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因为顽皮总让老外婆头痛，于是她老人家找了个相面人为我看手相。相面人看完后对老外婆说：“无碍无碍，这小子是懵里懵懂，桃担粪桶，虽一生活得不顺畅，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
　　 这种虚妄之言却在十二年之后验证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的一天，骄阳似火，将整个大地烤得焦干焦干。漂泊中的我，走着走着突然倒在了湘南小镇—冷水滩那条凹凸不平的街道上。
　　 脑子里突然出现一片混沌：红黑两色交叉显现，各种状似人形的怪物在互相撕打，然后，猛地齐齐地正对着我，裂开血盆大嘴向我发出狞笑，伸出无数有着长长青指甲的手渐行渐近地向我的脖子靠拢。我只感觉窒息，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于是很热，有液体从脸颊上流下。可能是汗罢，随意抹抹，黏糊糊的，夹杂点腥味。血，那是血！我努力张大眼睛，张大嘴巴，想呐喊一声，以便驱去眼前那真真实实的恐怖。我历来内向，实在是老外婆的一句“驱邪”的话提醒了我：感到害怕时，你就喊！
　　 但是，我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因为从我身边走过去的人，根本不屑于瞟我一眼，仍然在赶他们的路，仍然在悠哉游哉地踱步，我躺着的地方在路人眼中似乎是一块无物的空白之地。我的精神世界里复又增加了另一种恐怖：孤独，命运之神己经将我孤独地抛落在荒凉的大漠中。
　　 我猛地大叫了一声。旋即，那些怪物消失了，满脑子都是桔黄桔黄的光在闪烁……
　　 听到有人在轻轻地呼唤我，是那种久违的“普通话”，亲切而有点苍老。继之，又听到“普通话”的一声叹息：“这孩子病了，也饿得太厉害！”
　　 迷糊中，有人在搀着我坐起来，然后使劲一提，居然让我站起来了。连拖带搀的，进了一个大门，坐在一张四面摆着长凳的方桌边。我努力地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位鼻子有点破损的中年人，头发有点花白，平头。他两只审慎的眼晴镶在那张凸现苍桑的脸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你哪人？”中年人开始问我。
　　 “……”我没有出声，我惦量着兵荒马乱的时候，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嗨，小伙子，你嘴唇都烧白了。饿昏了？”感觉他在摸我的额头，声音一变审问的口吻，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我只觉得全身在燃烧，软绵绵的。
　　 我嘴里嗫嚅出二个字：“长沙……”中年人将耳朵贴到我的嘴边，终于听明白了我说的二个字。“我可是在长沙工作过几年的啊，你讲几个地方给我听听！”他似乎仍然保持了某种警惕。
　　 “五一路、清水塘，”我象接受考试般地将二个地名脱口而出。
　　 喝了点他递来的水以后，胃虽然仍饿得发痛，但神志却完全清醒过来。我看见他一转身，一招手：“来一碗白糖稀饭、十个馒头！”
　　 中年人告诉我，他坐在饭店已经观察我多时。
　　 我遇难睡倒街头多时了？
　　 我记起来了：江永这该死的八月！武斗连天，杀人的事不断传来。为避血光之灾，三天前和四个知青仓皇夜逃，想到长沙老家去躲躲。几个伙计身上合起来仅有四元六毛钱，过道县的时候，早就囊空如洗。当时的道县正是“八月大屠杀”的发源之地，满街行走的都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抗暴”造反派。只要是看见陌生面孔，只要听说的是“长沙话”，一律捆起，一律用鬼头刀砍脑袋，然后一律抛到潇江河里喂鱼。这些造反派的“壮举”被当时的革命理论延伸为“彻底清除阶级敌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些恐怖的传说如恶梦般缠绕着还留在江永的长沙知青。事实上，也有几个长沙男知青不幸成了这种“革命理论”祭坛品。于是，我们再也顾不上中央文革“抓革命，促生产”的号令了。命要紧，跑一个是一个。
　　 因为没有钱，只得选择最为凶险的大路逃亡，而道县正是横亘在我们“胜利大逃亡”的必经之处。我们的如意算盘是，期盼在路上能碰到一个好心的司机，哀求他将我们带到有火车靠站的冷水滩或是广西泉洲。只要有火车，我们爬也要爬回长沙。
　　 然而，我们躲躲闪闪、迤逦行至道县时，“虱婆子”文益一句地道的长沙话：“健鳖，到县城看看罢？”顷刻引来两名手持“半自动”的造反派的盘查。我的土话本讲得不赖，赶忙迎上去递根“经济烟”。一顿叽哩呱啦的江永土话讲起，向对方说明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组织的，要押着这长沙狗仔子去长沙落实“外调”问题。我们在农村已经生活好几年了，一身标准的当地装束不露半点破绽。他们虽有些狐疑，却侧身让开了路。
　　 千不该万不该，我们脱险后真不该再走大路。未及一根烟功夫，只听见身后几声清脆的枪响。正惊愕间，只见一辆解放车满载着一车人，一路胡乱放枪，一路吆喝，疾驰而来。显然，那二个“半自动”参透了我们“外调”的把戏，叫了一车人，是来将我们“捉拿归案”的。
　　 只要被捉，就是死路一条。我们来不及作个什么“逃跑部署”，一声“分散下公路！”就一轰而作鸟兽散了。此刻，在长沙五中读书时踢足球充任左边锋的速度帮了我的忙，只感觉子弹在头顶炸开，两只脚象安了马达般飞速地迈动，只用十几分钟便转过山坳，脱了险境。菩萨保佑，我的身上没有被钻二个洞，真是老天爷有眼！
　　 待到我茫然四顾时，知青伙伴们早不见踪影，自己己是孑然一身。漂泊的二天过去，身无分文，一身褴褛，活脱脱是个叫化子模样。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我行至靠近零陵的一个村庄时，一位慈祥的老奶奶给了我二个叶子包的糯米粑粑，并且叫她十六岁的孙子带了我一段路。多亏这二个粑粑，让我顽强支撑着步行到了有火车靠站的冷水滩。
　　 记忆中，我是想直接爬车回长沙。但是，我还是昨天咽下最后一口糯米粑粑的，已经有二十多个小时水米未沾，饥饿早将我的躯体拆开。头皮发紧，冒的是虚汗；身体僵硬，却是软绵绵的。几次拥在乱哄哄的人群中企图溜上车，都被喧嚣的人群无情地挤开。我跌坐在月台边的一根枕木上，大汗淋漓，视野模糊地看着一列列风驰电掣的火车从眼前掠过，却无能为力赶上去攀爬。我感觉到了自己独有的“世界未日”，我似乎象一颗殒落的星辰落在了没有人烟的荒原。
　　 于是，那些红黑两色的人状怪物在我脑海里轰然而至……
　　 “吃吧，慢慢来”，中年人轻声的催促一下惊醒了我。
　　 我回忆起那次的“吃相”至今仍然羞愧难当，人的礼仪在饥饿面前会荡然无存。用“电光火石”来形容自己两手拿馒头塞向嘴里的动作一点也没有夸张。中年人笑起来了，学着电影里的“日本腔”说我“战术的不懂，会把肚子大大的吃坏”。看着他用手有力的一挥，总感觉他有点像军人。
　　 果然，中年人说他叫姓吕，河北人，曾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位营长。四九年南下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曾在南方的几个城市呆过，因为“随媳妇的愿”来到冷水滩定居。现在冷水滩某招待所工作。他要我叫他“吕叔”。
　　 人是铁，饭是钢。吃饱喝足后的我，顿时感觉年轻的生命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我不想再继续麻烦吕叔，我向他连声道谢，我估摸自己有能力爬上下午那趟北上的快车。吕叔连连摆手制止我对他由衷的感谢，并拉我起来，嘴里说：“你身体仍然很虚，要休息一下，你听我的安排！”他不容置疑的腔调让我无法不服从。反正已是“天涯沦落人”，就顺其自然罢。
　　 一件奇迹发生了。当吕叔带着我在冷水滩破败的街衢中穿行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背影进入了我的视野，这人走路双手下垂堕着不动，像活鬼！我想都未想就冲着那背影高喊了一声“虱婆子！”果真是他！他回过身来，仅惊疑了片刻，就激动得一下子就将我抱在怀里，眼晴里噙满了泪水。“虱婆子”告诉我，他也有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吕叔急忙赶过来怜悯地拍拍“小佘”的肩头（他以为文益姓佘），催促我们赶快回招待所好安排“小佘”吃饭。路上，我将遇见“贵人”吕叔的事约略地讲给“虱婆子”听。他听了也连连点头，庆幸我碰了“贵人”。
　　 到招待所后，老吕拉着一位白皙秀丽的女孩子来到我们跟前介绍说：“这是徐姑娘，你们的老乡，专门来服待你们的……”这个女孩一口纯正的长沙话验证老吕所言不虚。徐姑娘端过来一大碗蛋花面给“小佘”，我也吃下了徐姑娘递过来的二片退烧药。交谈中，细心的吕叔发现我的的手指焦黄，他断定我们是抽烟的，他“骂”我们“小孩子不学好！”但他出去一会儿回来却拿着二包“三门峡”（当时的高级烟），塞给我们每人一包。
　　 吕叔告诉我们，有什么难事找徐姑娘，他凌晨会来安排我们登上早晨四点二十分的车。我们放心了，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有个内弟正是这趟车的司炉。
　　 然而，我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我们下乡时只是经过冷水滩，没有仔细看过这里的街道，决定与“虱婆子”游览一下街景。当我们漫步至中心广场时，看见一堆人吵吵闹闹正忙着分放传单。旁边还站着一溜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仔细看街角还架着一挺机枪。忙碌的他们左臂上一色戴着红色的袖套。见形势不对，我们赶快转身。但，迟了！站在道旁的二个“红袖套”很警觉地拿枪指着我们：哪里的！他们一口冷水滩本地话。
　　 江永土话与冷水滩土话大相径庭，说江永土话更危险，我只能险中求胜，用长沙普通话与他们周旋。我告诉他们，我们从广西路过这里，想探望一个亲戚。旁边那个一脸横肉的“红袖套”连珠炮般地发问：“亲戚在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你们什么出身？”
　　 我不知吕叔具体叫什么名字，也不清楚吕叔具体单位名称。正自犹疑、期期艾艾之时，横肉“红袖套”大喝一声：捆起来！这声大喝惊动了发传单的人，顷刻，便上来几个人，乖乖，好专业！手里指姆粗的绳索一下就套到了我们的颈根上。二个人没半点挣扎，便被他们捆了个结结实实。一个佩手枪的高个子张牙舞爪地走过来，一挥手，叫道：先押到总部审查！
　　 我暗暗叫苦：这条小命算报销了！旁边同样被捆着的文益干脆紧闭双眼，听天由命！文益与我初中同学，后来又一起下乡。人很聪明，性子历来很柔，只可惜是家庭出身不好，无缘考上高中。
　　 我的眼睛四处睃巡，寻思着脱身的机会。
　　 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徐姑娘挎着一蓝菜伫立在对面商铺门前，她惊疑地瞧着我们。我赶快大叫“小徐，小徐！”但姑娘似乎并不认识我们，急急地离开了。
　　 好不容易捞到的救命稻草又被洪水冲走了。人生地不熟，看来只有引颈就死的份了。
　　 我们被关到“冷水滩抗暴指挥部”一间办公室，还好，进门就松了挷，但没有人问话。一会儿，文益告诉我，听门外有人嘀咕“杀了省事！”他说这话像在说别人的事，漠然而平静。
　　 “杀了省事！”几个字如同炸雷！瞬间，我的脑海幻化出一具文革初期看见的从江里捞上的死尸。疯狂年代，兵荒马乱，死一个人还不等同随便揑死一只蚂蚁？后背顿时冷汗淋漓。
　　 我人生第一次面临死亡！
　　 我们忐忑不安，深怕有人开门提我们去“省事”。
　　 莫约是黄昏时候，门开了。我们惊恐万状地望着门口：吕叔、徐姑娘还有二个武装人员站在那里，吕叔一个劲地向那高个子在递烟。“真麻烦你们了，我侄子不熟路……”一付讨好的样子。
　　 费尽周析，“姑父”吕叔终于将我们接了出来。吕叔虽是北方人毕竟在冷水滩生活了这么多年，要“捞”两个人应该还是有办法的。
　　 但我们清楚：兵荒马乱之时，我们这两条小命随时可以报销，是吕叔救了我们。
　　 吕叔和徐姑娘带着我们急急地返回住地。吕叔叮嘱我们，上火车前再也不要出门了，他怕节外又生枝。一路上，徐姑娘悄声说，“吕叔听说你们出事，急忙赶过来了，他是拿命担保的，“抗暴指挥部”才半信半疑放了你们……”一路无言，心里却懊悔不该轻易外出惹出这样大的麻烦。
　　 有点饶舌的徐姑娘还告诉我们：“吕叔正在遭难，造反派‘撤’了他所长的职务，现在全家六口每月只有四十元钱……”
　　 听了徐姑娘的话，我们更加沉默了。
　　 这一夜，我们洗过澡后舒服地睡了一个好觉。然而，令人难堪的是，俩人睡前边抽烟边闲聊，因为过于疲劳，昏昏睡去，竟将烟头落到枕头上将芦花做的内胆引燃。毫不知情的我们任凭房内烟雾弥漫，鼾然入梦。要不是值班的徐姑娘发现有烟雾从窗口漫出，急急地将我们喊醒，将火扑灭，恐怕会镶成火灾。是否烧死不说，我俩不定会成为“恩将仇报”的罪人。这件“难中有难”的“趣事”一直成为了今后岁月与文益相逢时的谈资笑料。
　　 是日，凌晨四时，外面下起了小雨。老吕进房来硬塞给我们每人伍元钱，在他表弟的帮助下，登上了一列直抵长沙的快车。车启动时，透过小站昏暗的灯光，我看见吕叔和徐姑娘在小雨中睁着眼睛寻找着车厢里的我们，我的泪水不争气地淌了下来。
　　 人生如旅，总有驿站。很多年过去了，我的人生之旅也经过了很多的驿站。冷水滩的人生际遇成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我记住了那里的人：吕叔、徐姑娘……
　　 世事的苍桑，人心的变幻，生活的无奈，让人们很难记住过往的每一个日子。假如你曾经记得在这个人生“驿站”所经历的毫末细节，那么，这个“驿站”一定曾与你生命血肉相连，让你惊心动魄；假如你曾在过往的人生驿站仍能清晰地记住某人的音容笑貌，那么这位旅途之友一定会有一种崇高的品德和善良的心灵让你感到灵魂的震撼；假如你真正体会了他们给予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动，这种感动将持续地影响自己的一生并时刻为此而拷问自己，矫正着自己做人的品德。
　　 至今，我不知道吕叔的全名，但我知道他是一位有着真诚善良、侠义心肠的人。时隔多年，我希望用自己并不高明的笔触，朴实而真诚地写下这件往事，寄托我对他的尊敬和怀念。八十年代初，我专程为寻找吕叔去了一趟冷水滩。只可惜，当年的小镇己然变成城市。世事苍桑，物变人非；斯人不见，徒添惆怅。算起来，吕叔也应是八十好几的人了，我不知他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然而，我总感觉他还活着。至少，他、他们的灵魂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2017年3月2日修改于长沙瑞都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