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乡变成故乡的那一天，老屋成了我唯一的留恋。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回老家的唯一理由就是，看看老屋。
　　 老屋座落在村口泰山庙的山脚下，三面环山，正面临水，也可以说是依山傍水，是一块风水宝地。老屋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典型西北大院子，围墙是用土筑成的，三面盖满了土瓦房，一面是高大宽敞的大门。屋后的小园子里有梨树，杏树、桃树、桑树。屋前的园子里有柏树，樱桃树、杏树、榆树、桑树、梧桐树。春天，屋前屋后的树木发芽，接着是一场一场的花事。桃花，杏花、梨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次第开放，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香满园，老屋就像躺在花朵中熟睡的婴儿，安适、惬意。黑黑的瓦沟在花团中若隐若现，是三月最美的背景。几场春雨过后，风铃一样浪漫，喇叭一样精致的梧桐花挂满枝头，轻盈、优雅，响在春天的深处。夏天，屋前屋后浓郁一片，老屋被肥大的树叶裹得严严实实，只有正午才能晒到太阳，其余时间，只看到院子里，墙壁上落满了斑斑驳驳光的影子。门前的一棵大榆树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它盘虬卧龙般的树根，是露在两米多高的土崖外面的，树干粗到两三个成年人伸开胳膊，手拉手才能围住。枝干分支无数，有的树枝直冲云霄，有的垂落地面，没人修剪，也没人破坏，自然形成了一座绿色的小山。它亲眼目睹了老屋的落成，和发生在老屋里的故事。
　　 解放前，我们家被称为“桃树院”，是四里八乡有名的大户，家里有专门干活的短工。解放后，分了家，在老祖宗的房子旁边，修建了现在的老屋。我出门玩，村里人都叫我，桃树院里的娃娃。桃树院成了我的标签，对此，我问过祖父和父亲，我们家以前是地主吗？我们家以前有好多桃树吗？祖父和父亲都没有明确的回答，他们只是说，你也看到了，我们家只有一棵毛桃树和一棵樱桃树。
　　 祖母是老屋的第一位女主人，也是我最喜欢，最敬佩的人。父母好好种地，我们几个好好读书，这就是祖母最大的心愿。她每天五更时分起床，吸几口旱烟，喝几杯罐罐茶，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生活。祖母是“三寸金莲”，走路很慢的，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一个篮子，在大门外找来柴火，先安顿好她的一坨热炕，然后走向厨房，烧糊糊，擀面，下面、烙馍馍。当年，白面很少，只有在过年时才吃白面馍，平时只吃玉米面。祖母便每天做我们喜欢吃的碗饽子，她搅一大盆黄葱葱的发面，油刷子在热锅里刷几下，用勺子盛满发面均匀地倒入锅底，有碗口那么大，像一轮满月，一面上色之后，翻转，让另一面上色，盖好锅盖，并不断地翻转，直至熟透。出锅时是很烫的，祖母一铲子铲起，一只手扶着，一个圆圆的，花色匀称的，深黄色的碗饽子就成功了。闻着甜丝丝的，掰开，咬一口，有一点柔，也有一点酥，觉得比过年的油饼还好吃。每天下午，祖母都会烙一瓦盆碗饽子，第二天下午也是盆地朝天，一家十几口人，养活很艰难。
　　 母亲心灵手巧，她除了地里干活之外，主要是给别人缝衣服，挣点钱，给我们几个添补学费。最初，母亲给我们村的供销社缝棉袄，一天早出晚归。后来，母亲自己买了一台缝纫机和网边机，在家里给人缝衣服。她不识字，但她能记住别人的布料和尺寸。她自学裁剪，做的衣服合身，款式别致。四里八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找母亲做衣服，还有的大闺女，新媳妇来找母亲学做衣服。母亲也收了好多徒弟，老屋一天出出进进的人络绎不绝，村里人既羡慕母亲的手艺，又羡慕母亲的人缘。快到过年时，母亲屋里的两个大木箱上堆满了各色布料，红的、黄的、绿的、蓝的、青的、花的，应有尽有。上面没有任何标志，母亲在裁剪时，记得一清二楚，从来没有混淆过一次。她整夜整夜的不睡觉，到年底要把所有衣服做好，让每个人穿上新衣服，过一个欢乐的年。
　　 大哥喜欢拉板胡，二哥喜欢唱秦腔。我记得一到腊月和正月，大哥和二哥忙得一天到晚不见人影，他们不分昼夜地排练正月的秦腔演出。我最喜欢看二哥唱戏，他经常扮演的是小生和皇帝。初三毕业，二哥中专考试落榜，母亲埋怨说，是二哥爱唱戏造成的。上了高中，二哥拼命学习，吃了不少苦。那时，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姊妹几人都上学，家里没有多余的一分钱。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冬，晚饭过后，我坐在祖母的热炕上，二哥突然从学校回来了。他冻得满脸通红，手脚僵硬，冰凉。祖母心疼地问，下雪路滑，县城距离家有七十里山路，你是怎么回来的？二哥说，他是自己走回来的。县城到我家没有直达车，再说二哥也没钱坐车，只能步行。二哥的手和脚在热炕上暖了半天，愈加发红，摸上去还是很冰。高考中，二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临走时，父母东借西借，东拼西凑才凑够了学费。工作之后，每一年过年回家，二哥都有专车接送。那一年，他开回来的是桑塔纳，引来了全村人的围观。之后，还开来过三菱，别克，本田。他说，他每次开车到三里堡子梁，就不由自主地想到对祖母的承诺，便鸣笛几声，想着如果祖母活着，一定会拄着拐杖，站在大榆树下，望着山梁，嘴里念叨着，是我的孙子回来了。他便穿着黄大衣，下了车，扶着祖母回家去。祖母乐呵呵的，高兴得嘴都合拢不来。
　　 二哥一有时间，就给三哥辅导英语，脸（face）、狗（dag）、蜜蜂（bee），三哥半天没记下，一旁玩耍的我，却倒背如流，二哥经常夸我很聪明。其他英语单词我都忘得差不多了，唯独初一年级的那些单词，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三哥和我相继考上了大学，我考得学校不好，但那一年，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县上派车派人，送到家里的。当车到家门口时，他们还放了炮，父母很自豪地出门迎接。我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位女大学生，全村人都很羡慕，父母更是高兴。那一天，父母放下手头所有的活，拿着通知书，左看、右看，激动地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祖母走了，父母也走了，我们几个都在外地，老屋一天比一天苍老。每次我去看老屋时，屋前屋后的园子里，除了以前的老树之外，都是疯长的野草，齐腰高，有的甚至超过头顶，扑面而来，紧紧地将我抱住，好像久别重逢的朋友。没有主人的日子，园子就这样荒芜着，任由野草生长，任由尘埃覆盖，任由山鸟起落。老树有的死了，有的长得更加高大，茂盛，张扬。像老榆树，分支比前几年多了好多，听村里的老人说，前段时间，村里来了一位阴阳先生，他站在泰山庙的山顶说，这个村的脉气，来源于这棵老榆树。老榆树就像泰山庙前的一道天然绿色屏障，保佑着村子，吉祥安康。
　　 老屋的土围墙变矮了，门和窗历经风吹日晒，完全变成了一张白纸。老屋好像一位拄拐扶墙走的农村老人，弓腰驼背，满脸千沟万壑，风一吹，浑身的灰尘稀里哗啦，一楞一楞地往下掉，不知道它还能支撑多久。打开生锈的铁锁，当我推门而入时，冰草，艾蒿、车前子、小榆树、蒲公英、牛尾草……把院子填得满满的，屋子都是空的，空得让人心惊肉跳。屋檐下的铁钩上，挂着父亲饱食过麦香的镰刀，还在发光。熏黑的土炕门前，斜躺着祖母曾经弯腰一生的小背篓。厨房的墙角处，站立着父亲肩负一辈子的长扁担。西厢房里厚重的尘埃，封存着母亲视为生命的缝纫机。厨房的灶台上，倒扣着祖母的黑瓦罐。院落很寂静，心事却很拥挤。屋里也是原来的样子，好像时光未曾走远，只是落了一层灰尘罢了。
　　 老屋就这样老了，老成了一个神话，一个永驻我心间的，不老的神话。神话里，有祖母的梦想，有父母的梦想，也有我们姊妹的梦想和快乐。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去看看老屋，去和疯长的野草，来一次深情的拥抱。总觉得野草有祖母的味道，有父母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