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琐碎的记忆】
　　 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有着9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那时候叫生产队。从村子的东头到西头，都是东倒西晃的土坯泥草房。共有四排房，每一排大约二十几户。一条正街蜿蜒着扑向村外，其余的都是小路，村子的后身是一个小火车站，从我家出去赶火车也就五分钟的路途。
　　 家乡盛产大黄米黏米、葵花籽、毛葱、玉米、高粱米，记得小时候的粘豆包特别好吃，每到年关家家都都蒸粘豆包、撒年糕、豆面卷子。见过二婶站在灶台上撒年糕的姿势，还有那诱人的黏米面，在锅里一个铺着屉布的屉上一层一层铺平，一层面一层大枣，一层面一层饭豆。没等熟的时候，那香味就已经让我流口水了。
　　 平原春天的风非常大，刮起来会将整个的柴禾垛刮上天空，家乡的泥土非常的黏，有“人不留客天留客”的俗语，就是若到夏天，有客人来走亲戚一般赶到雨季会走不出去，因为那路泥泞无法拔脚，每前行一步都十分艰难。
　　 记得那年夏季的一个晚上，农场放映露天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姐姐哥哥们都说是一部极好的电影，早早吃完饭相约着去了，通往农场的那条路非常的泥泞，路中间都是水，只有路肩踩出了一个窄窄的只能一个人走的小路，需要走猫步，那晚，看完电影了回来的路上借着下弦月的一点光，偶尔能看到路上影影绰绰的路面，我紧跟在大哥后边，因为大哥是个做事稳当的人，所以跟在他的后边我比较放心。大鹏哥高度近视，大声问：“怎么走啊吗看不见。”有人恶作剧地告诉他：“朝亮的地方走，都是干爽的路。”话音刚落，就听见他大喊道：“我的鞋子在泥水里拔不出来了。”大家哄然大笑，大鹏哥的鞋子不见了，被泥吞了，我们就等在那里，等他摸到鞋子上来夜已经很深了，嘻嘻哈哈地笑着回家，姐姐们到了家后还在笑大鹏哥的幼稚。
　　 那时候的运输工具只有马车，每天马车会拉着那些生石灰从我家门前经过，有红泥矿就是可以做陶瓷，矿生产的石灰像粉笔一样，但是若浇上水它会像开锅一样，母亲说它能煮熟鸡蛋，告诉我不要弄到眼睛里否则就会失明的。我常与伙伴们沿着那条不规则的土路走向离我家不远处有一个瓦厂玩耍，去那里捡一些石灰块回来作为粉笔，在地上练字。看到那个瓦厂高大的烟囱冒着黑烟，我的老叔就在那里做烧窑工，烧窑工是需要技术并且十分艰苦的工作，说到老叔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二叔家的对面屋在高叔叔家搬来之前的孔六叔，孔六叔是个工程兵的爆破手，转业后在瓦厂仍然是爆破，一个夏天的早晨他去放炮爆破再也没回来，据说连个全尸都没落下血肉模糊的，那年六婶才28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后来厂里照顾她给了砖瓦房搬走了，此后的日子我们都不敢再去大窑玩耍了。
　　 以前只要看到那火会不自觉地想起烤土豆、烧包米，红通通的火烤出来的玉米和土豆可香了。我的玩伴中有一个叫徐秀华的女孩子她是家里的老小，经常跟着她的哥哥玩那些男孩子玩的东西，我们一起的时候，她常常抓好多蚂蚱用毛毛狗的草梗穿成串拿到窑上去烤，烤得焦黄后拿回来，看着她吃得津津有味的，鼻涕一抽一抽的，我恶心得直想吐，她却说：“可香了。”偶尔老叔也会偷偷地背着老婶给我们烤一点土豆、玉米吃。
　　
　　 【唯一的砖瓦房刘家和他的亲家】
　　 从铁路道线一下来，沿着小路走上五十米，村西头倒数第三家的刘家，三间透明瓦亮的大砖房，有一个很高的院墙，院子里养了好几条狗，养了几只母猪，猪圈盖得也是很有规矩，一看就知道是做事干净利索的一家人，院子里住着他跟大儿子一家，刘家的那个女主人高高的个子，白白净净的，说话办事儿干脆利落，性格爽朗，她外号叫刘大娘们，当时也就是四十一二岁，可是她已经抱上了孙子。大儿子也是一个帅气的小伙，当时二十几岁就在生产队里当上了一个副队长，中国农村传统婚姻观念靠相亲、媒婆等形式，作为长子是在母亲的主持下相了亲、订了亲、结了婚生了子。媳妇是个有一点眼睛斜视个子又矮的女人，贤惠带着一点懦弱，是刘家的老太太看中的媳妇说是能干活，就命令儿子娶了她，那儿媳妇的名字叫“东琴”，我认为那是一个不般配的婚姻。
　　 那是一个任何人都不可能靠近的家，因为那几条狗真的很凶。“刘大娘们”是个厉害的女主人，经常穿一件黑色的斜纹布面的小棉袄，青色的裤子脚蹬一双黑色拉带灯芯绒布鞋，梳着齐肩的短发光溜锃亮，整个脑门露在外面显得十分清爽干练。有她的操持下他们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男人得听她的指挥，有一次我不禁想到一个生产队为啥人家过得很好，有的人家日子就过得很穷，过年甚至连一顿饺子都吃不上？这就是过日子的不同之处，好多家女人不会安排生活把日子过得水裆尿裤，吃不像吃穿不像穿，孩子大人邋邋遢遢的，可是刘家人就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不说别的就说过年过节吧，我们穷人家的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人家大鱼大肉的往回买，槽子糕、烧饼、小人酥，更是经常的事情。你说这样的人家谁不乐意嫁给他家做儿媳妇？又有谁不乐意娶他家的女儿做媳妇？
　　 她家的儿媳妇东琴家境不是很好，只有东琴和母亲两个人。她的母亲我们都都叫她东姥姥，东姥姥是个可怜的人，被父母卖给一个赌鬼，生了几个孩子，解放以后在政策的召唤下离了婚，一个人过了几年后嫁给了一个小学校长焦东洋。也许命运作弄人，生下东琴后焦东洋犯错误进了监狱。焦东洋就是个知识分，当时的形势就是那样，由于说错了话就被打成反革命在监狱里蹲上十几年。焦东洋出狱后，东琴的母亲将焦东洋驱之门外，后来去了哪里就不得而知。政治运动毁了一代人的幸福爱情，焦东洋是个有才的人，他走了之后东姥姥一个人居住在学校里有一间小屋里，我常陪母亲去看望她，那个小屋的门就是几块不太好的木板钉的，用牛皮纸糊了几层，狭小的空间里十分干净，一个用香烟盒以及牛皮纸糊的小火炕上卷一个很大的深色行李卷，有一个用烟盒糊的木头箱子，上面一个小镜子，一个搪瓷缸，一个竹编暖瓶，墙上有一个圆形塑料框的小镜子后面有一张东姥姥的照片，黑色带大襟棉袄，后脑勺盘一个老式的发髻。
　　 东姥姥说话的声音沙哑，听她说话的时候我就老是觉得口渴，她也抽旱烟，边说话边抽，总是往地下吐吐沫，即使嘴里没有吐沫，她也习惯性地吐一下。
　　 当时生产队里只有这个东姥姥享受五保户待遇，生产队照顾她看社里的地，就是在离村里很静的地方轰赶进地里偷吃的家禽，挣一些工分来养活自己。听大人们说东琴结婚后也不常去看望她的母亲，跟母亲的感情也不是很好，其他跟东琴同母异父的姐们兄弟都不来往，东姥姥也一直见不到影子。就是那时候我对家里的一些旧友很感兴趣，尤其喜欢陪母亲走访那些老人，每每走访过后，感到那些人的艰难，每一次看望东姥姥都能看到她老人家那眼里噙着泪水。
　　 东姥姥在生产队里看守田地、看守场院，每天都路过亲家的门口，但是从来不去女儿家小坐或者吃顿饭，就是路过也不多看一眼，如今想来东姥姥一定是怕是给有钱的亲家添麻烦，更是怕给女儿添麻烦吧？倒是经常到我们家坐一坐，讲一点故事说一些“瞎话”给我们听。那时候我就对那些久远的往事十分感兴趣，想知道古老的生活方式以及人和事儿，就像鲁迅的《祥林嫂》，过了好多年我都沉浸在那种悲痛之中。
　　 生命里有好多事情无法重新开始，比如刘家的光鲜和东姥姥的遗憾都无法重来。
　　
　　 【那一次的批斗会】
　　 我出生在文革期间，自然赶上了还在斗私批修的政治运动，印象里还在斗地主，还在雷锋的课本里寻找那股刻骨的仇恨。在那个无论上学、当兵、种地都是论成份的年代，我们村里也有一个姓姜的家族成份不好，听母亲说就因为有两垧地就给定了一个富农，因为这，每一次生产队里开会都会把他们集中在生产队办公室的中间背手站着，低着头，被人叫骂，忍别人推搡殴打。有一次他们戴着一个用大白纸糊的高帽，上面用毛笔字写着：打倒地主！一个姓马的年轻队长高举着拳头大声喊着：“打倒地主坏分子姜家旺！打倒姜树德！”我被父亲抱着靠着队部门口茫然看着这一切，这是我记得印象至深的一件事儿，父亲身体很不好有气管炎肺结核，不仅受不了开会时浓烈的旱烟味道，更是受不了那时候的运动带来的恐惧和侮辱，遇到那样的情形父亲通常不发言，总是阴沉着脸，到了家里也不高兴，就会对我们发脾气。
　　 那时候，父亲是个会计，到了冬季气管炎发作就上不了班，后来父亲当了生产队里的保管员，尽管如此还是经常看见队长书记到家里来召开支部会议，与父亲商量队里的大事，父亲是个沉默寡言有主见的人，我常常看到父亲讲过话那几个人都会点头称是，我就觉得父亲特别威严。
　　 父亲带了一个徒弟，是个18岁的高中毕业的小伙，听说就是那个地主家里最小的儿子，父亲和书记说：“有文化有品行的人，要用他干大事儿。”生产队里将父亲的建议向大队作了汇报，简书记没有反对父亲的建议，去了姜家把这件好事儿告诉了他们，他们非常欢喜，听说后来大队派了一个姓安的会计，有一条腿有毛病，人们叫他安瘸子，姜家的小儿子做了社里出纳兼记工员，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生产队里开的批斗大会了。
　　
　　 【我家的邻居】
　　 我家前面50米的地方有挨着盖起了一排新的房子，还是新房子挺拔一些，用土坯搅拌着碎麦秸盖起的房子据说暖和。这一排房子挡住了我们家的视线，不然我能看到很远的乌裕尔河湿地，大片大片亮晶晶的水，还有那纷纷扬扬的芦苇，我有时候站到猪圈上面去看，这次他们的房子完全把我挡在了黑暗里。
　　 对着我们家门前的那个房子是万财子的，一个小个子，说起话来公鸭叫一样，我在他家看到过他穿军装照的照片可帅了。转业后回到生产队极其邋遢，眼屎、鼻涕都挂在脸上。有时候，歪个嘴叼一支旱烟，两个手插在裤兜里，我觉得那个裤裆都要掉在地上了，配上他的小短腿，我常常觉得他的形象特别恶心，他和妻子也时常去我们家小坐，因为他的母亲和我外婆是好朋友，他的母亲就是一个做事磨蹭矮小的女人，据说她家里有十个孩子，母亲给他们连夜做衣服都赶不上季节，因为那时候是个凭票的年代，没有多余的布料给孩子们做衣服穿。母亲说那些像鸡舌头一样宽的布条都按来给糊袼褙，人家孩子都过夏天了，他的孩子冬天刚刚开始，到了冬天他们常常是夏天刚来临，穿个单鞋片子，母亲刚做好单鞋，棉鞋已穿坏了，外婆家孩子少心地又特别善良，经常会将舅舅的一些旧衣服拿去给万财子穿。外婆搬离老家后，他们跟母亲相处也得特别好，他们都很尊敬母亲，也是因为母亲很热心。父亲去世后他们经常会主动帮助母亲做些力气活，经常给我们家陶火炕、苫房子，种地的时候也能及时将马牛牵过来给我们趟地起垅。
　　 斜对面邻居李老大是个退伍兵，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伤残军人，听说腿上有弹片没取出来。在生产队里他是享受特殊照顾的，李老大长得一表人才，媳妇也是个大美人，听大人们说她不正经，经常跟一些男人有染，记忆中她梳一个披肩发在两个耳朵后面各别一个发卡，白白净净的脸蛋，总是抹得香气扑鼻，李老大嗜赌成性，听大人讲他家靠的就是放赌局抽比例钱，记得来他家赌钱都是十里八村的有钱人，那个年代，骑着大摩托车来赌博特罕见，大人们总是告诫孩子别接近他们家。他家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小二丫是个聋哑人，长得漂亮，心灵手巧。有缺陷的人过于敏感，记得那时候无论我们说什么，她都用直勾勾的眼神看着我们，觉得是在骂她，所以，我很少跟她在一起，见到她就躲开走。我跟他家的三女儿关系很好，我们是同学，经常一起去小花家玩，也常常一起去淘气。
　　
　　 【马大爷】
　　 马大爷家是我们家的左边邻居，马大爷是个文化人，入了党之后在生产队里当书记，那时候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可是他走路的姿势特别逗，总是颤颤巍巍软软的样子，说起话来吐沫星子直飞，还有不太清楚的口吃，可是邻居们都特别尊敬他。
　　 老伴马娘是个高大魁梧能干的女人，那时候的女人太过不知道爱惜自己，经常穿一身黑色的绗面棉衣棉裤。马大爷有7个孩子，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个个是黄头发、白皮肤、黄眼仁，唯独三哥大眼睛双眼皮黑头发黑眼睛。三哥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太爱说话，常到我们家来玩，父亲生病的时候他常来帮助我们干些力气活，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得了精神病，得病以后特别能说话，而且语速相当快，像一个说书的一样，我们都不曾听到过的民谣，他都说得顺顺溜溜的，他没上过学，更不可能在书本上读到，我们那个闭塞的小村落，根本没有接触到这些，这些在我心里至今还是个谜。每一次他犯病的时候，都会被父亲用锁链子锁起来，或者遭一顿痛打，母亲去拉架说马爷：“你看这个孩子还不到十八岁，他有病犯病的时候也不祸害人，就是说话多串门多点，你打他也不知道。”还好母亲的话马大爷也听，从那以后三哥就更成了我家常客，去我家的时候就陪父亲在那里坐着吸旱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