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新学兴起，波及乡下，我们屋场里那时也办了一个学校，它的名字叫青藜小学，就建筑在正堂屋的后面。
　　 青藜小学这个名字源于我们的老祖宗西汉年间刘向的典故，这个典故说，某日夜独坐，忽一黄衣老人，手持青藜手杖，叩门而入，吹燃藜杖，以藜光照明，传授刘向《五行洪范》之文。刘向问老人姓名，老人说：“吾乃太乙之精，天帝悯卯金之子，特派我来传道于你。”并把怀中竹牒和典天文地图之书赠给了刘向。正因为有此神授，刘向才成为一代经学大师。
　　 青藜小学始建于哪一年，有多大的规模，每年招收多少学生，谁在这个学校任教，这些问题已经没有几个人说得清场了。
　　 民国三十七年，屋场里合计将这个学校拆除了，又在下首园新建了青藜小学，是和邻近的一个叫熊范屋的屋场共建的。新学校的特点是地理位置好，宽敞，学校也大，有两个教室，一个小礼堂，两间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厕所。
　　 我的三爷爷礼仁公被族人推举出来担任建校的为首，他要筹划，还要筹钱，还要带领族人劳动。
　　 中共建政以后，学校的名字改了，因为我们的村名定名为建设村，所以，学校的名字也叫建设小学。
　　 新学校的名字比起原来的学校名字，没一点文化意义，但是，它是我党的意思。
　　 我就是在这个学校启蒙的，而且，我们的兄妹都是在这个学校启蒙的，这个学校给了我们儿童时代无限的欢乐。
　　 1975年，两个屋场拆除了下首园的建设小学，在樟树岭新修了一所新学校，新学校还是叫建设小学。它比原来的学校多了两间教室，学校的规模扩大了，学生增多了，老师也增多了。
　　 修建这所学校，农民们吃了很多苦，因为学校的地址在樟树岭半山腰，要挖出这个地基就有很多土要挖松移开，而这里土的土质是很紧密的，锄头挖下去还要喷火星。我那时已经是一个壮劳力了，炎天六月，我和家乡的农民在这里整整劳累了一个月，才挖出了地基。
　　 那时候，正值文革后期，学校的办学方向是开门办学，提出要把学校建在贫下中农的家门口，就是说，要让贫下中农子女方便上学。
　　 从公社化时期起，村就不叫村了，叫大队。我们建设大队一共有六个自然村，另外四个屋场也有一个学校，它的名字叫立新学校，这个学校的规模比青藜小学要大，多了两间教室和几间卧室，礼堂也要大一些，我曾经在这个学校教过初中班，那时候，大队可以办初中的。
　　 为了融合全大队几个屋场的人心，大队领导总想把两个学校合并到一起。
　　 1980年，大队在中心地带开始修建新学校，地址在南山上，这个新学校前后修了两年，建有两幢房子8个教室，若干间卧室，和原来建的一幢二层楼合为一处，成为一个完整的学校，新学校还是叫建设小学。
　　 新学校鼎盛时曾有三百多个学生，十几个教师，曾经是湖南省重点学校，我在这个学校曾经工作过四年，我们家族9个子侄辈都是在这里启蒙和读完小学的。
　　 九十年代后期，学校完全衰落了，秀水集镇上办了两个大校，一个是中学，一个是完小，我们村离集镇不远，学生就全部转到集镇上的学校读书去了。
　　 原来的建设小学被领导租给了私人养猪，学校变为猪场，全民办教育变为私人养猪，说来就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再后来，学校后面的那幢二层楼就被领导卖给私人拆除了。
　　 2010年，村里一条公路硬化了，为此事村里请了几十桌客，就在原来的学校里办酒席，我也回到了这所曾经的学校，到这里一看，真的是不成样子了，这里已经没一个人了，养猪的人也走了，花园里野草一人多高，教室破烂得不象样子。
　　 从原来的把学校办在贫下中农家门口到现在的集中教育资源办教育，孰优孰劣？这一点只可以让历史做出回答，村级学校的衰落有很多的原因，村里没有财政支撑学校是一个原因，教师不愿意待在这里也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生源的减少。为什么会生源减少呢？是不是人口减少了呢？那倒是不一定，我们家族的9个子女在村里的学校读完小学，但是他们的子女都生活在城市里或者国外，即使家乡的学校没有停办，也是不会到这里来上学的。
　　 文革对教育有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对高等教育，但是，文革也不是一无是处，以我之见，文革在普及小学教育方面还是有功的。文革前，农村没有普及小学教育，许多女孩子就没进过学校门，还有许多男孩子也只读了两年书。文革两年后，开始重视小学教育，特别是重视贫下中农子女的小学教育，再也没有不读书的文盲了，只有极少数的孩子没读完小学，所以，像我们建设小学高峰期就有300来个学生。
　　 我到现在还怀念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小学教育，那时候读书的风气真的是好，早晨在村子里可以听到家家户户孩子们的读书声，夜里可以看见家家户户的孩子们在做作业；老师们一早就到各个村子里去巡视，晚上去家访，现在，还有谁下乡下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