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善路曾经是条宁静的街道，它嵌在肇嘉浜路与建国西路中间。通往肇嘉浜路的那一段，之前的厂区，现在的尚街loft时尚街区，是整条嘉善路最宽的地方。整个八十年代，那段路上几乎没有什么树。过了那一段，路更像是小街，分岔、错落。第一个岔路旁，有座小房子，那里就是我家了。
　　 一九八一年春天，我被带到那里。我的母亲从我的脖子上取下一张卡片，上面有我的生日。二十岁时我的家已经被拆迁到了上海南站，有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有对中年夫妻候在那儿。他们的开场白很短：我是他们的女儿。
　　 三岁之前的事，我一件也记不起来了。
　　 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是我十岁那年。我没吱声。有天我跟着班上的男同学逃课，去了郊区的寺庙玩，黄昏时才想到要回家。因为慌乱，公共汽车没坐到站就下了，离家还有一站路。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我一个人拖着书包在肇嘉浜路林荫大道里走，后来我开始奔跑，书包盲目地在屁股后面颠动着，前方已经陷入昏暗，两边的树也只有轮廓隐约可辨。我跑出街心花园，看见我母亲站在路口。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她的拖鞋啪嗒啪嗒，一直有动静。我抬起头又低下，不想与她对视。她打开门又关上，屋子里只有我和她，她又一直没说话。我觉得，她肯定马上就要扑向我扇我几下了，就像那鞋子一下一下不断拍打着地面。但她只是向我点了点头。逃过一顿打使我松了口气。
　　 很多年以后她解释，告诉了我真相的邻居找她说了说，她因为害怕我从此离家出走而不敢对我大叫大喊。害怕使她忘记了惩罚我，第二天一早还去菜场买来一只鸡。杀鸡的地方就在门一侧的空地上，鸡脖子那里流下的血滴进搪瓷碗里，泛着油光。我站在一边看，等着收集鸡毛，好做成一只毽子。鸡毛轻飘飘地落下几根，粘在地上。
　　 为什么邻居要在那一天告诉我那些事？就因为我在放学路上推了她孙女一下？我记得我一边听一边手指在口袋里划拉，没摸到一分钱。三分钱就可以买一小包盐津枣。但我似乎从口袋缝里摸到了一粒。我将它抠出来，小心地捏到另一只手里。“你和我妈去说。”我对那老太婆大声喊。
　　 “是嘛，真好玩，我终于和别人不一样了。”剩下我一个人在阁楼上时，我对自己小声说。我从小圆镜里端详自己，看到了自己的一头鬈发。“天生鬈的头发，前环金后环银。”十年后一个自称是我妈的人这么对我说。但是那一天，我只是诧异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还翻出了我母亲的照片，用笔在其中一张正面照上画了画，只想看看我们有什么不同。我想告诉谁。我用指甲掐自己，因为我不由自主地想笑但是我又很想有一副悲痛的表情。
　　 最后我站到了窗前，将窗户向里打开。窗前立着一棵无花果树。窗户外面我母亲竖着钉了粗粗的木条。过去我总是爬树，从阁楼窗户翻进屋子。观察那些木条和思考自己的离奇身世之间，立刻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默契。于是我的表情渐渐消失，就这么站在窗前。
　　 望出去的窗外是我家对面的两间房子。和我视线齐平的那间阁楼，未来几年我将常常偷偷凝视。我的书桌就在窗边，一直到高考前，我经常将脚搁在书桌上，人向后仰去，来回摇动靠背椅，打量着对面的那扇窗户。那里有一个黑色头发的男孩子，比我大八岁。他被叫来辅导我数学的时候，我听母亲的话，大声叫他“向哥哥”。在他面前，我总是像小孩子一样乐于献宝。我喜欢拿所有水果糖出来，递给他，而他每次都会在接过一颗时说“谢谢”。
　　 “他怎么不去考大学呢？”高考前我问自己。我那时对技校生还没有什么了解。他从岔路那头走来的样子像是跳着舞步，和他相比，左边邻居家那个最小的儿子，壮得都有点笨手笨脚了。
　　 那天我的视线飞快扫过他住的阁楼，极目远眺起来。在岔路的另一头，是一家经常雾气腾腾的棉纺织厂。这会儿我百度了一番，才知道那是上海百达针织厂的后门。门卫默认我们这些邻居混进早班下班的工人中间，去那里的澡堂洗澡。大学毕业后，我进了外企，开始在外面租房子住，我对租赁房的唯一要求是，得有个像样的浴缸。我喜欢先清洗自己，再刷干净浴缸，最后放上一缸水把自己泡在里面。那些年，我甚至发明出一种心理疗法。想要忘记什么事的时候，就把浴缸塞子撬起一点，水流得很慢很慢，我闭起双眼，想象那个不愉快的部分，已经随着流水很慢很慢地流走了。浴缸里的水越来越少，感到冷的同时重新感觉到自己。可惜的是，租了十几年房子，所有浴室的窗子都是雾蒙蒙的磨砂玻璃，对着走道。而我想对着一棵树，那对着在风里上下摇曳的树叶安慰我自己的愿望，至今没能实现。
　　 而和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站在一起，看着她们把脸盆放在地上，蹲在那里搓毛巾搓内衣裤，让我在那些年里时常情绪低落。“那个女人洗了好多衣服。”我告诉我母亲。我认为这是一种贪小便宜的行为。但她其实也这么做。她用土黄色的臭肥皂洗我们的袜子和内裤，然后用鹅黄色的香肥皂洗我们俩。她似乎懒得理我，用一只手夹着脸盆，走在我后面，迈着小步，走得十分缓慢，好像终于洗得干干净净不能再让身体热出一滴汗了。事实上我母亲做什么都慢腾腾的，她从未给我织过一件我能穿的毛衣，每次她织完，我已经再也穿不下了，只好织了又拆。她不像我。我过马路时总是急匆匆，直接走成斜线。因为向哥哥说了，第三边小于两边之和。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也一起去了澡堂。在热水龙头下我站了好长时间。“我的亲生妈妈会不会已经死了？她是不是被埋在了某个小山包上？一定是她的婆婆虐待她，他们重男轻女，把我送走，于是她悲痛地脚一滑，掉下了山，或者根本就是她自己跳下去的。”我母亲并没看出我有什么异样，她和我出了澡堂往家走的时候，天空正在慢慢变暗。为什么我会想到小山想到岩石？那段时间我看了什么故事书？一到家我就上楼按亮台灯。“天还没黑呢。”我母亲在楼下喊。
　　 阁楼上有张小床，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我决定要表现得非常痛苦，于是我开始哼哼起来。这样哼哼让我感到很舒服。窗外时不时传来邻居家的响动，像是噼里啪啦起油锅的声音，或者叫小孩回家的声音。“我已经被领养多久了？”想弄清楚这件事，让我忘记了继续哼哼。
　　 那天傍晚我没有像以后经常会做的那样，站在窗口看着对面向哥哥回家。所以我没有看到那一幕。那天向哥哥推着自行车，走得很慢很慢。他旁边走着一个丰满的女孩，由于背包放进了车兜里，她就只有手在那里摆来摆去了。他们俩经过了岔路口，向哥哥没有朝家的方向向右打弯，而是笔直地，不紧不慢地，朝着肇嘉浜路方向走去了。女孩的头发是黑色的，穿着一条布裤子。一九八八年，已经有很多女青年穿起了牛仔裤。她们都去华亭路那里买。那条布裤子，随着她步子的起落，膝盖处一拱一拱的。向哥哥自己低着头，没有注意到她走得比他随意多了，还左顾右盼着。她的脸很白，大眼睛下面有几粒小雀斑。十二年以后，另一个男人在麻将桌上挑逗了她，她漫不经心地摸着牌，手指尖却绷得更修长了，翘翘着。她如此地专注，根本不会想其他什么事的对不对。她反正不会过什么坏日子的。很难想象她会让自己不好过。也就几个月工夫，她扔下了四岁的女儿和远在某个山区做技术人员的向哥哥。
　　 但是那时候，谁知道会有人将拐跑她呢？他们就在黄昏里这样走着，一会儿几乎并排而行，一会儿他在她前面，一会儿她又超过他，像是故意要让他看看她屁股那儿起的波纹褶子。向哥哥一定思考过要去哪儿。因为他们一直走了五站路，走到了徐家汇的上海第六百货商店。
　　 在此之前，不知什么原因，女孩走着走着，突然伸了一个懒腰。她把两条胳膊伸得长长的，随便什么人都会感到她很自在的。但是在商店门口，她却不自觉地换了一副胆怯的小女孩面孔。倒是向哥哥，四面环顾，装出那种傻气的潇洒。售货员走上前来时，他向她转过身去，而她在那一瞬间十分吃惊。
　　 据说，在那里，他用偷来的自己父母的钱，为女孩买了一根最细的金项链。他一定是计划了很久，因为那天他约女孩出门时，只是问她，愿不愿意和他去散散步。
　　 她说：“好呀。”是啊，为什么不呢？向哥哥算得上英俊，他同样白白的脸上，因为两个人相互的靠近而兴奋，发红。可一切稍纵即逝。
　　 他们继续向前走着，真是不快也不慢。
　　 其实我对领养这件事没什么所谓。我和班上几个好朋友说了说，怀着好奇的心理等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们对我特殊的好不过持续了一两天。有一位给我带了一只肉馒头，上第一节课之前，我们挤在一起坐着，我吃了肉馅，她吃了馒头皮。她问我是否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里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撒谎。我说他们都病死了。之后，我立刻觉得愧疚，于是我问她，我有一小卷果丹皮，要不要尝尝。她剥开塑料纸，掰了一点儿。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那只馒头是她奶奶买给她的，对我摆了摆手就往后面几排她自己的位置走去。
　　 但是我开始想象他们的死。教室门没关严，可以望见走廊，虽然能看见的空间很小。我就望着那道缝出神。突然，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了。即便放在今天，我，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拒绝要孩子，也变得合情合理了。如果是我母亲催我，我就停止说话，开始收拾东西。至于我丈夫，我干脆就进自己卧室，往床上一躺。年轻时我不那样，我会大喊大叫。结果一个关于孩子的争吵上面叠加着另一些争吵。并不是孩子本身让我觉得厌烦，而是，而是。
　　 我还迷上了照镜子。常常功课做着做着，不由自主地掏出小镜子，我到底是想看出什么呢。与此同时，我急不可耐地想长大。逃课事件发生后，我母亲隐隐约约的慌乱让我感觉到，我可以运用我的领养身份，改变一些什么。这个家，原本应该是个陌生的环境呀。我不过是一个寄居在那里的小孩，一个不需要做家务的田螺姑娘。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和写作这件事之间有了第一次微妙的联系。一个有双重身份于是想拥有更多身份的人，如果她没有分裂出多重人格，如果她不想到处去装腔作势，那就只有写小说这一种可能了。一直到什么时候，我终于不再强迫自己利用这一身份？
　　 现在让我想想，那天的放学路上发生了些什么。从平江路小学走回家，要穿过几条横马路，下午三点多，我和那个小姑娘没有走上中间的林荫大道，而是选择了与它平行的贴着居民住宅的另一边。那里开着一家店，卖文具、橘子水、桃板、盐津枣。我身上没钱，她买了盐津枣，她一定会分给我几颗的，但我那天连着打了几个喷嚏，就在我打喷嚏时，我的体内好像打出了一个洞，它需要那些像鼻屎一样的小小粒填充，于是我伸手抓了一大把塞进嘴里。在她试图抢回去时我推了她一下，她跌倒了，歇斯底里哭起来。几年前我回家看我母亲时见到一个胖女人在挑西瓜，短发、圆脸，穿着西装短裤，露着粗壮的大腿，脚上穿着印有小熊的拖鞋。我离她几米远，一边挑着葡萄一边时不时望她一下。歇斯底里没能让她变得更苗条一些。
　　 好吧，回忆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我母亲一边洗着葡萄一边告诉我，她还没结婚，还和父母住一块儿。“而你考上大学后就没再回家住过。”我回答她：“这可能是因为我太想有自己的家，结果成了在很多地方都住过。”它们都只是我待过的地方。话题又回到她身上。每次我母亲在路上碰到她，喊她一声，她总是吓一跳似的回过头来。“啊，某某某妈妈！”她当然不会知道我现在的笔名，她根本不可能想到，我还会把她写出来。然后她会说，“啊，这么早”，或者，“啊，这么晚”。她只念到中专毕业，过早地从事了文秘这一不需要动脑的职业。
　　 我现在认为，我对自己的苛刻与不满，都必须归咎于那天下午，我推了她那么一下。
　　 比如我没有方向感，常常迷路；对居有定所没感觉；对钱也没有概念，不，不是对数字没概念，而是对未来；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愿意看那些虐心的糟心的电视剧，有关各种悲惨的身世；念高中不久我就开始听打口碟，早死的那些音乐人让我一次又一次感伤，却仍然无动于衷地做着各种考题……我就是依靠这些我和我父母的区别，来判断我原生的基因。
　　 还有什么吗？没有什么还有了。
　　 但如果，没有过那一天。想必我会待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拥有与现在迥然不同的人生，感觉也会和眼前、当下的这种感觉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那天下午我要伸出手去！
　　 事情也许可以追溯到那天之前的那个晚上。
　　 那天之前的那个晚上我本来睡得很好，无梦。快要入睡的时候窗外的无花果树叶沙沙地响了起来，起风了。我到底有没有听到警车的声音？我只记得后半夜，整条弄堂里的人似乎都醒了。我母亲拉开了窗帘，她交叉着双臂站在那里往外看。警笛应该在抓到人后，才变得刺耳？我坐起来，想要一杯水喝。但是我喊了两次，我母亲还站在那里，脸部半明半暗。我也想起床看看，但她阻止了我。警笛声似乎在远处消失了，隔壁老女人的哭声飘了出来。我越来越困，有什么东西好像卡了一下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