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酒的初识最早源于父亲。记得小时候，在饭桌上，父亲会把筷子蘸了酒，往我弟弟嘴里送。母亲的头正好从厨房的窗台伸出来，瞧见了，急得嗓门老高喊：他爹，你疯了，他还是个孩子，你咋能这样啊？
　　 两岁的弟弟才顾不上母亲的大呼小叫呢。他大概以为是好吃的，馋得按捺不住，脖子伸得像长颈鹿一般，嘴巴咬着筷子使劲舔上了。这一舔不得了，原本舒展的眉头瞬间紧皱起来，许是忍不住了，吐着舌头，一脸的龇牙咧嘴。
　　 父亲照样不理会。他一边盯着自己儿子脸上丰富的表情，一边慢腾腾地给母亲说，那有啥，男孩子嘛，两口酒就扛不住，长大了怎么顶天立地？后来，我偷偷抿了一下，又辣又涩，苦不堪言。父亲之所以早早让弟弟尝一尝这酒的个中滋味，大抵是将他当未来的乡村男人养了。
　　 村子里的二伯和父亲平日里处得好，他也挺爱喝酒的，而且酒量比较大，这在我们村里是出了名的。加上二伯家底厚实，乐善好施，威望很高。凡谁家孩子满月、老人高寿、婚丧嫁娶，盖房立木等大事，常常都来请二伯。有好几回，二伯喝多了，转腾到我家里，一个人坐在房檐下，脸红得像关公似的。坐了没几分钟，就挨着叫我们几个小名，一声接一声。不是让堂姐给倒茶，就是让我给他把烟斗拿过去。也有时候，把人叫过去了，却什么也不说，只笑眯眯地看着。最好笑的是他喝得颠三倒四的时候，一个人趔趄个身子，在村里胡乱转，转着转着，竟然走错了门，一头窝到别人家热炕上呼呼睡过去了。那会儿，乡下的喜事多在大寒的冬天，外面飘着大雪，刮着北风，屋内火炕熏暖，衬得二伯的脸更红了。
　　 村里还有一个爱喝酒的，是二队的“瘸子张四”，我们都唤他老光棍。其实，张四原先有媳妇，只是因为家里太穷，没跟他过几年，跟着邻村一个山东瓜客跑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儿子跟着他眼睛半瞎的老母亲一起生活。为此张四觉得很丢面子，在村子里再也抬不起头，人一下子变得颓废又消沉，偶尔谁家过事随礼了，一上席面准会喝得醉醺醺的。地里的庄稼也不好好伺候，日子越过越恓惶，恓惶得房顶漏雨，窗子漏风，锅里漏气，连炕上的席子中间破了好几个洞，没钱换新的，只用一块块碎布补着凑合，夜里睡个觉，不敢挪地方，否则，身上准被扎得血印一道又一道。用邻家五婆的话说，即便村子里到处乱飞的麻雀都不愿意落到他家树梢上。期间，有人也给他说过几门亲，基本都是从北山逃荒下来的或者死了男人的，都受不了他又懒又穷的，转身走了，后来，他彻底失去了生活信心，更是什么也不想干，一天到晚提个西凤老白干，喝得一摊烂泥，连他家里那只馋嘴的狗也会跟着醉，人醉得满嘴胡话，狗醉得摇头摆尾，狗和人一程又一程，在村头那条土疙瘩路上穷撒欢。我清晰记得，有一回，晚饭后，月亮上来了，“瘸子张四”满身脏兮兮地坐在村头的皂角树下，嘴里叼着一根旱烟卷，星星点点，明明灭灭。他的脚下，一斤装的西凤老白干早已喝得瓶底朝天，张四一个人对着青白的月儿絮叨他媳妇跟人跑了那段能让人耳朵生出茧子的老故事。月亮一会儿明，一会儿暗，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我长到七八岁时，听父亲说，我有一个疙瘩爷，更是嗜酒如命，他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我自然没有见过。偶尔，会听到我父亲念叨，说我疙瘩爷是一个给我们老张家蒙上一层污垢和灰尘的男人，也是我爷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他一生下来，脊背上长了一个大疙瘩，高高凸起，给人感觉似乎连腰都直不起来。最令人生厌的是，他平日里手里提个酒瓶子，东游西逛，好吃懒做，偷赌成性，惹得四邻不安，甚至还抽上了大烟，家底一天天被抽空，终于一天，逼得疙瘩婆带着孩子出门另讨活路了。后来，听说疙瘩婆去了北山，另外找了一个死了老婆的厚道人家过了，疙瘩爷就一个人在北崖下的院子里，有钱了下馆子喝酒吃肉，没钱了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到头来，下场可想而知。我爷说，疙瘩爷走的时候，窑洞里挂满了蜘蛛网，炕沿上落满了尘土，陪伴他的，除了崖背上一只猫头鹰狰狞着乱叫之外，还有窑洞里满地跑的老鼠。
　　 村里人像躲瘟神似的，没有人愿意来帮忙。那一年，我爹只有十五岁，是我爷带着他和更小的四个叔一起砍掉了院子里两棵泡桐，钉了一口薄薄的棺材，草草埋了他。用我爷的话说，疙瘩爷是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主，这害祸一走，满村人皆大欢喜。
　　 和二伯与“瘸子张四”不同的是，我父亲喝酒总是有名堂的。首先是田里的庄稼颗粒归仓之后，那是一份辛勤耕耘后迎来收获的莫大欢喜。粮仓里，草席编的麦包围成一圈，鼓得圆圆的，像女人生养孩子后饱满殷实的乳房，木头搭架上串满了黄澄澄的玉米辫子，在阳光下泛着清亮的光。这样令人动容的场景，对于父亲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来说，又是多么美妙的感觉！他自然深知，有了这些谷物，全家人又可以吃上细面白馍，怎能不欢喜，又怎能不喝两盅呢？那些日子，一大早，父亲便早早起来，赶三里路去镇上，割两斤后腿肉，买一些花生米，再称一捆粉条，差母亲下到厨房炒两个菜，美美地喝上一顿。我清晰记得，父亲将爷爷叫过来，坐在磨得棱角圆润光滑的矮桌子上，一盅一盅相互对酌时，我就这么静静看着他们，任屋外的夕阳一点点漫上来土墙一点点低矮下去。一缕酒香，在院子里荡来荡去，像爷爷和父亲操劳一季又一季的美梦，在风中飘来飘去。
　　 父亲也有耍酒疯的时候，肯定不是我“疙瘩爷”那种癞子和地痞样子。记得住老屋的时候，隔壁的八爷仗着自己是医生，大儿子是生产队长，二儿子在省城吃公家饭，时不时地在两邻的庄子界限上挑事。比如说，他家的梧桐树随意可以伸到我家院子里撒欢，我家的枣树却不能，若是生出的旁枝过了墙头，哪怕是一点点，准会被他拿着斧头狠狠地砍掉；再比如，那年秋天，他家盖房，院墙拆了两个月，拴一条狗在空地上，狗脖子上的绳子挂得老长，一不留神就往人身上扑，吓得我们几个在这边院子里都不敢动弹。母亲好言相劝，让将绳子拴短些，涂脂抹粉的八婆不但不听，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什么跟穷鬼住隔壁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木头、砖头瓦块都在自家院子里，这么大的摊场，防个贼碍着谁了。母亲吵不过她，只好偷偷躲到房子抹眼泪。更气人的是，房子盖好砌院墙的时候，竟然往我家院子里伸过来近五公分。父亲当然不愿意了，想大闹一顿，又恐日后八爷当生产队长的儿子给穿小鞋。眼看他家院墙快砌好了，父亲想了个主意，那日早饭后，父亲怀揣一瓶西凤老白干，咕嘟咕嘟喝下半瓶，装作摇摇晃晃挤到干活的工匠面前，让他们停下来，好好看看，墙斜过界墙了。谁知几个工匠头也不抬，说了一句，找主家去，我们只管砌墙。说完，绕过父亲又提起身旁一块砖头继续干。父亲看软的不行，来硬的。他提着酒瓶子在空中抡了几下，嘴里大声呵斥，停下，停下，谁再继续干，我让他脑袋开花。
　　 父亲这番“狰狞”模样惊动了八爷，也着实吓着了八爷。他赶忙去生产队里喊回了儿子，院子里一下子围了很多人。许是酒精的作用吧，父亲已经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他索性坐在砌了半人高的墙上，从兜里掏出皮尺，只顾扯着嗓门喊着让大家伙现场丈量一下，看看是否过界墙了，还说要是他错了，宁可从八爷的裤裆里钻过去。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父亲的样子：身子晃着，脑袋偏着，舌头发硬，脖子上的青筋一根一根鼓得老高，完全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八爷的队长儿子知道自家理亏，又当着村子里这么多乡亲，面子上过不去，只好红着脸给自个找台阶下：吆，还真得偏了一点点，可能是放线绳子偏了，你看这远亲不如近邻的，咱肯定不能弄这事么，马上拆，马上拆。
　　 父亲一看形势大好，索性借着酒劲，当着大伙儿的面给八爷当队长的儿子又是作揖又是鞠躬，完了又喊我母亲从我书包里掏出本子撕了一张，让人家立下字据。整个过程中，父亲俨然是主角，不用说，我们家庄子的完整性也被保住了。只是，父亲那既夸张又耍赖的“跳梁小丑”姿态让我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解，甚至还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不就是一砖头宽的地儿吗，偏就偏了，至于弄出这么大动静。而且，那段时间，我上学放学的路上，同伴们总躲着我，不和我玩。他们认为，万一那天和我玩生气了，我父亲会提着酒瓶子抡他们脑门的。
　　 我的郁闷父亲当然看出来了。那日，他将我拽到他跟前，慢悠悠地说，爸知道那天喝醉了吓着你了，可是，人家有势力，不这样干，他占咱的地儿能要回来吗？你是女娃娃，长大了终是要嫁人的，可你弟刚子就不一样了，我得替他守住这庄子。你看，咱沟西的那片地里，你三婶和五叔为了地畔上的一行玉米苗都骂得脸红脖子粗，差点锄头都使上了，不就是为争一口气，咱这乡里人，什么都可以让，唯独地界、庄子界，一丝一毫都不能让，否则，一个家族，还有什么脸面在村子里招摇，老祖宗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你大了就知道了。
　　 父亲说完，深深叹了一口气，出了房门。我望着他的背影，似懂非懂，但有一点明摆着，他之所以能赢，肯定是酒，壮了他的胆！
　　 之后很多年，父亲很少喝醉，而且，一些和酒事有关的场面总是喜庆和热闹的。当然了，逢年过节，我定会给父亲和爷爷买酒喝的。那酒，滋溜滋溜下到父亲和爷爷肚子里，族里长短，前尘旧事，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仿若乡下人平日里很多不善于表达的一些悲喜欢愁都在酒里，发酵和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