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镇当老师时，在学区，也就是中心小学，学生有四百多。学前班一个，一到四年级，各两个。每个班四十个学生左右。前段时间跟另一个老师说起，现在中心小学只有二百来学生了。或许有一天，就没有了。他瞅着远处莽莽青山，说，没有了，我们该咋办？我说，没有了，你们都就进城当老师了。我们都笑了。这笑，五味杂陈。
　　 不是孩子没有了，是都进城了。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来小镇参加统考，那时候，光中心小学就上千人，一下课，波涛汹涌的人就冲出了教室，瞬间把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塞满。而后来，下课，校园里总是稀稀拉拉的。曾经震耳欲聋的喊闹声消失了，曾经做早操时密密麻麻的阵势消失了，曾经繁忙并快乐的日子消失了。曾经嫌学生多，太吵，太闹，太烦，要是少点，多好。如今，真少了，满眼望去，像秋天的庄稼，这搭一颗，那搭一株，心中便生满了无限的伤感和失落。
　　 孩子们一个个跟着父母进城上学了。这些年，尤其是近几年。农村的所有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他们带着孩子，来到城里，在城中村租一间房，每个月二三百元的房租。屋里留下女人，给孩子做饭，早晚接送。男人早出晚归，在市场上找零活干。
　　 我有两个侄子，大的在中心小学上到四年级，小的刚在村小上了半年学前班。学生放暑假前，我的表哥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两个孩子在城里找一所学校。我托人，找了所。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了民房。女人负责摊子的一摊子，表哥外面搞粉刷挣钱。
　　 我在小镇当班主任的那学期。第一天报名，三十八个，过了两天，少了两个，又过了一天，又少了两个。他们的父母来取课本，才知道转学到城里了。我跟一只老母鸡一样，领着自己的一群小鸡，越领越少。最后只有可怜兮兮的不多几只跟着我。
　　 其实，在小镇，至少还有二百来学生，更惨的，在村学。比如我们村子，我上学时，算是后鼎盛时期，五六十个。接着就越来越少，主要是计划生育，原先生三五个，现在大多生两个，原先生一堆姑娘等个儿子的，也是两个。后来，两个孩子长大到了生儿育女的年龄，一个姑娘嫁出去，儿子生两个，村里的孩子又减少一茬。村小的三四年级只有两三个孩子，合并到邻村了。没有学前班，只有一二年级，不足十个。两千年时，还没有进城上学的风气。打工的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没有孩子。五到后，在外打工的八零后娶妻生子，十年后，孩子开始上学。这时候，大规模的孩子大军开始涌进城市，在城里接受教育。现在，我们村的小学彻底倒闭了，没有一个学生，一个老师。站在梁上，朝下面，黄泥土夯起的教室摇摇欲坠，地震后搭起的活动房蓝色的屋顶开始掉色，满院荒草丛生，山鸟、老鼠、野兔，在教室里的破课桌里安家落户了。
　　 在乡下，本来教学条件就简陋，师资力量有限，没法跟城市相提并论，一些家长在外打工，思想观念变得活泛起来，也看重了孩子的教育，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便选择进城。学生一进城，学校人数越来越少，老师也就慢慢失去心劲，不再好好上课，开始打逛，心不在焉。老师教不好，家长有意见，便给孩子转了学。学生越少，老师越没有动力。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慢慢的，能转学的基本全转学了。
　　 有些村小，还剩一两个学生，一个老师带着。感觉实在是可怜兮兮的。去学校吧，偌大的校园，野雀乱飞，不见人影。老师只好把学生带回自己家上课。这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教学了。但只有一个学生不转学，附近又没有村小，无法合并，就只能这样存在着。不能因为人少就放弃了这个学生。正常的课还得上，学区要的各种资料还得报送填写。麻雀虽小，五脏还得俱全。在乡村，这样的学校大量存在着，显得怪异和尴尬。
　　 曾另一头的城市，因为农村学生的进城，各个学校爆满，一个班八十个学生，严重超负荷运转着。而介绍农村学生进城里的小学，每个学生因学校优劣的不等，收费从两千到一万，成了一种众人皆知、熟视无睹的资本产业了。
　　 为了缓解城市教学压力，也为了调配闲置的农村教师，这两年，政府举办了教师进城的考试，五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农村老师考进了城。这是解决这种现状眼前看着还可以的一种办法了。
　　 我跟那个老师坐在山顶上，说起这些事。他可是当了一辈子老师的人了，看着日渐稀少起来的学生，就像看到了日渐凋零枯萎的果园，他内心翻滚的失落是我难以理解的。他说，按照这样的速度，三五年，这二百人也就没有了。我不是一个思考者，我只是凭着感情模糊的判断着事物的走向。我想，在城市化的浪涛中冲击中，乡村小学终会淹没于滚滚潮水中，消亡掉，成为回忆。
　　 我说，到那时，乡村老师就全部进了城，再也不用费尽周折花钱求人调动了。
　　 他说，那时候，进城是年轻人的事，跟我没有关系了。
　　 而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
　　 我问，农村会消失吗？
　　 他说，到消失的那一天，我就早死了。
　　 夜幕降了下来，青山暗淡，森林迷蒙，像有人从远处拉上了天和地的拉链，黑夜卷来，染黑了他粉笔末浸泡了一辈子的白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