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迎着高原热烈的阳光，走在连绵起伏的雪山上，听李娜的《青藏高原》，歌声里苍凉、清旷、渺茫、悲壮的感觉，使我的心像淋在春天清新的细雨里，又似被连绵的秋雨拍打着，冷寂，纷乱。那些隐藏在歌曲深处，期待我们走近而被市井喧嚣和浮躁阻隔了的情绪，在遥远苍茫的雪山上与我的心灵不期而遇。
　　 跟一位阿里高原汽车兵在雪山上跋涉一个多月，这首歌陪伴了我一路。我沉浸在旷远的苍凉里，心被美如天籁的音律敲打着，漫卷着，思绪随着歌声在雪山深谷里飞翔，越听越觉得有味，真是好。
　　 现在，我已经从雪山上下来，再听这首歌，无论如何都无法找回当时的感觉。我想，这歌子只能行走在天高云淡的雪山上听才好。
　　 每次想起天路上那些惊险而琐碎的经历，我的心里就会生出些许自豪：我是上过藏北阿里的。
　　
　　 二
　　 阿里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有“世界屋脊的屋脊，高原上的高原”之称。空气中含氧量比海平面低57%，紫外线辐射强度却比海平面多50%。被生物学家称为“生命禁区”和永冻层。
　　 去阿里之前，我读过不少有关阿里和阿里军人的故事，自认为对西行阿里的艰险已有了足够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还是太过自信了。
　　 有些事情，需要亲身经历。就像灵魂和身体同时穿过一片林子，抵达河流，或者被高山遮蔽的村庄，才能邂逅一些什么。比如悠闲的羊群、温暖的炊烟、纯真的笑脸，抑或突如其来的凶险。
　　 阿里汽车兵把新藏公路不叫公路，称其为天路，把上新藏线不叫走，也不叫跑，叫闯天路。从昆仑山下的叶城至阿里狮泉河镇，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路程，静卧着三处烈士陵园。
　　 出发前，一位在阿里工作多年的领导严肃地告诉我，上山千万不能感冒，感冒容易引发脑水肿和肺水肿，稍不留神，人就会永远留在雪山上。
　　 我深信他是看出了我的感冒，但他没有点破，可能只是一个警告，或者善意的提醒。为了能跟进藏的新战士们一起上山，我斗胆隐瞒了自己的病情。
　　 无知者无畏。所以，他的话并没让我感到惧怕。尽管我知道我的感冒确实不轻，但是，已经没有时间等待身体康复。西行阿里，对我，不仅仅是想拥有一份挑战自我的经历，作为一名军事记者，不跟着新战士走一趟，我就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踏上那块遥远的高地的。我在箱子里悄悄放进了足够多的药品。
　　 欢送仪式，简朴而隆重，有悲壮出征的意思。车队像一条草绿色的长龙，见首不见尾，见尾不见首。
　　 五月，在内地，已是春深夏至，草木葱郁，庄稼扬花吐浆的季节，而西陲边地，春天还没有真正来临。站在新藏公路的起点——叶城零公里处，我抬头看了看天，天空瓦蓝，有轻薄如纱的白云在天空游移，空气中飘动着淡淡的春草的气息，路边的柳树枝上刚刚缀上黄豆般大小的芽苞。看不见鸟，它们被战士欢快嘹亮的歌声和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撵到了远处。臃肿的着装和脚上的防寒棉鞋，使我想起了冬天北方最寒冷的日子。除了毛衣、棉衣棉裤，我们每人还备有一件厚重的羊皮大衣。
　　 我和每一个上山的战士一样，满心欢喜，斗志昂扬，从容不迫。
　　 英勇无畏，敢于胜利，勇于向一切艰难险阻开战，这是军人的风格。
　　 而我的心里则弥漫、升腾着难以言说的激动、自豪和悲壮。
　　
　　 三
　　 阿里高原对于我是充满诱惑的。出发前，我怀着虔诚的心，又认认真真读了一遍马丽华的《西行阿里》《藏北游历》《灵魂像风》，阿里独特的风土人情、雪山湖泊我当然很渴望了解、认识，但诱惑我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更深层次的原由是，那里有我的战友，他们是如何守望边境和界碑的，我很想知道。
　　 我乘坐的是一辆四缸“猎豹”越野车，驾驶员小张是阿里军分区的一名上士，已经在阿里高原开了十多年车，有过五十余趟闯天路的纪录，可谓真正的“昆仑勇士”。
　　 小张老家在河南，中等身材，脸膛黝黑，面相与实际年龄不大相符，刚三十岁，头发已脱去大半，看上去像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一样，但人随和，健谈，身上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畏与硬气。
　　 我将脑袋探出车窗，风比刀子还硬，扫到脸上生痛。
　　 看不到路面，车子紧紧贴着悬崖蛇行，峭壁下是万丈深渊。攀山而上的公路像一条在崇山峻岭之间缠绕的灰色飘带。搓板路，颠得心直往嗓子里蹦。一辆辆拖着扬尘的墨绿色平头大卡车，如一串飘动在天路上的绿色音符。
　　 “我当兵进阿里时，坐的是老解放，现在，路况比过去好了，车都是新配的，动力大，吨位也大，沿途有的地方还有饭馆。”小张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聊着，两眼始终紧紧盯着前方的路面。
　　 海拔飞速攀升，战士们的歌声听起来有些模糊不清，像被风吹到了远处。村庄，已悄悄地退到了比歌声更远的地方，还有刚刚发芽的树。
　　 新战士坐的是搭有蓬布的运输车。透过车屁股扬起的沙尘，我看见战士们轮流把头探出篷布，趴在后厢板上呕吐。
　　 小张说，吃下去的东西会吐完，甚至胆汁，到阿里高原当兵，有高原反应就像人会吃饭走路一样，挺稀松平常的事，男人在山上遭遇高原反应，有点像女人孕期反应，强弱因人而异……突然我的耳朵丧失了听力，人像被扔进了一个机器轰鸣的庞大车间，太阳穴筋脉“咚咚”跳。看着小张的嘴在动，我的耳朵却无法听清他在说什么。
　　 其实，我心里明白，高原反应远比女人的孕期反应强烈和痛苦，呕吐、头痛、胸闷气短、四肢无力，生不如死的感觉我甚至无法用语言描述。
　　 此时，车子在海拔4500多米的麻扎达坂上喘着粗气。而我，像一条被抛上岸的鱼。
　　 小张往我手里塞了两块口香糖。我赶紧大嚼，耳朵里的轰鸣声渐渐消失，听力重新恢复。虽然我是第一次走阿里，却是第三次上喀喇昆仑山，有过吃口香糖防止耳朵短暂失灵的经验，可是我忽略了。
　　 小张说，在山下，谁会在乎空气里的氧呢。
　　 我知道我们在乎的远比不在乎的多得多。在在乎与不在乎之间，人自如如水中之鱼。
　　 那天下午，我下班到菜场买菜，跟小贩讨价还价，又怕他的秤有问题，费尽口舌计较，回家做菜，才发现买回两个空心萝卜。我当然不能责怪小贩，他允许我挑最好的萝卜，是自己顾此失彼，太计较价钱和斤量，反倒把质量给忽略了。我们因为拥有而满不在乎，因为一心想拥有而斤斤计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又应该在乎什么呢？
　　 迷迷糊糊这样想着，高原反应似乎也轻了些许。但脑袋依旧昏昏沉沉，感到很疲倦，很瞌睡。小张将《青藏高原》音量放得很大。猛地在我身上拍一把说，打起精神，千万别睡，缺氧会使人进入一种半瞌睡半昏迷状态，别误以为是瞌睡，那是缺氧，睡过去弄不好就醒不来了。他告诉我，一个月前，一个营长带车队上山，路上，在驾驶室里睡着了，就再没醒来。
　　 说话间，小张一个急刹车，伴随着急促、尖厉的刹车声，几块磨盘大的石头从车前呼啸而过，山谷里发出雷鸣般的轰鸣。小张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愣了几分钟。然后，他点上烟，拧过脸说：“兄弟呀，我动作要是稍慢一点，我们今天肯定被砸成肉饼了。”
　　 我一时语塞，能听到心在胸膛里突突地跳动。接着，他宽慰我说，也别太紧张，在高原上行车，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遇点惊险是常有的事。有时峭壁上的岩石松动滚落下来，观察不准，就会砸上车和人，驾驶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常年在雪山高原上奔波，在走过一座座界碑，踏访一个个雪山哨卡途中，我也曾不止一次拜谒过雪山上的烈士陵园。为守望和平，一次雪崩、一次迷路、一块山上突然滚落的石头，就会瞬间夺取守防官兵年轻的生命。但我相信，烈士们的心永远飞翔在雪山的高天流云里，会保佑我们一路顺畅，一路吉祥平安。
　　 车队停了下来，战士们在达坂上“放水”，两个战士提着裤子立在路边，半晌都没动静。这时，我看见一名跟车的中尉军官走过去，在他们身后侧身摆了一个撒尿姿势。只是我看得清楚，他撒出的不是尿，而是缓缓从瓶里往外倒矿泉水。
　　 那一刻，立在高原猎猎寒风里，我的心里涌动着一股热流，很想走过去，和那个中尉军官深深地拥抱一下。
　　 有一年，也是新战士上阿里，车队在海拔４５００多米的达坂上停下，让战士下车方便，因带队干部忘了及时提醒，一名战士从大厢板上跳下，一个趔趄摔倒后，就再没能爬起来。这一跳，他年轻的生命，还没来得及张开梦想的翅膀，就永远告别了心爱的军装和刚刚认识的战友。新战士沿途因撒尿太急而晕倒的，也不鲜见。这当然不是传说，是高原上常有的真实故事。
　　 此时，李娜的歌声穿过车厢，在焦褐色的达坂上飞扬。
　　 不少战士蹲在地上不停地吐，有的吐得脸上连血色都没了。战士们衣服上挂着呕吐物，有些干了，有些刚刚从肠胃里飞出来，刺鼻的味道在军装之间来回传递。没有谁会觉得难为情，因为这是在雪山高原上，生命薄如纸片。向着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进发，对高原边防军人来说，其实就是慷慨赴死。
　　 细小的流水声，让两个新战士在伸手可摸天的高原达坂上撒了一次尿。也许这事没人信，但我信。
　　
　　 四
　　 车子抵达三十里营房时，我们已经在路上与高原反应撕扯、抗争了两天，大家都有些精疲力竭。山坳里的几星灯火，在冰冷的夜色里远远地候着我们，星星像撒落在雪山上的宝石，在刺骨的寒风里眨着迷人的眼。
　　 尽管兵站晚餐准备得十分丰盛，但高原反应使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对食物失去了应有的热情，两天前还生龙活虎、有笑有唱的新战士，现在像生着大病似的，蔫蔫地坐在餐桌前，带队干部动员说，路还很长，更大的困难还在前面……最后，他以战斗命令的方式下达吃饭命令。
　　 夜色像一池年头久远的酒，浓得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我一身棉衣棉裤，披着厚重的羊皮大衣，仍然觉得浑身发冷。院子里，汽车马达声轰鸣着，驾驶员们晃动着手电光束忙着检查车况。粗犷的风在耳边嗖嗖地叫着。山，在夜色里沉默着。
　　 夜，已经很深，兵站的许多房间里还亮着灯。我知道，不少战士因为高原反应，一晚上都会叫喊不停，随行的军医会为他们忙一个通宵。
　　 三十里营房，只不过是漫漫新藏路上的一个小驿站，公路两旁有几家简陋的小饭馆。冬天大雪封山，道路不通，没了过往车辆，饭店老板会像候鸟一样，回老家去寻温暖。天暖路通，他们又回来张罗生意。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养路站，但想来，人是不会多的。
　　 一阵明晃晃的亮光划破了浓浓的夜色，几个汽车司机刹了车，叫嚷着走进灯火昏暗的饭馆，与店主人互相打趣，说着方言味颇浓的诨话。因为有微弱温暖的灯火气息存在，过往司机都将这里称为喀喇昆仑雪山上的“上海滩”或“夜上海”。
　　 在“街道”上转了一圈，一片空寂，清冷。
　　 实际上，这是我第四次在这里落脚。
　　 遥远的雪山背后，巡逻归来的战士们是否还围在温暖的炉火边聊天？
　　 第一次登上神仙湾边防连的日子，我一直记着，是2001年6月29日。海拔5380米，世界上最高的驻兵点，这日子怎么能淡忘？那天，踏雪巡逻归来的连队官兵，在哨所举行篝火晚会。连队官兵刚换防上山，晚会开始前，连队干部宣布了一条纪律：只能轻歌曼舞，不准剧烈运动。指导员马进军说，虽说连队距首都北京有六千多公里，但哨卡官兵的心，同所有中国人一样，都渴望祖国繁荣昌盛。
　　 我还记得新战士李济鹏裹着羊皮大衣坐在我身边的神态、表情。我问他：“来这个地方当兵，你后悔过吗？”他说：“能在喀喇昆仑高原、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军营为祖国站岗，机会比上大学还珍贵，能让人自豪一辈子。”那天晚上，他和连队八名战士，庄重地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两个多月后，我再次登上神仙湾哨所。因国庆和中秋佳节碰在了同一天，连队很热闹，激昂铿锵的锣鼓声穿透阳光，布满天空和雪山峡谷，仿佛是从天边边落下来的。倘若在其他地方听到那样欢快的锣鼓声，我一点都不稀罕。但那是在雪山之巅，站着不动都会两腿发软，气喘吁吁，而连队官兵竟然在那里威风八面地打腰鼓，何来这般功夫？战士们回答：“练出来的，没这几下子，咋在雪山上巡逻执勤。”
　　 缺氧，是官兵们上山要闯的第一关。
　　 那个叫田飞登的战士，可能早已复员回山东老家了。记得那天他腰鼓打得特别好，他是写了三次申请才到神仙湾哨卡的。刚上哨卡，他头痛眼花，连东西都看不清，吃啥吐啥，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无奈之中，连队干部决定送他下山。但他扳着床板，死活不松手，怎么劝都不下山。为了留在山上，他流着泪强迫自己吃东西，吃了吐，吐了再吃，一直折腾了半个月，体重减了九公斤，才闯过了缺氧关。
　　 晚饭前，新战士罗刚不顾嘴唇裂口的疼痛，坐在哨所的台阶上捧着笛子给我吹《小白杨》，裂口上的血，把青色的竹笛染红了一片，我有些不忍，看他特别投入，又不好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