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进来时，我不知道。她站在卧室的门口，提着袋子说，这么专心，家搬走了都不知道。我把她让至客厅，沏茶、切水果，问她为何不休息。她说睡不着，出来走走，闹心，你老姑又病了，这次是肝硬化。这么多年，我不时听到她的消息，不是摘这个，就是拿那个，身上的零件已然不多。我说：“妈！没事的，只是硬化，不是癌，好好保养，还能活很多年。”母亲沉吟道：“看你说的，硬了就软不了，再也不是原来的样了，她还那么年轻。”说着竟滴下泪来。
　　
　　
　　 我起身拉了拉窗纱，午后的阳光筛成米金色，一团团落在地板上，也洒在母亲的暗影里。帘后是影影绰绰的绿，春天真的来了，像蹑手蹑脚的猫。这个世界有过无数个春天，每个春天都不一样，何况是肚子里的肝。
　　
　　 一
　　
　　 我见到老姑那年她十八，我八岁。她带我去插班，找她的张老师，逢人便说我是她的大侄女，那个兴奋劲我一直记得。她和谁都熟，见谁都打招呼，她说我生在那所学校，她天天用悠车子悠我。
　　 她没妈，从小就没妈，她母亲走时她才八岁。她趿拉着我爷的大头棉鞋，提着铝制饭盒坐火车去给我奶送饭。我奶在长春的某铁路医院住院，一住就是五年，是肝腹水。
　　 这样的场景，幼小时，我在心底一遍遍描摹过。想着同样幼小的她像童话里的小女孩，靸着鞋挤蒸汽式火车，孤单地坐在绿皮长椅上，听着铁轨叮叮当当地响，寂寞而勇敢。
　　 那是个布局很美的小城，遗有俄罗斯风格。街道呈平行状，一道街、二道街、三道街，一直到八道街，就这么数过来。街道间除一条条岔道相通外，中间有条大马路，横贯东西，叫中央大街。那是我唯一不迷路的城市，我的故乡。一道街前还有条杨林路，杨林是个烈士，年年清明我们给他扫墓，参观他的故居，听他父亲在院子里作报告。她说她认识杨林，我们隔一条马路。
　　 那时她待业，在街道帮忙，脸色红润漂亮，穿着也时尚。他们唱歌跳舞，拉二胡、手风琴，说快板、三句半，还有现代京剧、二人转之类的。我常常混迹其中，看他们排练，跟他们跑文化宫。我坐在那个小城最大的剧院的第一排，看他们演出。满天星辉从棚顶而落，“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这样的旋律，与夜幕一起飘起。我怕她出丑，担心她演砸。跑到后台看他们上妆卸妆，刺眼的灯光，京剧样的脸谱，漆黑油亮的眼影，大红的腥唇，那是她的青春，浓墨重彩夸张的青春。
　　 她谈恋爱，钢琴般雪花样漫长的恋爱。他们一起排练，他喜欢她，总找她，每晚七点在胡同口打口哨，哨音拐着弯划破清凉的夜色。她能听见，我也能听见，整个胡同都能听见。她借故跑出去，回来却要挨揍。我爷打她，用皮带，抽一下，她叫一声。多年后她不再承认，说我爷好，对她好，没太拦着。而我知道，爷爷心如磐石，死活不肯，家里不时洪水滔天。文革时两家有仇，大姑妈深受其连，他们讨厌那个老太太。可她喜欢她，一口一个“苓”地叫着，想让她做她家的儿媳妇。很多时，我和二姑半夜不得不从暖烘烘的被窝爬起，穿戴整齐，走过寂静无人的街道，高高的天桥，去敲响铁道南那所红色老毛子房子。站在高大的玻璃窗下，二姑敲一下，喊一声姐！直至屋里的灯光亮起，厚重的木门，在浓重的夜幕下，吱呀一声打开。然后三个人影急匆匆往回赶，哪怕是冬天，柏油路上的雪吱嘎嘎作响。
　　 她没少挨打，为了她的恋爱。我经常掩护她，为此在三道街的电影院，跟着她看了一场又一场的电影。《流浪者》、《冰山上的来客》，都是那时的节奏。我坐在他们的中间，当电灯泡，护着她，也顾忌着爷爷。没我她出不了门，我是她的挡箭牌。我不知道自己撒过谎没，基于爷爷对我的信任，她的恋爱一直可以在冰封的河流底下暗流。
　　 那时的人清淡，恋爱不像现在这般粘稠，只是看看电影，压压马路，或成群结队出去玩。至少我没看见他们拉过手，最浪漫的事，无非昏黄的路灯下，各自抄着手，矮倭瓜样并排慢吞吞往前移，天空的雪花一片片往下落。寒冷不是主题，我得不时站住，回头等他们。
　　 有次爷爷打她，她深夜跑了出去，一直未回。二姑牵着我出去找，以为她投敌叛国，游入别人的水域。凌晨两点，我起夜，皎洁的月光下，她独自坐在院子中间，满身清辉，泪痕犹在。穿着一件藏青色后开衫短袖，纯白荷叶两瓣领，干净肃穆。那是我记忆里她最美的一个画面。
　　
　　 二
　　
　　 她对我好，我需要的东西，她总是变着法子弄回来。发卡、钱包、铜钱扎的鸡毛毽子，透明的羊嘎拉哈，橡皮筋、魔方、九连环，掐着红牙子的军帽，同学没有的小东西我都有，惊喜总在意外。发卡松了，她拿出去找人用橡胶水撸一撸，回来就紧了一圈。她认识很多人，朋友遍天下，到处都是同学，让我觉得无所不能。而我童年的蝴蝶，就像那个透明的发卡一直迎着太阳闪着红色的光晕，从没折翅。
　　 她有个同学叫李小宓，幼时母亲回了日本，七九年又找了回来，带回很多衣物。她们送她，她不穿，往我身上套。我身量高，那些尼龙弹性的东西正合适。那是一个时代，审美有别现在，但她的心是天然的。
　　 每至星期六，我们要忆苦思甜，去校田地劳动。校田地很远，在郊外，走着去，需带饭。她给我炒土豆片，煎鸡蛋，用袖珍黄铜腰型饭盒，一盒盒装好，饭是饭，菜是菜，规规矩矩，干干净净。我吃不完，把菜拨给同学。有年土豆大丰收，我们连挖带抬，堆得像小山似的，拖拉机一车车往回拉，天黑还没干完。猛抬头，我看见她，从田垄头，喊着我的名字，就那么扑了过来，手里还拿着我的衣服。那个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她帮我们干活，搂着我坐拖拉机回家，夜风吹着我的头发，很幸福。她是唯一找到校田地的家长。
　　 有一次，路边挖水沟，几个男孩子用黄泥巴打仗，一个泥团飞过来，误打了我的眼睛。我惊叫着从同学家门前的秋千上跌落，眼前漆黑，泪流不止。她风风火火赶来，找不到凶手，背起我就跑，我趴在她的背上，能听见耳边的风声。我说没事的，好了。她不听，奔进医院的走廊，就喊同学的名字。她的同学给我做了细致的检查，肝胆脾都照了一遍，那是我第一次接触B超，凉腻腻的东西涂在肚子上，她帮我擦了又擦。
　　 爷爷是个老派的人，板板的，每天提笼架鸟，悠闲地迈着八字步，火上房也不着急，这是母亲的原话。上馆子、听戏、搓澡、看书、读报、下棋、养花，捉虫子那是他的常态。以现在的话说，叫虚度光阴。他抽烟斗，盘腿坐在炕上，看参考消息，喝牛奶，管美国叫米国；做鸟食，鸡蛋加小米，又蒸又碾，再用牛皮纸袋封好；他给鸟配种，看鸟孵蛋，把蛋放在水盆里转，不转的就说死了；他把鸟笼子托于掌上，把鸟放出去，再举过头顶等鸟回来，鸟不回来，就发动一胡同的小朋友们帮他找；他唱京剧，打太极，摘茉莉花，做花茶，生活的烟尘一丝不染。他天真慈爱也暴躁，洗脸水温稍不对，会一脚把盆子踹飞，扬手也能将整桌饭菜扣在地上，然后领我扬长而去，坐在馆子重新点菜。四年间，爷爷给我的全是溺爱，一句重话都没有，没啥对错，对错对这个老人一文不值。他难伺候，伺候他的事，多半老姑做，那些糙事粗活也是她的。她弓着腰背米回家，抢紧俏物品，用架子车拉煤，在院子里做煤球；站在水池给我们洗衣服，衣服晾在绳子，很快冻成铁板，凝成冰柱。这样的场景，成年后我一遍遍想起。她用坛子腌朝鲜咸菜，烧得一手好菜，溜肉段、挂浆白果、爆炒小肚，啥啥都会。她能干，健康，浑身使不完的劲，稍有空闲还要忙她五光十色的爱情。
　　 吃饭时，她常坐在桌前，讲她的哥，说她的哥是多么的智慧幽默，转业是多么大的官，天天盼着回来。她也说我的父亲，说我的父亲是多么聪明，算盘打得是如何的好，古今人物了如指掌，倒背如流。我却不以为然，觉其皆是春天枝丫风吹的一粒，而非她口里崇拜的哥。若干年后，我开始理解，她需要的仅仅只是一块遮风挡雨的天空。
　　 每年叶子深时，要开运动会。有一次，附近县市代表团齐聚这个小城，同学们轮流去。我课间偷偷跑回去取白衬衣，借给没有的同学。院子里围了不少人，她半边脸是红的，有泪，手里握把剪刀。我闪进屋，开箱拿衣藏于背后跑开。我知道打了架，那家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打了她一巴掌，起因是爷爷家的海棠遮了人家的窗户。这件事，很多年我一直纠结在心，想着为何没能冲上去保护她，是不够高大，太小，还是没有勇气，如果她哥在，会不会一拳挥下。这成了我心底的伤疤，隐隐的，揭不得，揭了就流血。那一巴掌打的不是她，而是我。可我一生爱惜自己，讨厌这样的粗鲁和野蛮。
　　
　　 三
　　
　　 为了拆散他们，爷爷把她带到几千里外的部队雪藏起来，一住就是半年。家里只剩我和二姑，那是一段宁静的时光。二姑文雅，慢声细语，一笑两米窝，有地主家小姐的范，修养好。但也琐碎，一个盘子在天空下照半天，才能盛菜。她挑拣我，嫌我把衣服穿脏了、书包弄破了，没爱惜东西了。所以那时我和她肝胆些，她大咧，毫无城府计较。她走后，我和二姑进入蜜月期。每晚她陪我写作业，坐在桌旁修铅笔，一根根码进文具盒；低头一针针给我缝沙包，用小米装好锁上口，再放在手上掂一掂；用线给我订本子，订得整齐平整，和古装书籍没啥两样，后来我也这样给儿子订。我帮她相亲，那年她二十七岁，是个危险的年龄，得嫁出去，所以她相了一场又一场的亲。她胆子小不敢去，拉着我，把我自个搁家也不放心。我们相依为命，两个人常常走在满天星斗的大街上，一边走她一边问我：“菡！你说咋样？”我说：“好像不行，没长开，像个土豆似的。”她就作罢，她没人可商量。就这样她的婚姻一直无下文，后来她找了一个儒雅白净，个子高大，鼻梁挺括，出身清寒的读书人，也就是二姑父。
　　 二姑爱美，在百货公司上班，冬天常穿一件深灰色大衣，毛线钩的领子，口罩雪白。每次回家都要在屋子里走一圈，看看前面，再瞅瞅后面，方摘掉围巾、口罩、脱掉大衣。爷爷家四周都是镜子，淡青色墙壁，双层大玻璃，暖气冒着热气，是我们的水晶城堡，也是T台。
　　 快春天时，他们回来了。爷爷依旧像尊瘦月，提着鸟笼子，风清朗目，皮袍垂地。老姑似头牛，背回来一堆东西和一件铁盒苹果汁，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易拉罐，除了这些她还带回一糖果盒的情书。爷爷自以为千山万水，可以阻隔一桩姻缘，没想到她的宝贝女儿，依旧“抚竹风催笔，听梅雪映书。”暗通款曲，愈演愈烈。她的箱子不锁，那些情书便成了我们学习小组的学习资料。我们大声朗读，摘取精彩段落。“时间是奔腾的野马，轻松似盛开的鲜花。”这是一封信的开头，我们觉得好，便加入作文里。那时红旗招展，喜欢铿锵。现今哑然，一个人不会走时，往往喜欢捡拾别人的贝壳，装点自己的门面，而若干年后，更喜欢自己思想的沙砾。
　　 在一切法子使尽，不见效果后，屋檐的水滴开始下落，春意从心底泛起。又是一年物华时分，我的大伯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回来了。他坐在廊檐下打开我的书包，翻出作业，夸我的字好，要带回去留念。看到潦草，揉成腌菜的，也会幽我一默，说：“敢情是矬子里的大个。”她的恋爱也开始解冻，男方家来提亲，希望能订婚，并请下厨师。不知道大伯是怎样做通爷爷工作的，总之云开雾散，春暖花开。那是个郑重的日子，意味着肖常棣从此以后可以正大光明地走进这个院落，牵手我们家的女儿，那些暴风骤雨的日子一去不返，随之是一道宁静的彩虹。
　　 放学后，我换了身新衣服，松绿色的良衬衣，彩条搭扣毛线背心，是母亲编织缝制，从很远寄来的。梳了头，端坐在朱红色照得见人影的写字台旁的木椅上，等肖常棣来接我。我管他叫肖常棣，一字不落。我们家住二道街，他们家三道街，很近的路，我去过，但今天我是贵客。我摆弄着手里的小钱包，发现彩色拉链的接面脱了扣，便找出针线准备缝两针。恰巧他进来，我连忙藏在背后，不好意思起来。这个钱包是他买的，他给我买过许许多多的东西，包括绣花的衫裙，每次去长春都不会忘记我。他追了老姑四年，也溜须了我四年。
　　 再后来，我带着很多礼物离开了那个小城。那是一九七九年，我小学五年级，十一岁。我的学习很棒，是三道杠，在最大的礼堂指挥过十几个小学一起的大合唱，是爷爷和姑姑们的骄傲，我的离开，让他们哭了又哭。
　　
　　 四
　　 爷爷走的时候，是九十年代初，我已二十多岁。他躺在奶奶走的那家医院，风度一点没改。雪白的山羊胡子梳了又梳，纹丝不乱。洗脸水依旧端至床前，试好水温，挽好袖子，方能伸手。胡子要戴套子，洗完，再摘下。他一生如此，一点褶不打。父亲带的烟他放在贴身口袋里，想时就拿出来贴着鼻子闻一闻，或散给病友，炫耀是他儿子买回来的。而他的三个姑娘女婿们日夜衣不解带地伺候着，还要受气。那个老姑夫，一直鞍前马后，陪着小意。即便是骂，也得听着，爷爷吐出的一口口鲜血，他用手接着捧着。爷爷走在严冬，等两个儿子从几千里之外赶回，出殡的队伍已白漫漫蜿成长龙。当两顶孝帽和两套孝衣端至眼前时，嚎啕的哭声飘荡在北国寒冷的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