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过我两次严重的心理伤害，都发生在同一年里。那两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直都忘却不了。
　　 那时在小学五年级，语文课程里有教学写信的内容，老师讲过之后，要求每位同学都要写一封信作为练习。
　　 很多同学写过信，都寄给了远在天涯的亲朋好友。我写的那封信也寄给了在外地打工的舅舅。事隔多年，信里面的内容已经记不太清楚，只记得当时向他伸手讨要五拾块钱买磁带录音机一事。
　　 那时我跟随着石斛的想法，起了贪婪心，做了一件后悔事。
　　 石斛的小姨也在外地打工，在和他谈论写信的内容中。他说向小姨要五拾块钱拿去买一台磁带录音机，预先为读初中学英语做准备。听他那么一说，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也经受不住录音机的诱惑，起了贪婪心。于是，在给舅舅的信件里，额外添了那么一笔内容，向他讨要五拾块钱。
　　 在我把信件封好，托父亲寄出去时，父亲说要先念给他听，我不同意，他也没有勉强，还是寄出去了。
　　 事隔半月，舅舅回信来了。未拆信之前，我内心寄予了希望和兴奋。在拆信读过后，自己就觉得受了奇耻大辱一般难受，羞得脸红耳热。尽管舅舅在信件里表示，回家后会给我买一台录音机，说信封内不允许夹放钱财。但是我已经醒悟了，不再去想要那些了。
　　 在回信中，他寄了一张彩色相片给我，但是我却怕看到他消瘦的脸庞。似乎在逃避着什么。
　　 当父亲问我有没有收到舅舅的回信时，我告诉父亲已经收到了，也把舅舅的相片给了父亲看。父亲要我念信中的内容，要听一听舅舅说了些什么话。我心虚，不愿意念信件，不敢让父亲知道信里的内容，也把那封回信私藏了。
　　 后来，父亲找出了我私藏着舅舅的回信，他不认识字，交给了姨父解读。
　　 那是在一个下午，我放学回家了，厅堂里坐着姨父、姨妈和父母。姨父手里捏着舅舅给我的回信在看。我见了，当时就傻了。父亲当着他们的面责骂了我一顿。我脸皮薄，面红耳赤，耷拉着头，站在门页前，像一个罪犯一样。我左手搓着右手，愣愣地看着地面，心里乱得咚咚作响，耳里也嗡嗡作响。父亲说了一些什么，我没有听进耳朵里去。后来听到叫滚，我才把书包扔在屋里，转身悻悻地逃去玩了。
　　 我一时糊涂，如果当初我把信念给父母听了，把那段讨钱的事略去，也不会有外人知道这件事。但是，我当时也觉得惭愧，没有勇气面对事实，没有接受父亲的要求。而人的通性都会对不知道的事情产生求知的欲望，越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就会越想知道，才想着法子去知道。我不知道这么一件事情，父母有没有受到一些自责，有没有想过，不知道会更好地承受。处事的对与错，我也说不清楚，心里却多了一个疙瘩。
　　 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敢主动给舅舅写信，即使他写信过来问事询情，我也不多言什么，回信变得小心谨慎，再也不敢说真心话。在我的心里面，生就了一股怕见到舅舅的恐惧心理。也因此，我与他七年也未曾碰面过。
　　 七年之中，舅舅也从外地回过家。父亲要我去舅舅家相见。我拒绝了。我不敢和他相见。羞愧啊！没脸见人啊！舅舅在街上遇到父亲，说给我买一台磁带录音机。父亲拒绝了，也解释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才了结了此事。
　　 读初中时，姐姐买了一台磁带录音机给我学习英语。虽然不是我要的那种款式，也算有了，了却了一个心愿。
　　 七年后，我和舅舅见面了。我对他的印象变得模糊，感到陌生，是他先认出我。我们都没有提起过以前的往事，交流也很自然。
　　 这是第一件事，还有另外一件事。
　　 那是在修家谱后庆祝时，村里每家每户都会有一名成员去帮工。我们年轻人跑到主事人家里去玩，父亲见我在那里嬉戏，向我喝斥了一顿。他不准我在那里玩，弄得大人小孩都哄笑、嘲笑。我闷闷不乐地回家，一路上都想不通，别人家的孩子都可以去玩，自己为什么不能呢？自己向来老实本分，也不会犯什么坏事，有必要赶我回家吗？这件事使得我一整天都笑不起来。
　　 当送家谱的人在汽车里向我微笑，招摇着手里的红花时，我一脸麻木，驻足呆看，一丝笑容都挤不出来，仿佛自己不是这个宗族里的成员一样，是一个局外人，是一个外姓人。
　　 庆祝典礼在宗祠里举办，我没去凑那份热闹，也没有参与到他们的欢笑之中，更没有去喝那杯喜庆的茶水。父亲抓了几颗糖给我。我也不屑一顾，也没吃，放在家里的桌面上。倒是吃了同学给的几颗花生糖。
　　 现在想起来，倒也不责怪什么，自己长大了，也能释怀，谁对谁错，也不去计较了。父亲毕竟没读多少书，也都是传统的家庭教育方法，难免会给我带来一些伤害。
　　 这两件事都已经溶入在过去的时间里，虽然不会再去回忆它们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有时又会侵袭到心头上来，难以忘怀，就让它们作为我以后处事的警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