死了那条心，并且很有志气地决心当农民自学成才。所以当阿党做出这种提议的时候，我做出看不上那所大学并且很有大局观的样子，高瞻远瞩地对他说：“咱们都是农民家庭，不能给家里增添负担；就是要上自费，也得找个含金量足的，让钱花得值。”但是阿党好像并没有给家里添负担的思想，也不斤斤计较于大学的含金量，毫不犹豫地自个儿去省城上自费大学了。我有点郁闷，只能猜想阿党家比较富，不在乎几千元钱。
　　 又过了一段时间，阿党又来了。这次他拿的是整理成册的自己的诗，说想自费出个诗集，嘱托我给他看看、改改。那几年，除了自费上大学之外，自费出版书籍也正大行其道。朋友的嘱托，我当然要用心，不料他在序文（或者是后记，记不清了）中叙述的一件事大大刺激了我，让我数次落泪。文章说，他父亲知道这件事后，立即要把家里唯一的犍牛拉去卖了，好换来钱满足儿子出书的愿望。看来，阿党的家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比较富裕，他的自费上大学已经让家里倾尽所有了，所以当他再要自费出诗集时，家里就只能卖掉对农家来说最重要的劳动力了。
　　 这是阿党父亲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当然我并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儿。阿党的父亲，对儿子抱了多么大的信任和梦想啊，尽其所能地满足儿子所有的要求！也许，他有儿子做的这些事是很高端的文化事的盲目崇敬，但更有希望儿子活得好、不再像他一样当个土里刨食吃的农民，受苦一辈子的祈愿。他绝不会有儿子没考上大学、刚好替他干农活的自私自利思想。在儿子身上，他寄托了自己对生活的全部梦想！
　　 这算是一次考验吧，毫无疑问阿党的父亲满分过关。但是，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开始。
　　 阿党大学毕业后，非常艰难地在城市打拼。他的第一份工作大概是在郊县一个私营企业办厂报，干了一段时间后变成了在另一所私营企业办厂报，再后来我都弄不清了。他在信里说自己在“华侨商店”工作，我很快从家乡去找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里了；他说自己在高新开发区的一幢写字楼里工作，我约朋友爬了23层楼梯（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乘电梯），他却也已不在……艰难，除了艰难还是艰难，就是阿党那些年的人生写照。我不知道对儿子的这种境况，阿党的父亲是如何反应的，但我在家乡，却已经聆听过自己父亲“他想在文学上走出一条路，我看他儿不行”之类的定谳。我和阿党，都是文学青年，我没有花家里的钱上自费大学，更没有企图自费出诗集，还把家里所有重活、累活都做了，是一个壮劳力，“性价比”纵算不高，但也不算太差吧？而阿党，家里把他养大，他什么也没贡献出来，不能为家里做活、减轻父亲的劳动负担，在城里不但没赚到什么钱，反而花费家里很多钱，混得如此不堪，他的父亲，会不会都有杀了他的心？
　　 我的估计错到了爪哇国，大大低估了一个老农坚持梦想的韧性和毅力，更没有计算到他的其它付出。几年后我来到城里作编辑，阿党的情况也好了点，当了一份新兴报纸的记者，采访来采访去的，还戴上了一个“高科技”产品——传呼机，又叫BB机或PP机的，因为常常联系，我到现在都记得他那号码：“999-862829”。但这只是表面看着光鲜，内里还是不行，工资不高，写新闻有时候惹事，被人到处找，声称要收拾他，弄得工作好像犯罪；更糟的是报社，本来员工的工资就低，还找茬罚款，后来干脆把阿党贬到发行部门去了。那几年阿党一直租住的民房，又小又脏又乱，令人难以想象这里住着一个记者——现在这民房已经不见了，变成了高楼大厦。
　　 再后来阿党结婚，在一个小城的一所酒店里摆了喜宴，还租了婚礼车，载着他和新娘绕着小城转了一圈。在城里人看来，不算气派，一般般吧；但依农村人的眼光，绝对扎势，太有面子了！其实阿党自己是没钱弄这些的，是他姐姐中专毕业后，分在了那座小城工作，并在那里有了家。是她，和娘家人一起，把弟弟婚礼的一切费用都“包圆儿”了。在农村，男主人从来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主心骨”，是绝对的“一把手”，整个家庭的行为，实际上是阿党的父亲在一力推动着的。阿党的姐姐虽然变成了城里人，但没有忘记自己的娘家，对那个农村的老家仍然保持着百分之百的忠诚。这，很明显地说明，阿党的父亲、他家里所有的亲人，从来没有一丝一毫不相信他、企图放弃他、从而也就是放弃自己梦想的意图，哪怕阿党的生活和工作一团糟乱，哪怕他的文学理想似乎一点儿实现的可能性都没有。
　　 不过，结婚并没有给阿党“冲”来“喜”。新兴报纸的工作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他另找了一份编报纸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又换了工作……时光似乎重新走到了阿党开始闯世界的时候，我又搞不清他的工作是什么了，唯一可以肯定、或可以自我安慰的，是他还在报纸工作，跟自己的文学理想算是多少沾点边吧。但很快，这种自欺欺人也维持不下去了，生活逼着他另外找路，不能再做这种看着好像光鲜、实际上一团糟的“记者”了。
　　 这时候的阿党已经三十好几了，但是仍然没有一点护身的资本，一切几乎都有赖于家里。他妻子生孩子坐月子，母亲来照顾，一次把鸡蛋煎焦了，妻子要扔掉它，母亲却不让，一口口把焦鸡蛋吃进了肚里。固然有农村妇女节省的习惯，但更主要的，是金钱不足啊。父亲、母亲，都陪着阿党夫妇，陪着他们走过艰难的日子，也一直作着他们最坚强的后盾。阿党的母亲我见过几次，是一个朴实、乐观的人，但令人难受的是，她现在已经去世多年了。
　　 阿党要另谋新路，想接下一个公司去做生意。那时候办公司远不像现在这么容易，所以他接收的公司虽然只是个外壳，但也要两万多，公司要开张，得雇人，得到处花钱……可是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像当年他要自费出诗集一样，父亲给了他毫无保留的支持，家里倾尽所有不说，还借遍了亲戚朋友，凑了大约7万多元，让他开起了一个“策划公司”，在互联网上做关于房地产的网页。农村人把钱看得紧，很不容易借到的。当年阿党为了让我有个赚钱的路径，给我推荐了一台被公司淘汰了的286电脑和小针式打印机，我怎么也说不动父母向农村信用社替我贷四千元（我没有资产抵押，所以没有借贷资格），后来还是阿党对他们“高瞻远瞩”了一番，才肯替我借钱的；稍后我开电脑打印部，又没有了钱，岳母跑了几十里路找了好几个亲戚，才借到500元，而我的父母是一动不动，他们还担心前面买电脑的钱我会耍赖不还呢！我真是个小人啊！但阿党的父亲显然没有我的父母那样对儿子满心的不信任，连儿子如果把公司办塌火了怎么办也许都没考虑过，或者只是想，那就全家勒紧裤带给人家还债么，还能怎么办？
　　 我揣想，阿党的父亲看到公司时，会不会怀疑自己对儿子的支持又是一次失败？那时候的老农民怎么会懂得互联网呢？把那么多的钱投进去，看到的只是电脑屏幕上的页面，会不会生出钱连个打水漂的响儿都没听到的叹息呢？何况前几年，新公司困难重重，几次都走到了连工资都发不出的窘境。但是，我没看到阿党的父母拖儿子后腿的举动，只看到为了儿子更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公司的运作里去，他们自觉承担了照看孙子和完成家务的工作。
　　 黎明终于来临，阿党的公司走上了正轨，并且愈来愈好。后来他又承办了一个大网站的地方网，情况更好，现在都买别墅了，早已突破阿党父亲希望儿子活得好那种“好”的界限，并且，阿党把父亲接到了城里生活，一切都方便、安逸。这，大概是阿党的父亲在梦想中都没有的好事吧？
　　 阿党父亲的梦想也许很普通，祝创作愉快，期待更多精彩。但实现起来多么难啊！中国的农民，从几千年前就一代代地做着这样的梦，但是，实现了的，有几个呢？只有在现代社会，在愈来愈开放、愈平等的坏境里，农民的孩子才会大展拳脚、显示能力，他们的父辈，也才能愈来愈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许，阿党的父亲是这种“传统型梦想”的最后一代人了，但是，这种梦想，依然是中国人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每个人的梦想，我们的中国梦，都应该实现，也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