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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兄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10天了，在我的心里，他还没有离去，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正牵着牛准备去犁田，他正肩着打禾机子准备去打禾，他正带着劳力在修渠道和塘坝，他正提着潲桶准备去喂猪，他正在厨房忙着，为我们这些从外地回去的人准备饭菜。
　　 可是，这只是幻觉啊，文兄的的确确是离我远去了，他已经长眠于祖山之阳，他已经相伴父母坟茔于地下，他再也不能和亲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了，他只把自己的音容笑貌留给了亲人，只把自己的美德留在了家乡那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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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兄只比我大二岁，对他最早的记忆是我三岁多的时候，那时，我们父母亲被我党赶到京广复线修铁路去了，他们日夜就在铁路工地上劳作，白天做了一天还要打夜班。三岁多的我和五岁多的文兄被送到了离家八里远的钟家庄幼儿园，二奶奶被送到了敬老院，敬老院也在钟家庄，七岁多的愿兄已经读书了，我不知道他是和谁在一起过的日子，一岁多的三弟随父母在工地托儿所，一家七口人就这样被分得七零八碎的。
　　 文兄虽然只比我大二岁，但是他是我的守护神，每到吃饭的时候，他总是牵着我的手去二奶奶住的敬老院讨锅巴吃，黄锅巴给我吃，他自己吃糊锅巴。母亲可以两个月去探望我们一次，母亲一去探望，我就赖在母亲怀里不下地，文兄只在一边站着看着，他把伟大的母爱让给我，充分让我在母亲的怀里撒娇。
　　 不久，我们就进入了饥饿岁月，在茶盘庄住了三年，一家人只差一点就全被饿死，奄奄一息地回到老家新堂屋，父亲饿得皮包骨头，文兄也饿得皮包骨头。
　　 三年大饥荒过去了，农民的饥饿威胁远没有解除，它仍然像一把利剑样高悬在人们的头上。
　　 寻找吃的解决肚皮就是那时候人们最要紧的活儿。
　　 有一天，自然生产队种茴种，削下的烂茴皮倒在我家门前的田里沤粪做肥料，这个烂茴皮原本是有毒的，不可能做食物。文兄放学回来，他和住在一个堂屋里的堂兄圣哥都说是自己最先看到这堆烂茴皮，都说自己要号住这堆烂茴皮。他们谁也不让谁，争执得面红耳赤，还挥动着手里的镰刀威胁对方。文兄比圣哥小二岁，个子也小得多，自然不是圣哥的对手，他只抢到一小部分烂茴皮，然后津津有味地吃着这些烂茴皮。
　　 还一次，是下雨天，文兄不知在哪里扫来了一小筲箕谷壳。那时候我们吃的大米是用竹推子先去掉粗壳的，这些粗壳根本不能食用，只能做柴烧。文兄扫来粗壳却喜之不寐，将它磨碎做锅巴吃，他只想一个人吃，不想和家人分享，我父亲也是长得人高马大，也是饥肠辘辘，他就要分食文兄的锅巴巴，文兄不肯，父子二人差一点打起来，后来是母亲给他们做了调解才解决问题。
　　 那时候的文兄也就是十一二岁的样子，饥饿将人性彻底扭曲了，父不知道爱子，子亦不知道敬父，何况那是不能吃的东西啊，后来，父亲和文兄都吃得拉不出来，痛苦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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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兄只读了四年书，还不到十一岁就到生产队劳动去了，他要帮助父亲挣工分养家，那时候，他在生产队里是三分底分，就是说一个男性大人做一天记10分工，那么，文兄做一天就只有3分工。
　　 不到十一岁的孩子能做什么，现在这么大的孩子还在母亲怀里撒娇，但是，那时候的孩子就要顶天立地了。文兄从最简单的劳动学起，拔秧插田除草中耕，扒田塍搭田塍扒圳，散猪粪散牛粪，薅茴翻茴藤割茴藤，捶草放绳做田缆。就这样做了两三年，做到了7分底分，人也长大了长高了长结实了，什么农业工夫都要学会做了。这时的文兄开始学会翻地了，学会了插茴、给茴起垄，学会了挖茴，也能一担担把茴挑到农民的茴窖里去安放好，到了春天，他还会选茴种，把茴挑到地里去芽茴种。梨耙工夫是农业的顶级技术活，文兄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同父亲学习的。一块田如何开犁，如何下耙，都是极为讲究的，只有两年工夫，文兄就把技术学到了家，他开犁的田，里边和外边一样的宽度，不多一犁，不少一犁。他耙出来的田，平展如书，田泥细碎，技术含量超过了做了几十年工夫的老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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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建政的那年，我父亲22岁，他在家里还是一个孩子。那时候的人结婚结得早，父亲在这一年结婚了。我的二祖父辛勤劳动了几十年，农业工夫在我们那个屋场排名第一，他用省吃俭用的钱买田买地，到中共建政的那年，家里共有十来亩水田，六七亩旱地，一家四个人，平均四亩田地的样子，应该是刚够温饱的类型。我党搞土地改革，将我的二祖父划为富农分子，富农分子是我党的阶级敌人。二祖父一生勤劳俭朴，没做过一丝一毫坏事，他就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就成了我党的阶级敌人了呢？我党建政后的第六年，二祖父就去世了，他带着疑问去地下询问老祖宗仕安公去了。二祖父是富农分子，我的父亲自然就是富农子女，在我党的词典里，富农子女就是准阶级敌人。父亲有了我们这些兄弟以后，我们也承袭了家族的桂冠，头上顶着一顶富农子女的帽子，也成了准阶级敌人的后备军。
　　 历史进入了文革时期，红卫兵和我党的农村组织开始抄家了，有三年时间，我们家常在冬天的半夜里遭到抄家。抄家的时候，他们把我一家赶到正堂屋去集中，那里站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地富子女。这时候，文兄总是拉着我的手叫我站到他的身边，他拢着我发颤的身体，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我。那时候，农村经常开斗争会，每次都是批斗几个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右派分子，父亲作为富农子女，多次去做过陪斗。也就是你没有我党所说的那些罪行，但是，我党需要你去凑一个数，增添一点热闹场景。有一天，大队要在我们屋场开斗争会，会场就设在横堂屋。那天早上，副书记让公来到我们家，吩咐文兄去横堂屋搭舞台。文兄就想，你又不是我们小队里的领导，凭什么叫我去搭台。他就没有动，自以为没事了，不久，让公来了，他瞪着一只大眼睛发狂了，对文兄破口大骂，要用绳子将文兄捆去斗争一番。让公说，今天不斗别人了，就斗你文伢子。我父亲母亲哀嚎着叫让公行行好，说文伢子才只有15岁，实在是不懂事，现在叫他去就是了。文兄在父母亲的哀告声中放下手里的饭碗搭台去了。
　　 文兄是一个地道的忠厚人，从不乱说一句话，从不做错一件事，我党要是对他不满意还真是抓不住任何一个把柄，受吓最大的一次也就是让公叫他搭台的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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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兄身上有父亲众多的遗传，他的身坯像父亲一样高大，还只有17岁的时候，他就长得人高马大了。这样高大的人在农村已经是一个正式劳动力了，他要顶天立地了。从这一年起，文兄开始被生产队外派担负繁重的劳役了。修建费家河大堤、费家河内河改港灭螺、再茂改田、修建二机埠、修建岳坊水库、修建岳坊水库渠道、苏堤脑修堤灭螺、修建中洲大堤，持续八年的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都有文兄的身影。这时的文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也正是出力气的时候，他一天到晚不知疲倦，无论是天晴下雨刮风落雪，总是一条扁担一担菀箕一把锄头，不知道他担了多少担土，挖了多少方土；不知道他修起了多少长度的大堤，挖了多长的渠道。
　　 外派的劳役除开修水利之外，还要去城里搞副业做苦力，还要去城里积肥。他在岳阳码头扛过多少包，在岳阳城里建过多少幢房子，在岳阳的生猪仓库担过多少担猪粪，这恐怕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有几年冬天，文兄还去过湖州山里斫杨条子和斫芦柴。这湖州山都在洞庭湖的中央，夏秋两季，这里湖水汤汤，杨条子和芦苇是水生植物，他们就在湖水里生长。到了冬天，湖水干涸了，杨条子和芦苇可以收割了，人们就涌进湖州山里去斫杨条子和芦苇，这些东西可以造纸。去湖州山里是很辛苦的，帐篷为庐，湖水为饮，早上踏着银霜出发，晚上顶着星月回家，湖风如刀一样割裂你的皮肤，吹冷你的饭食，钻进你的被窝。
　　 文兄就是在这样的劳动环境中长大成人，劳动锻炼了他的骨骼，劳动锻炼了他的坚毅，劳动让他变得坚强起来，让他成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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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敌人，也没有天生的朋友。
　　 在毛泽东时代，像文兄这样的人竟然是天生的敌人，尽管他为人正直，一身力气，农业技术活儿顶呱呱，那也不能让这样的人担任生产队任何职务，他只能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副社员。
　　 邓小平时代就不同了，他不讲人为的阶级斗争了，农民的身份平等了。也就是邓小平复出的那一年，文兄被生产队社员民主推选为生产队长。
　　 做了生产队长的文兄总是走在别人的前头，他安排生产细致周到，大事小事想得周全，重活脏活总是有自己一份，从不以队长的身份偷一点懒，就是这一年，我们生产队的收入增长了不少，粮食分得多了，钱也分得多了，农民口袋里有钱，谷仓里有粮，脸上就有笑容了。
　　 这一年，文兄还不到26岁。
　　 随后，土地就分到户了，分到户后的三十几年里，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文兄都是生产队的队长，这时候的队长，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领导生产了，它只管土地的分配，只管征购摊派任务的分配，只管国家补贴的分配，你只要做到公正公平就行了。
　　 2002年以后，屋场里修了一条公路修了一幢公事礼堂，所以，就有了一些公益事业。
　　 文兄被大家推举出来管理公益事业。
　　 这时候要管理的就不是一个生产队的人了，而是一个屋场的人了。我们屋场一共有五个生产小队，有六百多口人，要管理好这么大一个屋场的事情还真不容易。
　　 门前大塘的整修一起进行了三次，每一次都是文兄在领头，除开筹划安排，他要带领村民身体力行去做。他如果不到，村民就不开始劳动；他如果不在，村民就会偷懒。
　　 现在的门前大塘，淤泥已经清理干净，塘堤和塘边已经硬化，一年四季都有一塘清镜子一样的水，成为了屋场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屋场有两条垅四条塝的水田，塝田种水稻全靠水圳送水，土地分到户后，这些水圳就不太通畅了，或者被人挖断，或者被淤泥覆盖，或者自然垮塌。2003年，文兄带领一班人奋战一个冬季修好这四条水圳，用水泥和火砖砌起水圳堤，人们栽种水稻就没有困难了。
　　 此后，文兄管理了十年礼堂。六百多人的屋场，一年要办二三十场红白喜事，要管好这个礼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文兄管理得很好，公益建筑在他手里扩大了一百多个平方米，无论什么时候走进礼堂，给人的感觉都是干干净净的，门窗玻璃完好，桌椅板凳齐全，炊具餐具完好，环境卫生令人满意。办一场红白喜事，他总要去礼堂四趟，或者是给餐具炊具点数，或者是监督卫生工作。这么繁重的工作任务，起先只有12元钱一场事的报酬，后来增加到20元钱，直到文兄去世的这一年才提高到40元钱。
　　 2006年，国家修建武广高铁，铁路经过我们屋场有一点五公里的路程，征收土地的经费有几百万元，有一部分是各个生产队的，还有一部分是屋场公家的。文兄被推举出来管理这笔钱，许多人的眼睛盯着这笔钱，煎的要煎，煮的要煮。文兄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将钱分下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留下来作为硬化各家各户门前的大路，他带人丈量规划计算，把这件工作做得极好，现在屋场里的人串门也像城里人一样不走泥巴路了。
　　 管理公益事业总是有气受的，屋场里搞公益事业的钱都是我和小弟想办法搞来的，文兄有时候受气了就对我说，你们不要再搞钱来了，这个屋场里的人不逗人关爱。
　　 我就笑着说，农村里的人都这样啊，我们屋场的人还算是好的，你要大度一点，为屋场里做了好事不要想着我做了好事别人要记着我。
　　 文兄生过气之后还是一如既往去管理屋场的公益事业。
　　 他之所以能管好屋场的公益事业，除开他的勤劳和亲力亲为的品质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公正公平和清廉的品质，人们都非常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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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兄还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很优秀了，高高的个子，国字形的的脸庞，勤劳善良的品质，为人忠厚的性格，就是这样优秀的青年要在那个时代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文兄还在17岁的时候，父母亲就开始操心他的婚事，父亲请来了一个木匠，叫这个木匠给文兄做结婚的婚床，那时候没有木材买，也没有钱买，父亲就在祖产上想办法，他在房子上拆下一些不起结构作用的树木给文兄做婚床。这个木匠在我家里做了半个月才把这张婚床做好，这是一张老式婚床，有踏凳，有雕龙花纹，还有49块玻璃，这在当时轰动了我们那个屋场。婚床做好了，就是没人来给文兄做媒，一年过去了，二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文兄已经长得五长粗大了，仍然没有人来给他做媒，原因就是我家的成份是富农，人家都怕嫁给了这样的人家子弟会连累子孙后代，因为我党的政策原本是一个株连九族的政策。于是，有人就开始给我母亲出主意了，叫我母亲去找我家的亲戚，因为我家的姑妈姨妈舅妈特别的多，他们家里都生有女儿，叫他们嫁一个给我文兄就是了。当时这样做我母亲工作的人除开邻居村人之外，还有我们家的一些亲戚，他们也在中间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