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酷暑时节，一些发黄的画面会电影一般在我大脑回放，那是记忆中生产队社员在黄豆地拔草的场景。家乡的三伏天，酷热如炙，山梁上的梯田地里，社员们顶着炎炎烈日在给黄豆苗拔草。拔草属轻劳力活儿，多是由一帮女人娃娃还有少数老弱病残的男劳力来承担。那时正值放暑假，我也会跟着母亲加入拔草队伍的行列。尽管天极热，尽管年幼，尽管曝晒一天还挣不到一分工，但我乐意去，母亲也乐意带上我。
　　 拔草热闹。一二十个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有故事听。更有趣的，是忽的有野鸡“扑棱棱”从草丛飞起，“咯咯”叫着落荒远去，小毛孩们惊叫喊打，眼前却窜出一只灰兔来，兔子在叫喊声中惊慌而逃，我们野奔野跑野笑，朗朗的笑声缠绕在山梁，萦绕在田野。最诱人的，当是坎塄上长的“蒿瓜”和鲜红的“野梅子”，只要看见一点踪迹，孩子们会箭一般冲上去，谁的手脚麻利，谁便可取得战利品享受美味。有时，眼睁睁的看着熟透的果子被他人抢走，内心不免有点失落和挫败感，无奈之下，顺着他们“扫荡”过的地方找一两枚被遗漏掉的青涩的果果，放嘴里嚼嚼，也可自我安慰。
　　 不管人多人少，拔草都是一字摆开的。多数时候，人挨挨挤挤。黄豆是麦子收割后种的，地里麦青（落在地里的麦粒发的新芽长成叶子）自然密密麻麻疯长，若用锄头除草，效率定高，但剩余劳动力何处去安顿呢？总得让大家都挣点工分吧。我参混其中，是想凑热闹，顺便还可混几厘工分。
　　 大人们总是道不完的东家长西家短，诸如谁家儿子该娶媳妇了，谁家女子要出嫁了，谁家媳妇怀娃娃了，谁家娃娃当工人了……有时候，她们会嘻嘻哈哈开一些晦涩难懂的玩笑，虽然我懵懂，但听得出是让人脸红不体面的话。后来长大才知，那是男女色彩的段子。
　　  我最喜欢听的，是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阿姨讲的细节和我长大后看的迥然不同。说是祝英台为了不暴露女儿身，与男的比赛尿尿，她用竹管子协助撒尿，比男人尿的还要高……祝英台提醒梁山伯她是女的，可梁山伯不开窍，气得祝英台说：“梁兄是个柏木桶，千提万提提不醒”
　　  在我的心中，她们讲的故事深不可测。那个梁山伯，为何是个“柏木桶”？“柏木桶”为何提不醒呢？
　　  我傻傻地听，跟着她们傻傻地笑，把酷热忘却脑后。
　　  说笑中传来队长一声吆喝：“歇气了！”
　　  人们立即撂下手中的活儿，呼啦一下散开而去，三五成群找树荫乘凉，喝水。趁着歇息，年轻媳妇让大娘给她绞脸上的汗毛。大娘拿出一根长细线，像魔术师，三两下绕成绞汗毛的工具。一头她用牙齿叼着，左右手各执一端拉开适当距离，随着下巴前后动弹，双手拇指和食指有节奏地一开一合，手中的线就像是灵巧的小剪刀小夹子，在年轻媳妇脸上轻轻来回游走。我傻傻地看着大娘娴熟的动作，看着年轻媳妇微闭的双眼，好奇的问题总是没有答案。一会儿，年轻媳妇额头到两边耳根的汗毛全被绞干净了，这才睁开眼睛。
　　 大娘说：“看，这下脸可俊了好多。”
　　 一旁的人都不住地称好。年轻媳妇脸上泛出红晕。我下细看，确实是比先前白净好看多了。
　　 我回头找母亲，她已经在不远处荒坡上拔蒿柴，干热干热的太阳下，蒿草中只露出她的草帽。我知道，母亲拔蒿草，是为了晒干用它来做饭，天冷烧炕的。
　　 拔草干活，哪能全是开心？暑里的天气，晒得人会心里冒火，可大家得听队长指挥，不能想歇就歇，想乘凉就乘凉。我挨着母亲，她的草帽和身影能给我遮住点阳光。汗水浸湿了母亲的后背，衬衣贴在身上，豆粒大的汗珠子从额头不住地滚落在地里，可她没有怨言，没有偷懒。我受不了头上晒，脚底下热气往上冒的烘烤。母亲叫我别干了树下凉着，我愣是咬紧牙坚持着。
　　 我盼望太阳快点下山，盼望老天爷赶紧下雨，可是抬头环顾四周到处是金灿灿的光，人们的说笑声衬得四野格外的静，好像万物都被太阳晒蔫了，眼前的黄豆苗也是无精打采的低着头。不远处传来蝉的叫声，我想它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哭泣，它和我一样的酷热难熬。
　　 忽地，我觉着有把巨伞遮住了头顶的太阳光，抬头看，原来是太阳钻进云里面，再看看远处，仍然火辣辣的光。嗨，这朵云好似专程来给我们遮阴的。可是缓口气的功夫，太阳又出来了，又是要命的烘烤。云去哪儿了呢？看看前面那块田里，一片阴影，原来云又去那里了。于是，我不住地盼望有云飘过来，可是好久也不见再来，或者来了停留不到片刻又走了。我问母亲，云为什么会走路？它从哪里飘过来？它要飘到哪里去？
　　 母亲告诉我似懂非懂的答案：“云从远方来，它要到远方去。”
　　 后来，无论自然科学课本怎么解释云的常识，我都是信服母亲给我的答案。
　　 记忆中的那朵云，已经飘走得无影无踪，但它似乎又没有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