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从拉萨回内地的时候差一个月满四岁，可看个头只像个三岁的娃娃，如果单看脸上，由于受高原紫外线强的影响，倒是看得出四岁甚至还不止。
　　 我第一次见到儿子时他才出世四个月。那是我到成都出差后顺便回家休假。第二次见到儿子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他已经一岁零八个月了。这次是他妈妈带着他来部队探亲。那天中午，当我望眼欲穿的儿子来到我身边时，我本能地一下子把他抱了起来，可他却哇地一声哭了并企图挣脱，尽管他妈一个劲儿地教他叫爸爸，他还是噙着泪目不转睛地看了我好一阵，好不容易才叫了我一声“叔叔”。
　　 “叔叔”？！听着儿子的叫声，我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但更多的还是高兴，因为我毕竟亲耳听见了儿子口齿清楚的说话声。
　　 那时儿子还不会下楼梯。我们的办公楼是军区大院内政治部的一座藏式楼，几名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的办公室在底楼，旁边的一间小屋是我的宿舍。在他和他妈在部队的一个月时间里，儿子几乎每天都喜欢上到二楼藏语翻译办公室外的过道上去玩一趟，下楼的时候就只好趴在梯道上，头在上脚在下，一梯一梯地往下退。
　　 那年头，尽管祖国沿海一带已经开始了商品经济的萌动，但拉萨还没有人做生意更没有农贸市场，部队的主食靠内地供应，疏菜主要是高原人所称“老三样”的大白菜、莲花白和土豆，为部队自产自供。就是这“老三样”，驻藏西和藏北的部队都是少有或没有的，更多的时候还得吃内地供应的“脱水菜”，遇上大雪封山交通中断甚至连“脱水菜”都脱供。已故军中女诗人、威远籍作家杨星火，一九八八年春节前夕在《四川日报》的《原上草》副刊上发表的一首小诗中，就曾深切地抒发过大年三十高原边防战友还有没有脱水菜吃的牵挂之情。生活条件虽然是那样的艰苦，儿子和他妈还是非常愉快而且是一次感冒都没有地度完了那次探亲假。
　　 第一次拉萨之行，抹去了儿子他妈听别人说来而留在她心中的西藏气候是如何如何可怕的恐惧感。不到半年时间，她便申请从威远县人民医院调到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做儿科医生，儿子也一同移居拉萨。儿子同军区政治部的其他汉族小孩一样，远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要上班，哪怕才两岁多，也只得被送进政治部机关幼儿园。幼儿园就在政治部院内，接送孩子倒挺方便。在军队当记者，我经常要到基层部队到边防一线采访，如果遇上儿子他妈值夜班，就只好把儿子托给带家属的战友。一天下午，儿子放学后想喝水但进不了屋，便独自跑到我们宿舍楼旁边的自来水龙头上取水喝。他用嘴含着龙头出水口，但由于拧开关拧得太多，不仅呛到了而且还打湿了衣服。多亏军区文工团报幕员刘阿姨发现后赶忙跑过去关掉了水龙头，并把他带回了她家。当晚，儿子发起了高烧，输了三天夜才算了事。有一次，儿子被政治部小车班一位很喜欢他的司机叔叔带到小车班去玩，儿子见一位叔叔在保修车辆格外好奇，趁叔叔没注意到，抓起一把又一把的黄油往自己的脸上头上抹来抹去。把他接回家后，他妈和我费了好大功夫才给他清洗干净。
　　 军人是一定要出早操的，可遇上儿子他妈值夜班，出早操的事便成了我的一个难题。一天早上，我起床准备出操时儿子还睡得很沉，可当我收操回来，他却光着个身子站在冰凉的地上哭喊着爸爸妈妈。从此每当他妈值夜班，我就只好晚饭后把儿子送到他妈那里，让他跟妈妈在医生值班室的单人床上挤着睡，第二天他妈交班后再带他回家。
　　 按规定，军区机关带家属的干部，可以一日三餐都自已开火做饭，但中午时间短我们还是上政治部机关食堂买饭吃。下午下班通常是我先回到家，进门的第一件事便是生火做饭。不知有多少次，儿子一进门便说他饿了，我只好拿出家里唯一的零食——水果糖——剥一颗给他含在嘴里充饥。等我把饭做好，嘴里的糖还没化完的儿子却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睡着了，而且很难叫醒，有时甚至是空着肚儿睡到天亮。
　　 有天中午在食堂吃完饭，我在食堂外的水龙头下洗完碗转过身来，发现儿子拿着个什么的右手一下躲到了身后。“儿子，你手上拿的是什么？”“爸爸，是好的。”儿子把拿着东西的右手伸到我面前说，“我在地上捡到的。”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个貌似没坏但已长霉点而被人扔掉的红桔。“儿子，不能吃了。”我弯下身问他，“儿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儿子撅着小嘴摇了摇头。“这叫红桔，可能是哪位叔叔从内地带回来的，但不能吃了，你看已经长霉了。”我把那个桔子扔进垃圾堆后，儿子还两眼直直地盯着那个红桔，很不乐意跟我回宿舍。“乖儿子，咱们回家，以后爸爸妈妈给你买很多很多好吗？”这算是我给儿子开了张几乎可以说是空头的支票。那时的拉萨，水果品种很少，除了闻名遐迩的林芝苹果，其它的水果都买不到。有一回军区派人到新疆买了车哈蜜瓜回来，给司政后机关每个处级部门发了一个，当我把分到的像月牙儿形状的一块递到儿子手中时，他狼吞虎咽的吃相真叫人既好笑又愧疚，最后他干脆把瓜皮都吃了个一干二净。
　　 一日三餐，饭，是库存了多年的陈米做的，菜，是翻来复去的“老三样”，不说是幼儿就是大人也吃得讨厌，特别是高原上的莲花白，长得特大的一颗就有一百多斤，但叶子很厚，由于高原空气稀薄沸点低，很难煮透，吃在嘴里硬梆梆的。无论他妈和我怎么动员，儿子几乎很少吃过一顿饱饭。看着儿子进藏快一年了体重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轻了一斤而且个头也不见长的样子，他妈和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后来我们决定向邻居学习，在宿舍的南面靠墙建一个小小的温室。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带着儿子用人力车去拉了一车拌有牛羊粪的泥土回来，到了宿舍门前，我要进屋去拿圆锹但又不能把车把子放在地上以免撒落，便叫儿子扶住车把，我刚跑进屋，儿子便叫道：“爸爸，撑不住了！”我抓起圆锹转身出来看见儿子憋得满脸通红，我接过车把和儿子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我们的小温室不到两个平方米，主要播种小白菜，待到可食用时一次扯上一小把，连菜根都不丢，洗静切碎后给儿子煎饭或者烧汤。那年头的拉萨，不管是军队还是地方，宿舍都是铁皮盖顶的平房，几乎家家户户都建有一个小温室。我正是从自家的小温室找到了感觉，而在《西藏日报》的《高原》副刊上以散文《拉萨人的温室》抒发了拉萨人生活上的苦乐情怀。
　　 至于鸡蛋一类的东西更是稀缺。儿子他妈做了人流手术，我狠下决心到八廓街用夹生的藏话向藏族同胞讨买。一位阿妈听我说明了真情话，毫不迟疑地拿出家里的全部鸡蛋共二十三个一个不留地给了我，而且说什么也不收我的钱，最后用藏话说了句“金珠玛，再见”便关上了房门。我再也不好意思向第二家讨买了，含着热泪把鸡蛋拿回了家，可儿子他妈却一个也舍不得吃，而是每天早上煮上一个全部给儿子吃了。
　　 联络处段干事从乐山休假回来送了一盒巧克力给我儿子，没想到儿子背着忙于洗衣的妈妈，一口气吃了个精光。也许是穷吃恶吃过了度，儿子次日流起了鼻血。
　　 高原上，国庆节后大雪封山，数九寒天滴水成冰，而当时的拉萨很难买到儿童服装，高炮团张政委的爱人看见我儿子穿得有些单薄，把他们女儿小时候穿过的一件花棉袄送给了我们。儿子第一次穿着这件花棉袄上幼儿园时，被我们的摄影记者搞笑拍下的那张照片，如今成了我们家的一件珍贵文物。
　　 儿子喜欢看电视，但当时我们的全部积蓄还买不了一台12寸的电视机，恰好邻居的藏族战友齐明家有电视，每天晚上儿子便成了齐明叔叔家的常客。儿子特喜欢看《霍元甲》，回家后还模仿着给爸爸妈妈来上个三拳六腿。
　　 儿子他妈进藏后不久便得了高山心脏病且愈发严重，查房时曾多次昏倒在儿童病房，由于组织上不同意我转业她也暂时调不回内地，好在政治部首长主动同自治区人民医院商量，把她调到了医务部当助理员而不再上夜班。考虑到儿子的营养条件、发育状况和将来的健康，我们想来想去终于非常矛盾地作出了把儿子送回内地的决定。我和他妈原以为儿子不会干，可当我们告诉他时，他却出乎预料地点了点头。他妈在把儿子一下子揽进怀里的同时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个劲地往外掉，是因为儿子的懂事还是……此刻，我的双眼也湿润了。
　　 当时，我母亲脑萎缩已经很严重了，加之要送儿子回内地，我完全可以向首长请事假回一趟老家，可我把请假报告写了三次又撕了三次。正巧，在那曲军分区当兵的老乡、老同学殷智建退伍回威远，我便把带儿子回老家的事儿托给了他。
　　 那阵子，从拉萨市区到机场的公路正在全线改造，八十公里的路，汽车独立营的大客车居然跑了四个多小时。我们在机场住了一宵。我侧身躺在床上，看着睡得格外香甜可明天就要分别的儿子，时而泪水盈眶，时而喜形于色，时而又自言自语：“儿子，爸爸妈妈对不起你呀！我的儿子。”
　　 要载走儿子的是图154军用客机，接送客人的人可以进机场，于是我抱着儿子到了停机坪。没想到即将登机时儿子突然提出：“爸爸，我不回老家，我不回老家嘛……”儿子的央求像针一般地扎进我的心脏，我顿感喉咙发哽，但我还是硬起心肠把儿子送进了老殷的怀抱。儿子越来越猛烈地哭叫着想挣脱，老殷抱着我儿子走到机窗口转身向我挥手告别时，儿子几乎是撕肝裂胆甚至可以说是绝望地惨叫起来：“爸……爸！”
　　 呆立在停机坪上的我，瞬间脑海里一片空白，继而冒出“患病的母亲……妻子的心脏病……儿子还在机舱里哭吗？”“军人……上难尽孝，下难当责……牺牲三代……”“长期建藏，边疆为家”这些既连串又不连串的断想。
　　 不知道飞机是啥时候飞走的，空旷的机场上一片寂静，仿佛只有儿子的那声惨叫留在了机场，永远消失不了地回响在我的耳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