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黑格尔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吾中国数千年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者，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慷慨而孤傲的呐喊，刺破晚清坚固的黑暗，如石破惊天而来，曾令多少人涕泪淋漓。当年，年轻的谭嗣同呐喊着，凛然正气地走向断头台，用他年轻的鲜血浇灌了近代改革灿烂之花。
　　 因了一个谭嗣同，小城浏阳名扬天下，也应该名扬天下。虽然，谭嗣同已然远去，但他的精神气韵却依然浸润着小城的山山水水，嗣同故居、嗣同纪念馆、嗣同陵墓皆屹立于小城，于静默中透着隐隐的威严。
　　
　　 一
　　 已是初春，时值正午，街头一片繁华，面街而立的嗣同故居却沉静地伫立于清澈的阳光里。走过故居时，我猛地被它的肃穆所吸引。一进门，一眼就瞧见了谭嗣同的铜像，他皱着眉头，在冥思苦想什么呢？为了国家与民族，他曾想过许多许多，此刻，他仍用一种深燧的目光望着大街，及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
　　 同治四年（1865）3月，谭嗣同生于北京宣武门外嬾眠胡同，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他年幼丧母，不见容于继母，备尝艰辛与孤独，自是养成了“倔强自力”之性格。直到13岁，才与父亲一道回到了祖居地浏阳为母亲扫墓，才踏进这座古朴的“大夫第”内。
　　 回到家乡，便有贴心的温暖萦绕而来，何况又见到了欧阳中鹄老师？还在北京时，嗣同就师从这位浏阳籍著名的学者。就在大夫第安静的书房里，欧阳老师给他讲授《四书》等儒家经典，还侃侃而谈明清之际进步的思想家王船山的学术观点，如涓涓细流滋润了嗣同干枯的心田。更令嗣同欣喜的是，他与唐才常同为欧阳中鹄的学生，自是一见如故。这位健壮而腼腆的知音，成了他人生旅途上不可多得的知己。
　　 自此，嗣同对家乡血浓于水的深情一发不可收。
　　 光绪五年（1879）夏，15岁的谭嗣同再次奉父之命回家乡师从涂启先，涂亦是浏阳有名的学者。涂讲授儒家经典、八股文和古文，还将文字学、考据学，特别是自已擅长的史学知识传授给嗣同，使之接触了魏晋文。这一学就是两年，嗣同知识面更为广阔，看人看事更为清醒。而当他师从刘人熙后，更是对物理、天文、地质学、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乃至如痴如醉。
　　 大夫第内光线略为暗淡，每间屋子都显得空旷而高远。虽然这里没有多少物品陈列，但却让人感觉到每一个空间都飘扬着一个孤傲而伟大的灵魂——谭嗣同的灵魂。就在大夫第第三进，有嗣同典雅的书舍——“石菊影庐”，正对着明亮而沉静的天井。因嗣同酷爱家乡菊花石，曾赞其“温而德，野而文”，便借其清白无瑕、坚不可摧的品性，以喻自己纯洁坚贞之情操。当我走进嗣同的书舍，一种悠长的寂静扑面而来。书舍有些空荡，布置倒颇具性格：书案置有斗大的由菊花石雕镂而成的山石菊，之后便是一排装满书的书柜。穿越历史的云烟，我仿佛看到，夜深人静之时，石菊影庐的灯光熠熠，兰草的清香自天井里幽幽而来，嗣同正端坐在书案前，紧锁着双眉，或用心阅读，或奋笔疾书。
　　 从一开始，谭嗣同就不是一个书呆子，曾从当时名扬幽燕的“义侠”王五习武，故他不光博古通今，酷爱琴棋书画，且好任侠，善剑术，性格豪放开朗，玉树临风的儒雅里透着英雄气概。唐才常曾想试试他的功夫，便故意对他说：“嗣同兄，听说你的辫子功非常厉害，玩玩给我看看！”嗣同也不多言，让才常紧紧抓住自己的辫子。猛然间，嗣同辫子一甩，才常被抛到了空中，尔后又快速地往下坠。旁人看得胆颤心惊，嗣同却轻松地将才常接住了。而每至清风月明之时，读书习作之余，嗣同就在兰香浮动的庭院里弹弹“崩霆”琴，或舞舞“风矩”剑。
　　 之后，谭继洵在甘肃做官十二年间（1877-1889），自19岁起，整整十年，嗣同纵游过西北、东南诸省，最远到过新疆，行程8万余里。他敏锐的目光总是投向沿途的山山水水，沿途辛苦劳作的黎民百姓，由此深悉民间疾苦，痛感社会之积弊，忧国忧民之情灼热似火。于是自号“壮飞”，立志趁年青力壮之际，干一番事业报效国家。此时，他对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倍加钦佩，一直珍藏文天祥的“蕉雨琴”，并为文天祥用过的“日月星辰砚”作歌以励志。
　　 独特的经历造就了谭嗣同旷远的思想，认清了“道德文章困士人”，对辞章和经世致用之学兴趣浓厚，对应试的八股始终不感兴趣，乃至几次科举考试不中。1889年之后，借着父亲升任湖北巡抚，谭嗣同来到洋务运动之都武汉，结交新人，学习西学，已然站在时代的前沿。甲午中日战之时，年届三十的谭嗣同满怀忧愤：“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正是残酷的现实使他痛感国家民族危亡日迫，“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于是他决然抛弃旧学，探求新学，追寻变法活动之路径。
　　 他急切地赶到两湖书院，与正在此读书的唐才常、刘善涵商量，决定写信给欧阳中鹄，请求他在浏阳县设立算学格致馆。在信中，谭嗣同力主变法：“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而“育贤才”是变法的关键，应竭力创办算学格致馆。欧阳中鹄深受触动，当即将嗣同的信删去十分之一，再略作修改后，用“活字版刷出”，称之为《兴算学议》，在县里广为散发。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众说纷纭。涂启先致信赞成，并承诺每年拔二百缗钱为算学馆经费。
　　 可反对派者也不少，当以“名士”自居的陈长僵最为突出。此人进士出身，时任湖北宜都县知县，发疯似地对兴办算学馆进行阻挠、破坏。甚至率一批人跑到浏阳孔庙，要将谭嗣同等驱出儒门，闹得不可开交。谭嗣同知道此事后，于10月3日赶回浏阳，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的禀递交给湖南学政江标。江标看到“禀”后，完全同意，遂饬会浏阳知县照办。可知县唐步瀛心存顾虑，不敢立即遵办。谭嗣同则不顾反对，迫切要求兴办算学馆，他一腔热忱地拟订章程，奔走办学事宜。欧阳中鹄不愿得罪守旧派，便采取折衷的办法，坚持在算学馆未设立之前，先办一个规模小的“算学社”，每人出制钱五十缗。事已至此，嗣同等只得勉强同意。消息传出，便有十数名青年学士报名就学，嗣同才略为宽慰。
　　 就在这一年，湖南遭受旱灾，浏阳也灾情严重。欧阳中鹄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委托在浏阳主持赈灾。当是时，浏阳南台书院肄业员生请求将翌年全部经费提归筹赈局，停课一年。嗣同担忧办学之事又成泡影，自湖北赶回浏阳，积极为算学社改为算学馆而奔走。当他看到了家乡同胞惨遭饥饿，流离失所，便决意留下来协助欧阳中鹄赈灾。他用心制订了具体的办赈章程，四处奔走，极力推行“以工代赈”。他食不甘味，与唐才常一道爬山越岭去问题最多的南乡各煤井所在地勘查，成立“官煤局”，安排收购煤之事宜。于是乎，浏阳河码头上一片繁忙，一船船煤及木材运往武汉码口，一船船白花花的大米又源源不断地运回了浏阳城，灾情由此缓和。
　　 在父亲的催促下，嗣同无奈地回到了武汉，只管拿着“功牌实收”向湖北各界劝捐。可湖北也于是年遭受了水灾，嗣同多方奔波无效之后，又央求父亲在湖北藩库“借款二万”，寄回浏阳。他仍坐卧不宁，继续发动各地浏阳籍的官员捐款救灾，所得之款则悉数寄回家乡，甚赞李兴锐父子捐达一万两。赈灾最后阶段，即1896年10月底，嗣同再次回到了浏阳，与欧阳中鹄商量如何办好算学馆。终于，1897年2月，“算学馆”设立于浏阳文庙之后奎文阁，那一刻，嗣同才舒心地笑了。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走在寂寥的院落里，我仿佛走在时间的隧道里，依然强烈地感受到了嗣同于父老乡亲的拳拳之心。当我迈出大夫第时，朗朗的阳光倾泄而来，一阵春风吹过，街道两旁斑斓的香樟树叶如纷纭的蝴蝶飘飘落下。于是，我站着一动不动，任彩叶落在肩头：从来英雄多寂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又有多少人忆起嗣同？
　　
　　 二
　　 谭嗣同祠在偏静的才常路，面街而立，深灰的墙面有些沉郁。走进祠内，色调却明快单纯，满眼的深红色令人心绪高扬起来。中华民国成立后，时任湖南省民政司长刘人熙，呈请北洋政府褒扬嗣同，并兴建纪念祠。当时，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内阁总理熊希龄颁布了褒扬令，浏阳县知事公署立即划拨了当时县典史署空地，用于建祠。嗣同夫人李闰变卖了些地产、首饰，再加上谭氏家族筹集的款项，于1913年秋即告竣工。
　　 我默默地走着，轻轻地走着，惟恐惊动英雄的灵魂。走进中门时，抬头一看，“民国先觉”四个大字兀自庄重。字是黑色的，匾额是棕色的，渐次震动着我的灵魂，梁启超的称赞是如此契合嗣同的精神。
　　 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嗣同奉父命陪侄儿去北京赴考。为了寻求一条救国之路，他便趁机遍访“世间硕德多闻之士，虚心求教”。在京城，他拜见了梁启超，与梁一见如故，接触了康有为变法维新思想。他还特地访问了翁同龠，翁在日记中写道：“谭嗣同……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弟子中杰出者也。”他甚至在上海向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北京向佛学者和基督教传教士求教，为佛学的空寂博大与大无畏的精神所吸引。他如此孜孜以求新知识，自是眼界大开，睿智的目光更为深沉。
　　 这年秋，谭继洵花重金为嗣同捐了一个候补知府的官衔，分发江苏南京，等待委任。虽深恶官场黑暗，但嗣同难违父命，怀着一腔悲愤前赴南京。南京无处不在的轻视，令嗣同感到苦闷孤寂，对现实更加失望。就在此时，韩无首将在香港办《民报》，希望嗣同从佛学的角度，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撰写论文。嗣同怀着一腔改革的激情，1897年正月即全身心地投入撰写《仁学》，至二月底《仁学》即已写完。在其间，嗣同阐述了他“仁—通—平等”的学说，大胆地号召民众冲决封建“网罗”，投身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平等与民主政治。如此骇人听闻的言论，就如黑夜的声声呐喊，震撼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
　　 此时，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维新事业方兴未艾，时务学堂于1897年8月开始招生，11月29日正式开学，由熊希龄任校长。嗣同当时正穿梭于湘、赣、宁、沪从事各种变法实务，闻知时务学堂筹办事宜，即在南京杨文会处代购了一批教学仪器。同时，受黄遵宪和熊希龄的委托，出面延请时为上海《时务报》主撰的梁启超、翻译李维格分任学堂中西文总教习。嗣同还写信给家乡的老师欧阳中鹄，动员他选派浏阳优秀青年入学。
　　 1898年正月，嗣同接受了陈宝箴的邀请，决心以“冲决网罗”的精神在湖南大干一场。当他回到长沙时，受到了唐才常、樊锥、毕永年等的热烈欢迎。嗣同更是踌躇满志，办学堂（时务学堂）、设学报（《湘报》）、创学会（南学会）为他设想的三步棋，三步走好之后，还规划着把学会引向议会的方向，试图以南学会为总会，各州县设立分会，主要担议政之职，借此为变法维新拓展发展空间。为此，兴学是嗣同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的关键性举措，他出任时务学堂的学监及九名总理绅士之一，并担任分教习。他亲手撰写“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的楹联悬于时务学堂内，以鼓舞师生们发愤图强。
　　 2月21日，天气出奇的好，这一天，嗣同前往“孝廉”参加南学会第一次开讲大会。他以慷慨的语调，畅谈了当时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处境。学生的心随他一起跳动，一起激动。嗣同从学生们身上看到了希望，他是如此热切地希望湖南风气大开。为了鼓励入会者积极求学，将自己多年购置的500多种书籍都捐给了南学会。讲了两次学之后，他转而创办《湘报》，于3月7日正式刊行。3月23日，嗣同把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分两次在《湘报》上发表，并写下按语，揭露了反变法者的丑态。接着，他干脆以《湘报》作为主要据点，接连发表了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梁启超的《论湖南应办之事》、罗棠的《论拘禁周汉事》等宣扬平等民主思想的文章。
　　 自此，长沙一时成为维新变法的中心，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但时，时务学堂的创办者王先谦与叶德辉、张祖同等守旧士绅坐不住了，联合向湖南巡抚衙门递交了《湘绅公启》，状告梁启超、谭嗣同等妖言惑众，并疯狂地诽谤和攻击维新派。他们还草定《湘省学约》，要求驱逐熊希龄、唐才常等，甚至对陈宝箴也大加诽谤，御状告到了京城。为此，陈宝箴只得于5月20日强制《湘报》不再发表宣扬民权、平等思想的文章。两天后，他又下令调阅时务学堂学生的“札记”，至1898年11月中旬被迫撤销了时务学堂。
　　 时务学堂前后虽存在不过一年，但如一道闪电撕开了暗夜的一角，旋即被黑暗吞噬。但是，沸腾的热血没有白流，谭嗣同等用高贵不屈的精神及灵魂堆砌起了时代的墓碑，感召着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