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五月初五，民间是端午节，也叫端阳、重五节等等。今年开始，端午由民间走向官方，也成了法定假日。这是一次民间的胜利，也是一回传统的凯旋。
　　 端午的存在，它愈来愈强大的生命力和旷日持久的影响，与它的丰厚人文底蕴是不可分的，也与2000余年前战国时期的迁客骚人屈原是不可分的。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端午的顽强挺立，是自古以来的处于弱势地位的长江文化、南方文化对自居正统的黄河文化、北方文化的一篇独立宣言。也折射出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古国的骨子里面对失败者的怜悯、对悠久和曾经辉煌的古文化的眷恋，对美人香草的高尚品格的敬仰之情。在历史上，炎黄本为兄弟，南北也是一家。可是，自从黄帝打败炎帝之后，南方民族一直很低调和压抑地生活着。到了屈原那个时代，国破家亡之痛再一次对南方文明以沉重打击。可是，楚国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不仅仅在精神领域，以卓绝而诡异的楚辞引领风骚，还在群雄逐鹿的纷争中，最终实践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
　　 带有南方文化显著特征的有这样一些物事：长江的曲折浩荡，一泻千里，青铜器的冷傲犀利，不屈不挠，巫术的宗教信仰的精神统治力量，和楚声楚舞楚辞的地域文化的艺术感染力。在比较文化学上，我们还可以由此推及为什么南方不能产生周易和儒学，而只能有老庄的无为之学和淮南子的驳杂丰赡。很显然，端午是南方人的节日。关于端午的风俗和传说，已经深入到南方人的精髓血脉里。闻一多先生甚至考证端午起源于我们汉族的龙图腾。
　　 在端午，有许多往事发生在南方，我们不曾忘却。那一天，家家户户赶个大早，踏着露水到郊外采集艾蒿，回来整束悬挂于门上，谓之插艾。艾，菊科多年生草本药物，性温味苦，传能祛病驱邪。还信张天师的五斗米教或者捉鬼的钟馗，贴符挂图，以保平安。当然，在这一天，人们除了祈求平安以外，也是不会忘记果腹之欲的。“仲夏端午，烹鹜角黍”，就是要吃粽子。且粽子品类繁多，花样百出。当然还有苋菜和黄鳝。在浪漫奇情的神话里，端午那个日子，即便有千年修为的白娘子，因为喝了雄黄酒显出原形，惊煞了肉体凡胎的许仙郎中……
　　 其实，说到端午，最大的民俗应该是竞渡，也就是赛龙舟了。人们对屈原的怀念，就因此而来。屈原是投水而死的，竞渡乃是抢救，抑或不叫鱼类吞噬他的尸骸。如今，在屈原的故里，甚至很多南方水域，依然流行竞渡的。我在很小的时候起，就多次亲眼目睹过竞渡的热闹场面。很多年以来，我对民俗一直有浓厚的兴趣，而端午则尤甚，盖屈原之故也。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成名的浪漫主义大师，一个人格独立、政治失意，并最终因忧国怀沙，自沉汨罗江，以死殉节的士大夫，其对我们民族的启示和贡献，是深厚丰沃的，也是有缺陷的。英年早逝的湖南乡土派诗人江堤先生在他的文化散文《绝途》一文中说：“屈原是一个心胸不太广阔的人，没有陶渊明那种超然物外的风范。屈原生活的时代，老子和孔子的学说早已流行，他没有从他们的学说中学习到如何处理战乱和安抚灵魂的方法。屈原之前的大文化人，没有一个是抱着他那种荒凉的心境的。屈原是一个养在温室里的兰花，离开温室，就会在寒风中枯萎。”……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和80年代初期，我读书生活在皖南的一条叫做青弋江的河流旁边。河流源自黄山之麓，几经曲折沉浮，从我的身边潺潺而过，自江城芜湖注入浩浩汤汤的长江。应该说，这还是属于楚文化的地域，是沐浴屈原《离骚》的浪漫精神的一块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今人最新的研究成果更考证出屈原曾经被流放到过此青弋江。那时因为年少，因为有梦，所以爱好文学，所以常常诵读《离骚》，每当晨昏之际：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
　　 端午那日，我的临于河边的、开门即见水的汤蓬街97号门前，总是人头攒动，万声鼎沸。（对汤蓬街的来历，我一直有疑惑，是否就是铁画汤鹏的流变呢）来自本镇的、邻近的沿河两岸（对岸属于宣城）的村里，如新滩李、大河马、刘墩鲍、曹湾刘等等。多的时候，总有七八条船吧。每条船上有10多20个年青力壮的汉子，大多光着胳膊，众人在一个用铁桶作鼓的号令下，奋勇争先。岸边是一身香汗臭汗的男女老少，桥上的车辆和行人也有驻足不前的，鞭炮声和鼓劲呐喊起哄的声音，犹如潮水一般此起彼伏。泊于岸边的水上人家，用竹篙挑着彩头，在用一种特别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渲染和炒作着节日的气氛。这种场面一般要从中午吃饭后开始到晚饭前。日薄西山时，龙舟或荣耀或沮丧地渐行渐远，一轮如血的日影，在水中被桨声划破。甚嚣尘上的热闹气氛，逐渐被黄昏的沉重所取代。
　　 不管端午是不是为屈原，但人们肯定是在端午这一天会想起屈原。如果这一天没有屈原，那端午是否能作为我们民族自春节以降的第二大节日，是值得怀疑的。而纪念一个人成为一个民族的传统，尤其是用一种非常热闹的方式，来对死者，来表达怀念之情，说明了什么？我们是否太习惯于道德评判，还是浩叹于好大一颗文曲星的陨落！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常常在青弋江畔驻足不前，而至沉思。一边是孔圣人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边是峨冠博带、形容憔悴的一个行吟诗人，也是楚国的三闾大夫，行将步入绝途。他忠君爱国，就必须选择死亡么？如果一死就可以明志，那他早该如此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他不能安抚自己已经紊乱不堪的灵魂，不能接受个人和自己民族的一次又一次政治上的失意？倒了一个三闾大夫并不足惜，可是倒了一个大文化人，就足以使日月无光。有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那么，我要说，天要灭诗人，楚人将何堪！江堤先生说屈原是温室里的兰花，见到风霜便会枯萎，虽然有他的道理。可是，我更愿意相信，屈原是一个走路不会拐弯的人，当他复国的希望完全破灭之后，就选择以死明志。他和伍子胥是截然相反的类型。
　　 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载：
　　 “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我一直以为记载得过于冷漠，且没有触及我们民族，特别是南方民族的深度灵魂。这是怎样一个背负历史，耽于忧患，渴求美政，常做“白日梦”的一个民族啊！这本是一个诗意的、充满幻想的民族，然而在岁月的湮没流转中，浪漫精神常常被扭曲、异化，以及忽缺至少数不容于世的文人的专利：“不才明主弃”，“归卧故丘山”，浪漫精神和离骚之情成了他们最后的保护自己的“武器”。自屈原始，到李白的捞月，直至我的宗家王国维和当代的诗人海子，一脉相承的情节，不绝如缕的哀思。
　　 除了看龙舟竞渡，我还沉醉于《离骚》。读《离骚》不仅可以欣赏屈原的悲剧艺术美，还有一个执著的政治家的理想和失败。“虽九死其犹未悔”，“岂余心之可惩。”按照现代心理学或精神病学来分析，这是一例典型的偏执狂。但是莎翁不是有“天才是人类的病态”之名言吗，因为在这个社会，99%的都是普通百姓，芸芸众生。他们是凡夫俗子，每时每刻，都要为柴米油盐而操心。只有那些以天下为己任，怀抱济世宏愿的，才可能这么偏激，才可能”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就像我们吴越的青铜器，宁折不弯。
　　 姜亮夫对屈原的思想有过这样“美政”的论述：首先是圣君贤相，尧舜禹汤，即“美人香草”，寄托遥深；其次是民本思想，对孟子有关论述的延续和发展。对《离骚》，刘勰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在中国诗史上，《诗》、《骚》并称，系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长期以来，由于受某些思想的影响，我们接受更多的，是奉现实主义为正统，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屈原的浪漫主义对后世的影响。而笔者实在更赞成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评价：“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因为文学毕竟是很情绪化、个性化的产物。川端康成在《话说信浓》中说，所谓文学，就是这样一些东西，哪怕是一花一草，一蝶一鸟，只要寄托了人类心灵、情感的，那便是文学。轻井泽（日本地名）一带到处都是文学。而作为文学巨子，屈原似乎是用一生在“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
　　 我读《离骚》以及庄子的《逍遥游》，是在同一个时期，那里的一些个非理性的东西，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苏舜钦说，其读《汉书》常可下酒，是何等的一种境界，人说秀色可餐，原来好书也是可以充饥的，我辈不能理解。而读《离骚》是须酌酒的，清朝碧城仙馆女弟子吴玉藻在一曲《金缕曲》里，就有“读罢《离骚》还酌酒，向大江东去，歌残阙。声早遏，碧云裂”的慷慨激昂，抑郁悲愤。
　　 《离骚》系诗中尤物，酒乃为饮中极品，读者是人间情种。三者相遇，情何以堪。南宋江湖派诗人戴复古《端午丰宅之提举送酒》吟道：
　　 “海榴花上雨潇潇，自切菖蒲泛浊醪。
　　 今日独醒无用处，为公痛饮读离骚。”
　　 其为屈原饮，还是为自己饮；其怜屈原，还是怜自己，吾不得而知也。诗酒美人，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想象，而绵绵无绝的时空又拓展至极致。
　　 端午是屈原的，也是我们南方人共有的。端午深刻昭示了南方民族的艰难和不屈的历程。这种昭示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也烙上了精神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