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父亲去了哪里，祖母在忙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姐姐和哥哥去野外采猪菜去了，五岁的我一个人蹲在客厅堂前的地上，手里摆弄着一个小小的木马。
　　 我的乳名是祖父取的，因为算命的瞎子说，我五行缺木。所以，我小时候的玩具，基本上多半是木头的：木马、木头人、木手枪、木凳子、木夹子、小木盒子……
　　 我玩得正起劲的时候，感觉屁股有点痒痒。一回头，是祖父。祖父当时是半蹲着的，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竹棍子，正往我的屁股上挠痒痒。我连忙丢下手上的木马，极尽全身的撒娇本领，跑向祖父的身边，老远就张开小手，要他抱抱。
　　 那时，祖父当然是长有胡须的。我清楚地记得，平日里祖父只要一高兴，就会用他的硬胡碴，奖赏我的小脸蛋。每一回总弄得我的小脸痒拂拂的，想躲却又躲不开，只好一边“咯咯咯”地笑着，一边向祖父求饶。或许，在祖父眼里，每天最高兴的事儿，就是逗我玩。要是祖父整天在家里该有多好啊。可是祖父不能够，当时年满六十岁的祖父身体很好，根本闲不住，在离家不到一华里的源塘小学的食堂里当厨师，周一至周五都要呆在学校里。
　　 在我祖母眼里，祖父谈不上有什么厨艺，因为平时在家，祖父根本不用下厨房，祖母说祖父炒的菜“难吃死了”。可是，学校的老师，个个都夸祖父的厨艺好，从小生在鄱阳湖边的祖父，尤其是红烧鱼块最拿手。小时候的我，一开始不明白祖父的厨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后来，我想通了：祖母的厨艺再好，也只能在家里煮，可是祖父的手艺，却能走出家门，每月能混到白花花的票子。所以，根本不用去想，我的祖父当然是位了不起响当当的人物！
　　 除了厨艺，祖父的口才极好。村里六十多户人家，只要是哪家办红白喜事，必请祖父到场主事；还有，谁家婆媳、父子或兄弟吵架，也必请祖父上门，就连清官也难断的家务事，经过祖父的调解，不管是有理或无理的一方，最后都能听从祖父的劝说，握手言和。
　　 另外，祖父还有一门轻易不显山露水的绝艺，那就是会唱青阳腔。遇上高兴的事儿，祖父无论在家或在田间干活，总是一边唱一边做事，嘴上手上两不误。
　　 如果我想祖父了，怎么办呢？那时我还小，还没够入学的年龄。每次祖父离家时，我就牢牢地扯住祖父的一条裤腿，装腔作势地滚在地上，不放手。结果，祖母总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一颗硬糖、一粒红枣或是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山果，我才肯放祖父出门。
　　 记得有一回，遇上小学一年难得一次的加餐，晚上有肉吃。中午的时候，祖父特意回家接我。
　　 那是我第一次去小学，听到小学生们整齐悦耳的朗朗读书声、还有上课下课敲响的洪亮的钟声，觉得非常的好玩和新奇，恨不得自己立即能坐在其中的某间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祖父怕我乱跑，一开始只淮我呆在食堂里。又怕我在食堂里捣乱，用不干净的小手摸这摸那的，后来干脆让我呆在房间。
　　 祖父住的房子是和饭堂连在一起的，原先可能是个小储藏间，既小，又暗。大白天的，就算敞开门，里面仍旧是黑黑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头，一张小桌子，桌子上除了一堆旧报纸，还有一个茶杯，一盏马灯。
　　 没有任何的玩具，怎么办？不甘寂寞的我，一头钻进祖父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瘪了三分之一的白色乒乓球，我如获至宝，把它抓在手里。往外爬的时候，由于床底下黑古隆冬的，我不小心碰倒了一件圆圆的容器，里面有一股尿臊味传了出来。
　　 不好，是祖父的夜壶（一种旧时专给男人装尿的容器）！
　　 这下完了，身上一股臊味不说，等下若被祖父发现了，说不定要挨一记钉钢子（湖口土话，是大人用手捏成钉子敲在头上）。怎么办？为了不让祖父发现，我心生一计，连忙拿桌上的旧报纸放在床底下，想让报纸慢慢蘸干尿液，消除臊味。夜壶里的尿少了，怎么办？桌子上有一个断了柄的瓷器茶杯，杯里有大半杯水，杯身还刻了一个大大的“奖”字，这个字我虽然不认识，但在家里墙上的奖状里也看到过。于是，我将茶杯里的水，灌进夜壶里。身上的衣服脏了，怎么办？对，去学校的池塘边洗一洗。
　　 正值上课的时间，池塘的台阶上没有人。水面上，有三只鸭子，一只白的，两只麻的，正在悠闲地游着。突然，水面上溅起一团大大的水花，那只白鸭子飞身将头扎进水里，一下子不见了，肯定有鱼！我正担心鸭子会不会淹死的时候，一个大约只有三岁半的小女孩子不知何时站在我的身边。不行，很危险！
　　 不管小女孩愿不愿意，我当时没多想就强行把她抱起来，走向岸边。这时，恰巧一位大人路过，应该是位女老师，她向我伸出了大拇指：“你是谁呀？你做得很对，这是校长的女儿，又一个人想到塘里玩水，我带她回去！”
　　 也许是忙的缘故，还好当天祖父并未发现房间的尿臊味，我侥幸逃过了一难。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我做了错事，祖父的面容总是严厉得吓人，那高高举起的巴掌，就算没有落下，我的头上也会寒毛倒立。
　　 晚饭的时间到了，祖父把自己分得的那份肉，全部夹到我的碗里，而他，只吃青菜下饭。多年以后，长大成人的我，仍然在想：当年，只有祖父一个人在食堂，所有的肉是经他煮好的，每个教师的菜，也是由他用小碟子单独分好的。倘若换成别的人，十有八九会多分一份肉留给他的孙子，或者把自己应得的那份，分量加足一点。可是，我善良正直的祖父，当年没有那么做，那次没有吃上一块肉。在六十年代，在农村，很多老百姓家，就算是过年，也难得吃上一回肉啊！我真后悔，后悔那一次，应该提前跑回家，不应该留在学校吃饭，好让祖父吃上一餐肉，那是他作为一名学校的厨师，应得的一餐美味呀！
　　 多年以后，在红桥中学读初中的我，有一次在祖屋的阁楼上，翻出了一匹白布，上面写有大大的黑字“打倒现行反革命”，右边还有三个红红的叉叉，下面是我祖父的名字。记得我当时曾偷偷地问过父亲，父亲只简单地说，爷爷抗日时曾当过村里的保长。那时，我并不十分明白：当年做保长的祖父，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祖父是1974年去世的，享年62岁。他和祖母一共生下两男两女，但我的叔父却在十多岁时发病走了，我的两个姑姑从小给到饶家做童养媳，身边只留下我父亲一人。祖父发病的当天，他仍然在灶台前煮饭。学校的老师把祖父抬回家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按我的推测，用现在的病名来讲，祖父很可能是因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那天，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在一片哭嚎声中，大人们无论怎么喊，祖父都不能答应。唯有我扑在他的耳边，喊他“爷爷”，他的吼管里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微弱地吐出极其模糊不清的一声“唉”。
　　 直到今天，我心中始终坚信：我那正直善良的祖父，绝不可能是坏人！抗战期间，祖父当过保长，应该救过村里不少的人，更为村里办过不少的好事。可是为什么文革时期，祖父仍然受到了迫害呢？这段历史，成为一个断层，如谜团一般一直困惑着我。我非常想弄清楚，可是，与祖父同龄的村里老一辈的人，都早已仙逝了，如今，我又能去问谁呢？如果，那时村里有位文人，或是在村史村志上有相关的记载，该有多好啊！由此，我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有生之年，我想为村里编写一本村志，从最初的先祖开始，写到今天，让包括我祖父、父亲在内的村里老一辈人的生平事迹，变得可查可考，流芳百世。
　　 眼下，春回大地，到处油菜花开，三月即将过去，清明节就要来临。4月4号，我要带上我的女儿和儿子，跪在祖父的坟前，点上三根香，烧些冥币，放一挂长长的炮竹，插上62根五颜六色的清明标，深深地鞠上三个躬。愿我的祖父，从此永远活在儿孙们的记忆里；同时也祈愿千秋万代，神州大地上的每个家庭幸福平安，国家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