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是鹳山。”朋友C先生微笑着向我说，“以前我来过几次，风景不错。”
　　 而我的目光，却定定的看着那飘逸在山门顶上的四个艳红大字：“鹳山揽胜”——这是当代书法家郭仲选先生的手迹。
　　 目光越过山门，可见满山黛绿的灌木。虽在仲冬时节，而南国的风物，却仍受着大自然温柔的宠幸。落叶乔木本不多，雄峙大江之岸的鹳山，仍是林木蓁蓁。
　　 “上去吧。”
　　 数着台阶，从容的步入山门。碌碌人生中，难得如此闲暇，正是舒展灵性的路畔凉亭；虽然茅檐低小，却也情味醇醇。人类从最初的诞生，或者，由此再向前推进几个世纪——不，应从这星球上开始出现生物的第一天算起，人类，何尝一日离开了自然？自然是生命的母体，自然之色，亦即生命之色。在自然面前，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忸怩作态，而不露出自己稚拙的心，以赤裸的灵魂去靠近自然，偎依在她的怀抱里呢？当你在生活中——那严酷而世故的生活中，你可以装得一本正经，可以是严肃的、清高的、倨傲的，甚至是冷酷的；你玩弄着手腕，置对手于绝境而微微地冷笑……但你一旦面对自然，人类的灵性重又归复你的躯壳，你像在重温着一个久远的、茫然而又清晰的梦，这时候，你就不应该再装腔作势了。无论你是高雅的还是卑琐的、善良的还是邪恶的、智慧的还是愚蠢的、美丽的还是丑陋的……一切伪装都必须剥去，从而露出你的本来面目。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登临鹳山的。
　　 “富阳的历史名人、文化古迹不胜枚举，”C先生兴致勃勃，“去年我沿富春江溯流而上，到龙门去写生；在那里发现一片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果然如此，”我笑道：“将来一定去看看！”
　　 “就以富阳镇为轴心，向二十里内画一个圆罢：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多少英雄豪杰！古有孙权、严子陵，近有郁华、郁达夫；山川人物，相映生辉！”
　　 站在文物展览室里，看墙上悬着这些历史名人的影像，以及他们的生平；我点头沉吟。
　　 “久仰鹳山郁先生，今日有幸一来，定要去瞻仰瞻仰‘松筠别墅’！”我说。
　　 我们在展室里徜徉。这里展出的多是一些新出土的文物，从青铜器到清彩陶，琳琅满目；其中几个仿宋瓷器，也做得精美雅致，古朴雍容，很有点乱真的技巧。此外，还有一些县志、族谱之类的文献，漶漫蠹损数十页，殊为可惜。我对这个展室的印象非常之好。我认为，一个县城的文化馆能做到这一步，确非易事；不但文物保存比较完备和翔实，而且环境清幽，玻璃橱罩一尘不染，工作人员彬彬有礼，使游人不知不觉置身于一种高尚、古雅的书香墨卷中，心里默念着伟大故土的伟大文化。这一切，无疑是值得钦敬的。
　　 出展室，沿鹅卵石阶一步步向山右走去，不久即见一个秀竹掩映、风声漪漪的月亮小门；远远看那古色古香的檐下，赫然挂着一个木牌，黑底绿字写的是：“鹳山风景区管理处”、“郁达夫郁华故居陈列室”。走进去，里面除了一张嵌大理石的方桌，两把嵌大理石的木椅外，似乎并没有什么能够佐证，这里就是当年名重京华、由大总统黎元洪题名的“松筠别墅”。墙上所悬字画，虽不乏名家，却也寒伧萧索；反显得不伦不类，滑稽可笑。侧室的一间，玻璃柜台里摆了几本郁氏的集子，和一些研究郁氏的专著，一位眼皮耷拉得近乎慈祥的老者站在里面。我拿了一部《郁达夫散文集》，掂了很久，四顾室内，竹帘微风，长叹一声，终于放了下去。
　　 郁达夫是我国近代足以与鲁迅齐名的大文学家，其弟郁曼陀也是二三十年代德文并重的大律师，而且这“松筠别墅”又早名驰遐迩，令人神往——更确切地说，我对于达夫先生的景仰，在登上鹳山的第一级台阶时，即已转化为“松筠别墅”的灵魂，而附丽于这幢素昧平生的房子上了。但是很遗憾，映入我眼帘的这座“陈列室”，以及置身其间的落寞、萧条，那几乎没有一件有价值的文物足以证实（或者说标志着）这里就是“松筠别墅”的空虚，着实使我失望而且萎靡。
　　 我站在山上，对着大江深深吐了一口气。当年达夫先生别了鹳山，筑“风雨草庐”于杭州，莳花千树，藏书万匣，该是豪迈俊逸，千古无匹了吧？太白诗酒天涯，人称谪仙，尚且没有这雕檐富丽、书斋芬芳；然而达夫先生却能得天下奇书而贮之，人生到此，夫复何求？不想乳巢未干，日倭寇门，达夫与映霞女士劳燕分飞，一在楚上、一在闽南，两地顾盼，音书断绝。其后横生变故，一对恩爱夫妻，就此各奔前程，惟留下两行清泪、一片嗟哦。达夫先生后来失踪于苏门答腊，这鹳山故居，再不见萧萧梅韵、朗朗诗吟了！千古文人对此，无不沾襟！文人的命运，古来如此，最与社会政治密切关联：国家兴，则重儒生，所谓“国清才子贵”，正说的此理。可是，逢上离乱呢，大约最倒霉的也是文人——如果他还想保持做人的品格、民族的气节的话。设若达夫先生生当盛世，则近代中国文化，恐怕更有璀璨夺目的篇章，昡人眼目呢。
　　 走下鹳山，来到江边。临江的石上，建有一座小巧的亭子；亭子右上处有一石碑，镌的是清丽温婉的几个楷书：“严子陵垂钓处”。我与朋友在亭前小立，看江边有七八位中青年人正放丝垂钓。我不禁哂笑道：
　　 “瞧，这么多严子陵在钓鱼呢！”
　　 朋友笑道：“他们是县里的干部职工，假日里这就是最大的乐趣。换作我，坐在这里一整天，可受不了！”
　　 我说：“怎么受不了？你今日不过为生活所累，没有那个闲情逸致罢了！林和靖孤山独住，梅妻鹤子，看上去多么高雅；设若断了他一天的伙食，你看他不会像个市侩似的蝇营狗苟！古来隐士，如姜太公、刘阮、王维，还有这位‘高山仰止’的严老先生，都不过做个样子而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种清高，我也会装的！”
　　 相对大笑。
　　 “据说，桐庐境内也有一个严子陵钓台，而且还建了祠堂。大约范仲淹所写的《严先生祠堂记》，指的就是那地方。范先生高唱：‘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独领千古风流，也确实褒扬到极致。只可惜，严子陵担当不起！”
　　 朋友不胜惊讶：“何谓担当不起？”
　　 “想严先生本与刘秀有同窗之谊，素来交厚。刘秀戎马生涯，出生入死，握发吐哺，宵衣旰食；当初艰难之际，严先生独善其身，不与草泽英雄来往，尚有推托；待到江山一统之后，刘秀顾念旧情，请老同学辅政，于理于义，都是说得过去的。子陵不是没有雄心（或者说野心），但文人的清高在肚子里作怪，不肯拉下‘身份’。太白诗曰：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便可见其倨傲的一面。按说天下太平，文士有用武之地，正是施展才华的绝好时机，为什么还要推三阻四呢？——这也还可以谅解。人各有志嘛，既是生性淡泊，不慕功名利禄，倒让人好生的敬佩。刘天子征之不应，只有放归山水；可这时候的严先生，倒似乎有些懊恼与颓丧了，回到富春江上，披锦衣，设直钩，垂钓于江渚之上，声称‘志不在鱼’——在什么呢？显而易见了嘛！他还是想做官啊，只是开不了口了。不甘心，可事已至此，又无可挽回。他以为刘秀还会来招他，便焦灼的等待，直等到霜飞两鬓，尘暗锦衣！可刘秀哪知道这些呀，他倒真的以为这位仁兄如此高雅脱俗，不食人间烟火了呢！这千古的误会，也是带泪的喜剧！”
　　 朋友道：“你说的也是。假若当初严先生出山参政，说不定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家呢！”
　　 “所以啊，文人之幸在于文，文人之误亦在于文。子陵并非无才，甚至满腹安邦治国之策，熟谙韬略，城府深幽；口吐珠玑，指弹经纬，是一个敌匹管乐、才压诸葛的能人。但只为‘清高’所误，翻落得江湖薄幸，烟散云收。”
　　 我望着碧澄的江水，和遥远处那浮摇于烟霭之中的船只，不禁感喟连声。严先生已去，江水依然；到如今，国泰民安，百废俱兴，江湖上仍有严子陵那样的人吗？也许有罢？社会上固多投机钻营之徒，却也不乏正直廉洁之士；况今日之国家，正需要有才有德之士，来共同建设。刘严的时代不复返了，郁达夫的命运该不会在当代的文人身上重演罢；国家要强大，文化必须崛起——那么，还犹豫什么？放下“清高”，收起钓竿吧——
　　 归来——先生！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江水悠悠，江水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