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996年，我住在徐汇区嘉善路上的棚户区里。
　　 我见证过这一区域内一家纺织厂的倒闭，那些年受伤的棚户区；我见证过那里建筑的幽黯，在记忆与现实交错之间；十九年后的今天，我再次以文字踏访棚户区。我是一个从小生长在热闹、喧嚣、鸡犬相闻、贫穷却乐观的棚户区里的孩子，教会学校毕业的母亲究竟是怎样疏离与融入？
　　 棚户区于我，是难以表述的。它是我的家，却并非我的家园；它是一代上海人的黑白之梦，他们并非正宗的上海人，但他们相比新上海人，融入得更为透彻与持久。我不能因为它曾经的贫穷而避谈或漠视。
　　 整个青春期，母亲把我关在屋子里，我在窗后看风景。我离它那么近又那么远。
　　 十九年前，我的邻居们陆陆续续从那片棚户区迁出，在当时看起来还荒凉的上海南站那里，他们重新建立了以汇城新村为主的“棚户区原住民社区”。对我来说，他们活动的新据点：上海植物园，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但这十几年的时间足以磨掉我母亲身上所有的骄傲。她和那些曾经的女工们一起，买保健品，跳健康操，打太极拳。
　　 “你总是在编故事”，我母亲说。过去是撒谎，现在是虚构。而每次我回家，看见被传销、保健品骗子骗得团团转的母亲，既想亲近，又想逃避。
　　 也许我写下的，不会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散文作品。它将具备的真切情感，是散文式的；它的叙述技巧与观察角度，却会更有小说的追求。
　　 中国梦，在我的理解中，不是狭隘的道德之梦。它更像生活的碎片，一方面显示出现实的凹凸感，另一方面，光芒也在人群的柴米油盐日常生活中闪烁。
　　 其实，今天在记忆中重构棚户区，是心灵的距离，时间的距离，也是一个黑白中国梦与彩色中国梦的距离。
　　
　　 1981——1996
　　 一直到十八岁，去大学住读之前，我都住在徐汇区的一处棚户区里。那十八年，我从来没有与我的邻居们说过话。我无法具体说出，他们都长了什么模样。我常常站在玻璃窗后面看他们进进出出。有一次，左边邻居家最小的儿子突然抬起头，瞥了我一眼，我几乎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那目光忽地从我脸上一扫而过，吓得我往后退了一步，腰撞到了写字台边上。
　　 关于那户人家，我在我母亲的讲述中添入了很多自己想象的东西，但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现实远比我想象的更具有故事性。男主人和女主人都来自江苏盐城，他们先是买下了这处狭窄的平房，然后一有钱就开始搭建，到了一九九六年拆迁时，这户人家已经搭到了三层楼高，甚至比紧邻的纺织厂房仓库的围墙还要高出一些。男主人又高又胖，圆圆的脸上戴一副眼镜，顶上已经秃了一大块，一年里有三个季节都只穿一件白汗衫，看起来很和蔼，夏天乘凉时他总是对邻居们微笑，那是一种友好、快乐的微笑，但据说，这个码头工人经常关起门来打他的老婆。那老婆黑瘦，和人说话时语速飞快，任何时候都是一张凶悍、随时会发火的脸。他们一共生了五女一子。
　　 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那最小的儿子度过了他娇生惯养的童年时代，他比我大十来岁，日后成了这个棚户区里有名的小流氓。他只来过我家一次，是在我上学前，一个夏天的下午，他牵着一条狼狗走了进来。那时棚户区里还没有接上自来水，我母亲去水站打水，门开着，我一个人在床上玩。为了避免夏天暴雨后雨水倒灌进来，湿气浸染整个床褥，床是用砖头砌成的，比较高，也很坚固。那条狗对着我吐出了舌头，在他的示意下，它的前爪轻盈地搭在了床边。我爬了起来，一直往后退去，背部紧紧贴在了墙壁上。如果那时有一架相机，按下快门，那将是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它将是黑白的，屋子里比较昏暗，所以看起来，也许会误以为已经到了黄昏。女孩的脸因为岁月的缘故，有些模糊了。这种模糊产生某种漂浮的效果，在那个瞬间，恐惧因为模糊而变得失真。女孩既没有哭，也没有喊，她甚至没有说出一个字。这照片单方面记录了大男孩的快乐。这快乐本身，成了一种乐极生悲的象征。
　　 我再次面对面见到他时，已经是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而他也结束了七年的牢狱生涯，跨入了中年人的行列。我从来不感到自己怕狗，只是某种小小的忧虑，看见它们，就会远远走开。
　　 据说，整个棚户区建造在一片乱葬岗上。我的编辑看了这篇文章后告诉我，“原来你以前住在我现在经常走过的地方啊。那乱葬岗，好像是回民公墓。肇嘉浜路周边以前很多回民，所以那个明珠大饭店造在那里，还有，‘清真路’也是因此得名的。”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我写下的，只是我熟悉的那一些。
　　 它貌似四通八达、曲里拐弯，却又峰回路转，条条小路最终只通向方向相反的两个出口。小路的两旁，这里那里，总有一些很长时间都无人问津的遗弃物。我记得一只玫红的塑料袋，它慢慢变成没有一点光泽的淡粉色，就像一片被热水泡过的玫瑰花瓣。而墙根下的泥土，总是潮湿，生长着绿得发黑的青苔。我还记得有一个肥胖的老人，经常坐在自己家的房子外面，坐在那片阳光照射的空地上，敲小核桃吃。
　　 清晨，家家户户拎出一只煤饼炉子，烟虽然不多，却能遮住生炉子的那位眼前的视线，要抬头，眨上好久的眼睛，才能看清楚天空的颜色。灶披间都是自行在屋外搭出的，白墙经过不断的烟熏火燎，变得黑糊糊的。逢年过节，会有一些饱满、健壮的鸡鸭先被关在灶披间里，它们面无表情地待在那儿，不时叫上几声。午前，人们过去，卡住一只的喉咙，引起一阵骚动。
　　 我家在嘉善路526号。向右一转，是条平坦宽阔笔直的大路，通向肇嘉浜路。路面上，常常残留着某只死猫的碎片，这是来往的卡车经过时车的轮胎碾压成的。路的两边是纺织厂的厂房。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上十分钟，就能看到绿色的林荫道。在那里，男人们下棋、打牌。周末的中午，在家里吃完饭喝过一点酒，父亲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那是辆旧车，在棚户区里的台格路上碾过时，会一路摇晃着发出咯啷咯啷的响声，每次我坐在书包架上，就觉得自己是坐在起伏的波浪上，父亲躬起的背也夸张出了一种艰险。
　　 如何从一条臭水沟变成林荫大道，整个改造过程，曾经是我的一篇小学课文。大道两旁的园子杂草丛生，种着色彩斑斓的花儿，高高的大树挨挨挤挤，树干上的枝桠彼此交织在一起，密密实实，投下一大片柔和的、凉而不寒的阴影。不能说毫无遮掩，但即便对一个学龄前的孩子，那些栅栏也不构成什么障碍。现在再回忆那些园子，那些杂乱，是多么的和谐啊。仿佛是一幅简单的油画，缺乏精细的加工，不完美，但却质朴、清新，甚至隐含着某种神秘：比如那些树根下美丽但据说有毒的蘑菇，那些忙碌的大黑蚂蚁，如果你让自己变成一个孩子，趴在地上，你会发现，地下的那个仍在延续的社会，似乎比地上你所生活的那个，更加古老。
　　 在那些长得过于繁茂的花园里，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过四季的迹象。但如今仍然深留印象的，却是那些饱满但乏善可陈的蒲公英。我一定吹过数百朵，它们实在是太常见了。阳光下，它们从明媚的金黄很快变成褐色的种子，绒毛松散开来，很快就失去了花的美感。它们是否象征着什么呢？在它们的周围，是一片艳丽的环境，它们如此笔直地长出来，完全不醒目，保持着自身的形状，用一种特有的方式努力传播自己。
　　 夏天，每年的台风季，有那么几天，林荫大道会变得非常惹人注目。大风将长得过于茂盛的树枝刮落，它们倒在水洼里，远远看去，好像整条小道变成了林中的小溪。树叶和污泥，使路面看上去黑黑的。有时一段粗壮的树干，整个坍塌下来，在阴沉的天色衬托下，变得浑浊，我在里面小心地行走，觉得自己走在一个狭长的孤岛上。
　　 只要有植物在自由生长，风景就会不断产生变化。
　　 从我家走到平江路上的小学校，慢慢走一趟大概需要二十分钟，因为中午回家吃饭的缘故，一天要来回四次，但是，走在这段林荫路上，总会有新的感觉。花在变，蝴蝶在变，我见过的那些人，也都在变。春天，经常因为一只蝴蝶，我被老师罚站在教室最后一排。我想我肯定看见过黑色的大蝴蝶，尾部闪耀着黄色的斑点，它孤零零地停在一片花瓣的边缘，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它吸引过去。大概就是在那时，我有了一种朦胧的愿望，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花园，蝴蝶能飞进来，停上一会儿。后来，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央求母亲在屋子前面砌了一个很大的花坛，那块空地，她本来是想盖个卫生间的。花坛里种了一棵无花果树，一些一串红、鸡冠花、太阳花、月季花、凤仙花、人参花。只要我凝神看着这个花坛，我就能忽视它置身其间的整个环境，它们是独特的，我的植物。
　　 在这个花坛里，我种下过一些栀子花，花瓣洁白硕大，散发着浓郁的芬芳。但是只过了一个夏天。因为小虫子实在太多了，密密麻麻的。我母亲忍无可忍，秋天的时候就把这些植物移去了林荫大道上的花园里。我种过的那些栀子花成了我唯一种过的栀子花。我还记得早晨将它们剪下时那一声清脆的“咔嚓”。从花的梗茎部位剪，用水轻轻冲洗后，插进玻璃瓶里。然后，看着它们死去。
　　 在那条绵延几站路的林荫大道上，我看到过很多带着颜料、画笔和画板的人，他们长久地凝视着眼前的这些，然后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描摹出一幅风景画。那些画，我不想称它们是创作。他们固定下来的景色，使我的记忆变得不再神秘，使那片已然不复存在的风景变得廉价而轻易，好像人人伸出手，就可以去感受去触及。这也许是我选择文字的原因，文字不会让一个物体变得实实在在，也不会让一件事情变得人人皆可参与。而在这篇文字里，我生活过十八年的棚户区将作为一个完整的地方，存在下去。它将永远不被铲平。
　　 几年前，为了拓宽车道，肇嘉浜路缩减了绿化地带，那些大大的、可以打滚的草地不见了。窄窄的一条，看上去是那么不真实，那样的纤细，无论哪一边的汽车转弯一碰就会撞碎似的。自然变得脆弱时，孩子的乐趣就消失了。虽然还有林荫路的影子，但林荫大道所曾经具有的内涵已经荡然无存：没有古玩邮票市场了。没有老人再遛鸟、锻炼身体。没有闲人打大怪路子。谈恋爱的男女朋友，也许还有那么一些……
　　 在很多方面，我都与棚户区里那些和我同龄的孩子们不同。他们缺乏一种我从书上看来的美。从他们的身形，到他们的衣着，都有一种粗糙。他们中很多人的牙齿很差劲，不整齐、发黑发黄、早早就被虫蛀了。我母亲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严格督促他们睡前刷牙的缘故。我母亲对我的外表曾经狠下过一番工夫。那时人们一周洗一次头，星期五做饭时，母亲会将淘米水留下，装在一个盆里，一直放到星期天下午，让它自然发酵，然后用来直接替我洗头。她说，那样洗出来的头发才会变得又黑又亮。在那些年，我的头发确实很黑亮。
　　 虽然棚户区孩子们的长相各有特色，但他们要么长着一张受人欺负的脸，要么长着一张欺负别人的脸。在我读小学的班里，就有这样两个男孩。受人欺负的那位，个子很高，长着一个橄榄一样尖长的脑袋，头发很稀。他总是在流清水鼻涕，整个样子倒并不邋遢，但是那些往下挂的鼻涕看起来无比沉重。当他的铅笔盒被重重摔在地上的时候，就有一个皱紧眉头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哈哈大笑过。母亲告诉我，他的父亲在菜场卖鱼，傍晚收摊回家后就开始喝酒，会因为一些小事，将他吊起来用皮带抽打。在棚户区里生活，是没有秘密可言的，人们彼此注意，每个人都议论别人，也被别人议论。我在家里就听到过种种议论。“他妈妈不帮他吗？”我问。母亲摇摇头。被吊起来打，这是一幅多么恐怖的场景，难怪他在学校，能够一言不发，只是沉默地忍受着。下一次跟着母亲去买鱼的时候我盯着那个男人看，看不出粗鲁，也是一个长脸长脑袋，脸上布满了皱纹，在我母亲付钱时，一个微笑及时地出现在那脸上。
　　 欺负别人的那位，个子倒是很小，但全身都散发出一种激烈、顽皮、粗野的气质。在老师进来之前，他总是把自己的脚踩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我记得他的同桌是个小姑娘，家住在枫林路，她温和地站在自己的座位旁边，不吵也不闹。上课铃响了，男孩拖延着，最终主动把脚放了下去。
　　 每天早上七点多，我们几个棚户区的孩子就离开家，步行到小学去。我们朝着一个方向走，我们都在肇嘉浜路长长的树阴下走着，但互相之间并不说话。
　　 一天下午，就在那林荫道上，走在最前面的小个子男孩忽然蹲下身去，地上躺着一只麻雀，应该是受伤了。他用两只手一拢，那只鸟就到了他的手心里。高个子男孩经过他身边时，他得意地举起手里的鸟给他看。“你看，我随便一捏，就能把它弄死。”
　　 友谊的形成，有各种奇特的开头。那天以后，这两个男孩出人意料地成了好朋友。那天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只记得其中一个喊了我的名字，我瞥了他们一眼，高个子男孩似乎正用拇指和食指，很缓慢地轻轻滑过鸟儿的头部。但他们没再说什么，我就继续往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