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初四案
　　 明初四大奇案分别是胡惟庸案、郭桓案、空印案、蓝玉案，均是牵连甚广杀人众多的大案，又都是发生在朱元璋时代。
　　 朱元璋是个了不起的人，特别是他的军事才能。这种人是百年不遇的天才，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军事教育，但在指挥作战时，天生就可以敏锐地找到正确的方案。其实，毛泽东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他非常赞赏朱元璋。朱元璋的丰功伟绩盖过了全宋，自唐以来的少数民族侵入中原地区的状况，整个宋朝都未能改变，但是从朱元璋开始改变了。
　　 朱元璋的丰功伟绩源于他是军事奇才，当然也有他部下的煌煌战功。徐达、常遇春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共同缔造了明朝的辉煌。然而，朱元璋是穷人出身，心胸狭窄，眼界不高，在他稳坐天下时，如何摆布那些功臣就是问题。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历来的规矩，特别是对于小肚鸡肠的农民领袖而言，更是不变的事实。历史上，原本出身高贵的开国皇帝，如刘秀、李渊、赵匡胤等，可以妥善处理功臣问题，而出身低微的开国皇帝，如刘邦、朱元璋，几乎就是杀戮。所以，那些军事奇才们，除了自行病死或战死，几乎都没有好结果。在这个背景下，胡惟庸、郭桓、蓝玉，都是谋反大案，都是党羽众多，其实都是朱元璋借着一个名义剪除异己。试想，一个人如果真正谋反，当然是越私密越好，所以只有少数几个核心人员才可以参与，哪有成千上万人参与谋逆之理。
　　 值得一提的是空印案。当时明朝地方报预算到中央，如果核算错误，中央会要求地方重新报，报表上要盖章，在靠着车马行走的明朝，有的地方到中央一趟就是个把月，这样一来一回，可能半年甚至大半年都报不了预算。于是，办事人员想了个办法，带了盖好章的空白报表去报预算，错了当场修改。这完全不算个事，但就是这件事，惹得朱元璋大发雷霆，只要有盖好章的空白报表的地方官，管印官均被杀，几乎每个地方都不能幸免。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过，朱元璋对官员是极为苛刻的，一丝一毫不能犯错，哪怕无关大局的错误都不能犯。也许，在朱元璋未发迹之前，他作为社会最下层，饱受官员欺凌，所以一旦他掌握了政权，从心底产生的对官员的厌恶情绪爆发了，官员们不是高高在上的民之父母，而是待宰的羔羊。所以，那个时候，几乎社会上无人愿意当官，但是，只要朱元璋看重，你不当官还不行。明朝官员被获罪之多无法想象，甚至有官员已经获罪了，由于没有官员了，只能由罪官审别人，从而出现堂上堂下都是带着枷锁的官员的奇景。
　　 朱元璋对官员的不信任，还表现在他牢固地掌握了权力。从空印案起，他罢黜了丞相这个职位，变成自己直接掌控政权，并规定明朝官制中不得再有丞相。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勤政可以应付没有丞相的政权，他的继任者们，却没有那种能力或那种精神去独自掌控朝政，最终还是出现了不是丞相的内阁大学士，权力甚至超过了丞相。
　　 朱元璋杀官如麻，爱民如子，使得大明朝的社会风气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变化，宋朝官员们的优越生活，被彻底颠覆了。于是，文人雅士们也无心、或者没有能力去吟风弄月追求风雅了，所以，中国文学由文人的雅文化时代走入了民间的俗文化时代。
　　 二、郑和下西洋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甚至有好事者考证出金庸笔下那位留下葵花宝典的武林高手太监的原型就是郑和。那当然是神话一样的故事了，但也可见郑和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历史上的郑和，不一定是武林高手，但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确实是一名合格的统帅，其作战的武功是在全天下都排的上号的。另一方面，当时所称的西洋，其实是现在的南洋，即印度洋一带。
　　 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朱棣为了寻找不知下落的明皇朱允炆，就派了郑和以下西洋为名暗地查访；而郑和，本人是一个穆斯林，也想借下西洋之际去麦加朝圣。当然，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两人的目的都没有达到，郑和下西洋却成了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
　　 相比稍晚于郑和的哥伦布等世界历史上的著名航海家而言，完全可以看出中国黄土文化和西方海洋文化的差异。郑和率领着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拥有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到哪都是所向披靡的。举一个例子，在某地有一帮海盗，平时横行霸道惯了，周边政府束手无策任其横行，这些人以为郑和是只大肥羊，惹上了郑和，结果郑和不费吹灰之力就全歼了这帮海寇。拥有了这么先进武力的郑和，到了西洋各地，没有征伐和掠夺，有的只是赠送和友谊。这其实就是中国固步自封自高自大的黄土文化，中国地大物博，可以自给自足不求别人，而当时明朝盛世，恩泽四方，中国皇帝送了东西，赢了面子。结果也确实是，西洋各国纷纷为中华大国的风范所吸引，接二连三的来到中国朝贡，而且都是由国王率领着浩浩荡荡的使团，并且在中国一住就是很长时间，甚至有几位国王竟然死在了中国，而这些人居然能以死在中国为荣，要求将自己也埋在中国。这是明朝盛世，更是大中华堂皇浩正之气的感召。
　　 而哥伦布等人，没有国家力量支撑，只是一帮野心家组成的探险队，其人员和武力装备自然远远不能和郑和相比。就是这些地痞流氓组成的探险队，携带着当时社会中的常见火器，到达了未开化的蛮荒之地，首先想到的是掠夺和征服。这又一次让我们想到了马克思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西方海洋文明的精髓就在于扩张，他们拥有这开拓进取的精神，有着利益最大化的诉求，本质是恶的，是赤裸裸的掠夺，只有在无法掠夺之时，才会实行等价交换法则，利人利己。哥伦布们发现了新大陆，实际上是发现了新的财源，大肆进行了无本万利的掠夺，给世界各族人民造成了沉痛的灾难。当然，有弊有利，他们的掠夺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殖民地的飞速发展，而殖民地民族斗争的风起云涌，最终赶跑了这些侵略者。恶推动了社会发展，殖民者们的无耻掠夺，却意外的促进了这些未开化地区的社会进步，也算意外的好处了。
　　 令人深思的是，在郑和去过的地方，后来的达伽马也到了，实力远不如郑和的他，立了个碑，宣布这儿是他的殖民地，居然成功了。这让当地人更加思念中华煌煌大国的恩情，但也直接给了西方殖民者以财富。中国的煌煌大国缓慢的发展甚至是停滞的，而西方非法财富刺激的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着，最终超过了中国，并最后将中国也沦为了殖民地。这是奉行孔孟之道的中国人，怎么也想不到的。当然，我们没错，那错的是谁？
　　 三、好人与好皇帝
　　 一般说来，要做一个好皇帝，首先要做一个好人。然而，好人却不一定是好皇帝。明英宗朱祁镇、明代宗朱祁钰，两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哥俩真是好人，敦厚谨严，兄友弟恭，如果不是出生帝王家，如果不是与皇权发生了关系，绝对可以是作为好人的典范。但是，不幸的是，两个人都做了皇帝。
　　 首先是英宗。英宗宽厚爱民，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识人不明，总是相信所有人，谁说话都听，最终离自己最近，向自己说话最多的人，最得宠信。于是，他的老师太监王振，平时谆谆教导他惯了，所以是他头号信任对象。王振是读过书，但没做成官，相当于没考上公务员又想当官，终于曲线救国拔刀自宫，走上了吃公粮的道路。一个本来没资格做官的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颇喜欢发号施令的感觉，管自己说的是对是错，反正自己做了领导，下面人听着就是。偏偏大明官员们挺有正义感，经常有人说他不对，不应该这样。于是，他开始收拾那些不听话的官员。就这样，王振成了奸臣，英宗成了昏君。总之，耳根软对一个好人来说只是个无伤大雅的弱点，但对于一个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皇帝来说，那就会造成灾难。好人，成不了好皇帝了。
　　 其实，历朝历代，这样的君臣都很正常，但可惜的是，在英宗时期，发生了土木堡之变。也先进犯了，王振不知好歹，想过过大将军的瘾，因为自己不便领兵，便撺掇英宗御驾亲征。果不其然，王振的昏聩，让明朝军队在土木堡全军覆没，多少忠臣良将和无辜兵士就这样妄自断送了性命，而王振本人，也被愤怒的兵士们杀死了。更为可怜的是，皇帝被抓住，成了人质。让人意外的是，成了人质后的朱祁钰，没有了皇帝的权力，又恢复了好人的身份，他不卑不亢，温文尔雅，在瓦剌人看来，简直是不可多得的天神般人物，看管他的人，无不乐于和他接近，甚至结下了生死之交，足见他的个人魅力与风范。
　　 土木堡之变后，朱祁钰登上了历史舞台。说实话，他压根不想夺哥哥的皇位，甘心情愿的做一个亲王。所以当于谦等忠臣为了断也先念想，恳请朱祁镇即位为君时，他并不是像曹丕那样形式上的推辞，是真心实意地推辞。可是，正因为他为人敦厚，是个好人，深得群臣信任，于是不由分说，被推上了帝位，来应对大明江山将遇到的灾难。幸运的是，北京保卫战，明朝军队赢了，他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但是，伴随而来的是权力的腐蚀性。掌握了权力，享受到了权力的利益和荣光的朱祁镇，不再是个好人。他为了牢牢掌控皇权，甚至不想迎接他的哥哥回来，在哥哥回来之后，也只是将他安置在偏僻的冷宫，并有侍卫看守，简直是把这位太上皇当成了囚犯，甚至希望他早死早好。这在以前的朱祁镇，是无法想象的。权力，将一个好人异化成了魔鬼。
　　 在朱祁钰生命就要终结之时，朱祁镇又出山了。这位本来只想回到大明安度晚年的太上皇，被弟弟的虐待逼出了心底的残暴，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撺掇下，毅然发动了政变，复位了。这时候，好人都没有了，有的只是政治斗争，阴谋诡计。甚至，他明知于谦忠心耿耿并功劳卓著，只是因为他认为于谦是朱祁钰的人，悍然处死了于谦。
　　 就这样，权力将人变成了鬼。这只不过印证了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论断：权力就是罪恶。
　　 四、指窖止贪
　　 中国历史上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贪腐问题，因为所谓的制度约束最后都要屈从于人的意愿，而人的意愿是最复杂而又不可捉摸的。人都是贪心的，在制度之外，在权力的运行中，只要有机会，就会有贪腐的发生。人的意愿的不可知性，必然促使人敢于凌驾法则，力行贪腐。正因为此，历来的统治者都会重腕反腐，一方面严惩腐败者，另一方面高度褒奖清廉者。但是，人的本质都是贪图物质利益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二律背反——以人为本的官僚很多都是贪腐的，而清廉的官僚大多都是不近人情的酷吏。
　　 人都是有情感有欲求的，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人，素质高低不齐，有以大局为重的，有贪图私利的，而作为优秀的政治家，又要必须带领这些良莠不齐的人们，共同走向同一个目标，所以，宰相肚内能撑船。换言之，清廉的酷吏是做不好宰相的。其实，不仅仅是宰相，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酷吏也往往被视为锋利的刀锋，是革除旧弊的锐利武器，但并不是建设繁华的济世良臣。而酷吏的清廉，很多时候清廉地不近人情，也颇为世人诟病，如海瑞的饿死女儿。这样的酷吏，是令人胆寒而不敢接近的。与之对应的循吏，大家和衷共济，各取所需，往往就这样不合法但合乎情理的推动社会发展了。
　　 古之循吏，有没有清廉的呢？有，但确实不多。因为循吏懂得变通，理解人性的弱点，不会严格要求别人的同时，自然也不会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他们中有能臣，有在历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如张居正。当然，我们更希望能有清廉的循吏。问题是，举世皆浊我独清，清者如何能在污浊中独善其身？那是需要技巧的，既不能讲大道理显得不近人情，又不能没有节操同流合污，非常难。
　　 王恕的指窖止贪是难得的一个廉洁循吏的聪明做法。他一生清廉，生活一般，儿子颇有怨言。对于酷吏来说，他要严惩儿子，即使是普通人，也要痛斥儿子。但是，他是循吏，他明白，自己儿子的诉求是合符人性可以理解的，谁不想生活过得好一点？他以一种欺骗的方法，指着家里的地窖，说这里有金子，自己死后足够孩子用的了，儿子很高兴的不去骚扰父亲了。王恕是高官，但明朝的官员们俸禄并不高，估计王恕的俸禄也只够养家，没有多少结余，所以他在世时没关系，但儿子有他死后生活的担心。王恕巧妙地欺骗了儿子，一家和和美美过日子，又避免了自己的贪腐。至于自己死后，没有官职的儿子，想贪腐也贪腐不了了。
　　 指窖止贪是一种巧妙但不一定对的反贪方式，正如当今社会，很多人也不是义正言辞地反对贪腐，而是用很多其他的语言，表明自己不敢贪腐是不得已的。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应该提倡，见仁见智。但是，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酷吏是另类，我们还是有更多廉洁的循吏，能够巧妙的与世浮沉而又洁身自好，这就需要有指窖止贪的智慧。
　　 五、王阳明的心学思想
　　 王阳明的思想是扬弃了程朱理学以后提出来的。朱熹认为世界本原是理，理可以通过格物致知，任何一个事物，只要你认真研究，都可以得到其中的道理，这和万物皆有佛性是相通的。思想都是相通的。正如在佛学中惠能提出心即佛一样，理学中王阳明相应提出了心即理，心是世界本原，从而都由客观唯心主义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