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一向逛书市，映入眼帘的是一摞一摞装帧精美金光灿烂的文学书藉，门前却不见几个顾客问津。此刻，脑子里没来由地涌出一个人：王小波。回家路上一直在思考这个人物，当晚便写下了这篇不成文的东西。
　　 王小波已经故去多年了。近几年来，沉寂的中国权威文坛或是业余文坛为纪念王小波不时掀起过大大小小的波澜，构成了一种王小波热议的亮丽风景线：有的著文缅怀小波的英年早逝，叹惜若干年后诺贝尔文学奖少了一位有力的中国竞争者；有的“旧话重题”，愤慨小波生时文坛对他的冷落。仿如一幅很热闹而又形态各异的“清明上河图”，让人觉得不由自主有“进入”探究的必要。应该感到惭愧的是，当年虽与王小波同属“知青兵团”的我，迄今仅读了他的一部《黄金时代》及一些零散的随笔，似乎没有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妄评小波文章。然而同为那个年代生活的人，总觉得心里有话要说，这即是人们常说的：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也。
　　 我想说的是：王小波在为谁写作？这话一经说出便会令人掩嘴而笑，迂执，落伍啊。用时下的新潮作家的话：文字反映我的生命，我为自己写作；用“另外”一些人的口吻：提出这样的问题，必须上纲上线，你还想对创作自由进行粗暴的干涉？你还想用功利主义的绳索捆绑文学的手脚和诗神振动的羽翼吗？应该说这样的诘问是毫无道理的。我在想：如果中国的文学继续让某些人无限拔高成为某些狭隘的集团利益服务，如果“为谁写作”的诉求不受人道主义的制约，如果文学不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存在的人类苦难的历程，那么，这种民族文学非但难以立足于世界之林，而且必然罹受巨大的灾难。
　　 我们必须来看看王小波在为谁写作。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这部小说中，描写的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那场风起云涌的“知青运动”中所发生的故事。无庸讳言，历史上的知青运动的产生和结局并未如某位政治领袖所言中：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场运动最终让近二千万男女青年及其他们的家庭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场难以言说的“青年运动”。小说并未向读者提供什么令人激动的广阔历史画面，而是浓缩为“小二”和“陈清扬”之间的故事，演绎成当年知青生活的一个断面。
　　 即便是故事，也并未让人读到那种有着起伏跌宕的情节，充满悲情色彩的知青男女爱情，而是以冷峻的白描及稍嫌繁琐的语言叙述了他们围绕着“破鞋”陈清杨和小二的几次“做爱”交往而展开的生活场景，实录下当年都市少男少女下到农村后的悲惨景况。在这里，曾经的北医大高材生陈清扬，在这荒芜贫瘠的西南山村已成追着人辩白自己清白的“破鞋”；在这里，高知家庭出身的小二已无缘学习文化知识，他的精力被消蚀在对陈清扬“乳房不下垂且高耸，所以你就是破鞋”的探究中；在这里，本应是青春活力四射潜心求学的少男少女，却成了四处滋事寻衅的群氓；在这里，少男少女美好的那种爱情萌动，成了男女之间仅仅为了满足情欲的私通苟合。当年的少男少女遭遇了一个怎样窒息的年代？这是一个怎样悲惨的世界？
　　 然而这部小说发表伊始，却遭遇到了文坛的冷落，中国的批评界对王小波似乎不屑于置评，不见一字。近几年却经常见有关“王小波写性的人道性”之类的文章纷至沓来，见诸报端杂志。斯人已逝，任尔评说。我认为王小波在为“自己”或是“帮助读者”的写作中，他不会是率性而为，而是有的放矢。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说：“小说修辞的终极问题，就是确定作家为谁写作的问题。”在布斯看来，回答“为自己写作”，还是“为需要帮助的读者写作”，绝对是风马牛两不相及的事，应该说两种不同的回答必然会引导作家写作不同的初衷和修辞策略，以达到两种不同的修辞效果。布斯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为“自我”写作的态度，反对追求“纯形式”的文学。他认为文学应为“他人”写作，应该让自己的作品被“他人”所理解，应该努力将自己作品中反映的生活成为“他人”普遍真正关心的价值。作家必须非常谦逊地寻找各种“最佳”的方法，以便使读者接受他对那些主题的见解，同时懂得怎样将他那往往舍弃自我的个人象征组成的远见卓识转化为基本上是公共的东西。
　　 我不认为王小波是个道德之神，他的文字的经典性远不能与世界级大师比肩，他至今也未创造出世界级的文学神话。他是以笔写我心，以手书我思。他宁愿以平实的叙述显露自己有可能遭到“非议道德丑陋”的一面，而不愿以突显波涛的文字编造出什么悲情故事。显然，他文学的指向在“舍弃自我”，他是在力求以真实的面貌示人，探究读者真正关心的普遍价值。人类所与生俱来的自由天性，在他目睹那个年代的知青因各种因素被禁锢在贫瘠悲惨的境地所产生的那种怜悯，或是感同身受的痛苦，让他敢于作为人发出了一种自由的呼唤，一种为争取自由和解除苦难的抗争。
　　 为此，他不能不选择为“他人”写作的态度，他不能不选择为“他人”写作的修辞策略。其实，在这时王小波的写作初衷即便假定为“自我写作”，但客观上己不可抗拒地移向了为“他人”写作的范畴。在这里，我大肆宣扬王小波是个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也许会违背他写作的初衷，但仅从他的一些惊世骇俗的散文随笔来看，你必须承认这位作家从根本上讲不是为自己而写哗众取宠之作，不是为自己的虚荣心能得到一种廉价的满足，不为取悦当代，不为那种渺小的沾沾自喜，而是以自己诚实的劳动给历史一个厚重的展示：给那些曾经生活在苦难中活着的或是已死去的知青兄弟姐妹有个交代，有所慰藉；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有所总结，有所警示。
　　 时下，中国文坛外表看似热闹，时不时闪亮登场一些“惊天”之作，其实是一片虚幻和沉寂，给人以“门角弯里作揖自己恭喜自己”之感。说倒底，是那些热衷于名利地位，实则是一些渺小的写匠的“执照”作家没有人道情怀，没有人类苦难意识，没有底层意识而专事一些“打屁不沾腿”的时尚取宠之作。有人抱怨，世界级诺贝尔文学奖总是评选不公，难道偌大的中国就评不出一位？（总算有一位莫言了）我以为，一些中国作家什么时候不搞那种高蹈的个人主义，不搞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不玩颓废的老庄主义的创作倾向，不趋炎附势，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多一点社会责任感，多一份同情和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那些“小人物”的情怀，多关注平凡人物的生存境况和内心感受，并有敢于为他们说话的精神，那么，中国作家获取诺贝尔文学大奖的日子就会近了，当然，我和许多人一样，并不认为诺奖是反映作家高下的绝对标准。
　　 真正的作家关心的是人，叙写的是人在某种特殊的生存环境里的人生遭遇和内心体验。小说家的写作目的，就是要通过有意味的情节事象和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帮助读者认识社会，认识生活，向读者间接地提供人生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对读者的人格成长和道德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显然，在探究王小波的作品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为自己未生活在那样的年代而感到庆幸，会为当年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那些人充满同情，会为当年跋涉在苦难的泥泞中而坚强生活下去的人而感到由衷的钦佩。
　　 王小波这样做了，为“他人”写作的目的达到了。
　　 要全面地评价王小波的文章或是探究其写作的初衷，等等，于今虽是己“盖棺”却无法“论定”的事。因为还要等待，还要等待历史的风雨侵蚀，直至露出“原岩”的真相。在阅读中，世间很多评论王小波的作品比较公允：率真而不穷究技巧，粗糙而赘言反复是小波为文的特点。这对笔者很多启发，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小波的文章有一种灵动的内蕴和激情的张扬，能够将上述特点溶于他的作品，帮助广大的“他人”给予普遍的理解从而受到感染，这一点是很多中国作家不具备的。
　　 当代的文学圣殿己然轰然塌陷，正变成硕丽无比的大废墟，一个充满各式“垃圾”的世界。这个“垃圾”世界正需要高明而勤奋的巧手来清理，来重新建造。我呼唤这种“巧手”的到来。
　　 不知道我是否曲解了王小波，愿天堂里的小波谅解我的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