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诗人雷马的相识是在一个小酒馆里，上个世纪的事了，其实上个世纪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遥远。那时雷马已经是很有影响的诗人，他在许多的刊物上发表过长诗和组诗。我记得居于整个饭局中心的雷马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失恋了。说完这句话后他骄傲地环顾四周特别是坐在他身侧的安雯和姚遥，并没有收回突出的门牙。
　　 那是一家很小很小的酒馆，没能挺过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就消失了。我记得那天天气很热可雷马点的是羊肉火锅以至他的脸大半都在不断升腾的热气里，安雯用她的手帕给他擦汗被他抓住了手。那时候的女士大概还不太会用“讨厌”这个词，所以这个词被安雯说出来的时候有些生硬，她先羞红了脸。那是一家很小很小的酒馆却是人声喧沸各种各样的声音塞满了你的耳朵，当然还有层出不穷的热气。小酒馆的对面是一家新开的舞厅，当然现在它也不复存在，当年的小街道已被拓宽。当年，小街道的柏油路面都破碎了，变成了砂砾，每当有车辆驶过，砂砾路面上便尘土飞扬，好像路面在呼气似的。
　　 那天诗人雷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那么多奇异特别的句子越过那颗突出的门牙，几乎是一种喷涌。话题当然从时下的诗歌开始，那年月，在酒桌上谈论诗歌还是一件相当正常的事儿，谈论挣钱和女人反而会觉得可耻——雷马在席间谈到他正在创作的一首诗，题目是《埋在空房间里的生活》：“我的窗户是坟墓，窗框中的一切都是死的，我像一枚正在霉烂的苹果／流淌着，过多无用的体液……”不得不承认他要写那种属于人类本质（后来我和雷马有了更多接触，我发现他习惯性地把“人类本质”挂在嘴上，就像我所认识的另一个诗人，他反反复复地“痛苦”，哪怕是在看上去异常快乐的时候）的荒芜感，陌生感和弃婴感，一直渴求爱却从来也得不到爱，“活着，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得不承受下去的遗弃”。
　　 也许是因为酒的缘故，也许是出于想要在两个也在写诗的女孩面前小有卖弄的缘故，当然，也许是出于希望获得雷马重视的缘故，隔着不断翻腾的热气我借机提到了我刚刚读到的《荒原》，我想说我在雷马的这首诗中看到了与艾略特《荒原》在母题上，在认知上的某种一致性，但它刚刚说出便被打断了：“别和我谈这个三流诗人！他算什么东西！虚伪，花哨，华而不实……”看得出雷马有些激动，他用力地、夸张地挥了一下右手，然后把他的这只手搭在了安雯的肩上：“……许多人都是浪得虚名，许多人，而刚学写诗的人又往往被他们的名气所迷惑……如果你要读，金斯伯格和老惠特曼还值得一看……你看他们诗歌中的力量！激情！丰富的荷尔蒙！艾略特和他们相比，简直是一个被阉掉了的太监……”雷马的话引得了一团哄笑，除我和雷马之外都一起前仰后合，特别是姚遥，她几乎是花枝乱颤，笑得自己的肩不得不依在雷马的身上，她脸上未褪尽的痘痘再次发红……
　　 和雷马相识的那个晚上被我写进了日记。在那个早已发黄变脆的硬皮本里详细地记录下了当时的细节，包括雷马某些我以为闪光的句子——不过在日记里我没有提到自己的受挫，但即使此时再读我也能读到隐在背后的受挫感，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刚发表过两三首诗歌的文学青年。
　　 那个时候，我应当算是一只敏感的蜗牛，或者还属少年的刺猬。这是现在的比喻，那时候……自以为是另一个样子。
　　 在我的日记里，还有意无意地记下了这样一个细节：席间，安雯问道，雷马老师，你说你失恋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啊是啊，是怎么回事？姚遥和长庚也跟着起哄，为此姚遥还和雷马接连干掉了三杯啤酒。诗人雷马是如何回答的日记中没有留下记载，但我却记下了安雯的脸红，和她再一次的“讨厌”。
　　
　　 二
　　 很快雷马成为了我的朋友，很快，有外地的，本地的朋友来雷马都会叫上我，向他的朋友们介绍：华子，我的哥们儿，诗写得不错。最后那句让我倍受宠若惊，它肯定升高了我的体温，从内到外。当然在介绍过后雷马就会对我有所小小的忽略，他要把藏在口腔后面的悬河倒出来，让细话，粗话，充满哲理的话，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倾泻而下，大珠小珠落玉盘……他们谈论荷马和埃利蒂斯，荷尔德林与尼采，世界形势和中国问题……声音越来越大然后很可能演变成一场争吵，雷马充分利用他突出的门牙充当那个羽扇纶巾、舌战群儒的角色，他指点江山，指点民主和自由，指点诗歌写作和文学的可能性，指点……
　　 作为小雷马十一岁，并且受宠若惊的朋友，我在自己的日记里详细地记下了相关的论争以及被他们反复提到的名字，现在它们也跟着发黄，变淡，变脆。写这篇小说之前我又重新翻出它们，一行行看下去竟然有种隔世感，那个年月和现在有多么大的不同！已有多年，朋友们聚会已不再谈乔伊斯、博尔赫斯与劳伦斯，不再谈中国应向何处去，更主要的是大家都不再那么固执而尖刻地争执，始终保持着一团和气酒足饭饱之后四散而去。由此，它会让你感觉上个世纪距离现在确实远了。
　　 无用的感慨就此打住，我要继续和诗人雷马有关的叙述，为了……纪念。
　　 每次叫上我，雷马总会有意无意地随口问一下，“你看看安雯是不是有时间？一起来吧！”
　　 安雯每次也都相当痛快。只是有一次，她借口身体不适拒绝了我们，但在我们谈着中国的现代性和诗歌的现代性，并一杯杯灌着啤酒的时候她还是赶了过来。我发现，安雯的眼圈是红的，像刚刚哭过的样子。
　　
　　 三
　　 在那本旧日记里，我记下了诗人雷马参加一场诗歌朗诵会的情景，记得相当简单：
　　 “雷马走上台去。他的额头上有一束淡黄的光。我原以为他会朗读自己的那首《倾斜而下的，和不断上升的》，但他从自己的裤子里掏出一张纸片。‘太阳每天都是旧的，它旧得萎软，像一块正在腐坏的鸡皮……道路、灯光，窗口和屋顶上肮脏的鸟，它们散发着精液一样的气息……’最后，气喘吁吁的雷马将纸片丢了下来，仿佛也丢下了他最后的力气。那只是一张白纸。”
　　 即使事隔多年，即使看上去像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但凭借日记所搭建起的路径穿上去，那日的发生还有足够的清晰，它似乎没被蒙上任何的灰尘也不存在阻挡的雾。那个沉在旧时的日子不需要打捞便可浮出水面。
　　 我记得那日涌动的人潮。旧电扇悬在屋顶上，有气无力，发出吱吱吱吱的声响，它们吹动屋里的热浪，几乎能堵住人的鼻孔，堵住身体上正流着汗水的腺体，多年之后，我曾经有机会重返那所大学，急着拓展的大学正忙于施工建筑，旧日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我记得那日，诗人雷马在几个学生和安雯、姚遥的簇拥之下走上了讲台，他站在一侧，用一种很随意、很有些玩世不恭的样子叉开双腿，然后将手伸入肥大的短裤里，从自己的裆部掏出了那张纸——确实如此，雷马的短裤应当有三个裤兜，但那张纸的的确确不是从其中任何一个兜里掏出的，他的这一动作还引起了口哨和尖叫，接下来，诗人雷马朗诵了他那首即兴的长诗。
　　 在他额头上有束淡黄的光：这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是我爱虚构的习性欺骗了我，但那日雷马的表现实在太精彩了，包括他那个突出的门牙和长着粗重毛发的罗圈腿，包括他搭配得很不和谐的大头皮凉鞋和灰色的袜子……朗诵完诗歌的雷马显得萎顿、憔悴，像是没有了骨骼，两个奋勇而骄傲的学生在阵阵掌声中将他驾到台下，然后离开教室……他丢到台下的那张纸遭到了抢夺，我和安雯、姚遥、李文东也加入了抢夺，当然我们快不过站在前面的学生。抢到了纸的学生如获至宝，她在众多拥挤而羡慕的目光睽睽之下翻动着那纸片，“一张白纸！只是白纸，没有一个字！”她用高了八度、仿佛玻璃即将破碎的声音宣布，她的脸上和声音里都没有任何遭受欺骗的不快。“就一张白纸！”那个女孩将纸片高高举起，使劲地晃动着。
　　 这张被诗人雷马丢下的白纸在朗诵会上造成了不小的骚动，教室里声音混浊复杂，以至在雷马之后走上台去的诗人寒指有些手足无措，他站在雷马刚站过的位置上，望着吱吱吱吱，摇摇晃晃的旧电扇，不停地擦着汗。
　　 “我爱上雷马了！”安雯向我宣布，她显然还在那个早已结束的诗歌朗诵会的气氛里沉浸，她还在被诗歌的火焰烧灼，“多棒的诗！他竟然是，就在朗诵会的现场想出来的！他……”
　　 那一夜有很好的月亮，清凉如水。我不知道在这一时刻我的记忆是否依然正确也许那个晚上乌云密布它甚至压低了我的房顶使它吱吱呀呀闷热而让人烦躁，谁知道呢。我承认我的日记为我搭建了通往昔日的桥，在朗诵会结束前的都那么历历在目，如同是昨日的发生，但安雯和我告别之后的事却变得异常遥远。异常，模糊。
　　 说是异常模糊也许并不确切，我的记忆大概悄悄启动了它的回避机制，那一刻我也许在不停辗转，枕头上生出了刺猬的刺。
　　 我肯定，在反复回味安雯在分别前说的那些话，它们在我的舌尖上移动，滋生各种滋味，刺激着舌尖的味蕾。我想安雯那句“我爱上雷马了”也许只是一种随意的、激情的、忘乎所以的表达，它并不意味是那种真的爱上。不可能。诗人雷马有一个还远在乡村的妻子，他大安雯有二十几岁。
　　
　　 四
　　 我想安雯那句“我爱上雷马了”应当只是一种随意的，忘乎所以的表达，它出自于安雯身上潜在的诗人心性，它并不意味——
　　
　　 五
　　 某个下午，我敲开了诗人雷马的房门，他穿着一条蓝花的短裤出现在我面前。“有什么事？”他问我，虽然伸出手来拍拍我的肩膀，但明显不耐烦，心不在焉。他用半个身子堵住了屋门，“哥们儿，现在，我不方便。”
　　 我将一组新写的诗递到他的手上。“我尽快看，尽快看！”他冲我挥挥手，像要挥走一只苍蝇。我似乎分明地看见，有一个人影在他的房间里闪了一下，飞快地闪到了暗处。
　　 半小时后，我找到了安雯，和另一位诗人卡卡，随便地谈论着什么。后来安雯提议，我们去找雷马如何，我很热烈地响应着，都有些不太自然了，但卡卡的表情非常冷漠。“我就不去了，还有点儿事。”卡卡骑上他的自行车，朝我们摆了摆手，然后一路走远。“他和雷马可能有点儿，算了吧，我们去。”安雯拉了拉我的手。她的手有些凉。
　　 一切都了无痕迹，尽管雷马的房间一如既往地混乱，空气里似乎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雷马此时穿的还是一条短裤，但已不是之前的那条，而是乳白色的——在我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一细节，同时被记录的细节还有：安雯将雷马扔在床上的衣物向一边推了推，然后坐下去。过了一会儿，她突然直起，向自己刚才放置屁股的位置看了看：那里竟还有一条皱巴巴的内裤以及一只旧袜子。安雯的脸飞快地红了一下，然后，然后她有些手足无措，好在这手足无措的时间并不很长，她将那条内裤和袜子推向一边，自己重新坐了下去。雷马似乎想给我们倒点水，但他也许没有第三个杯子。
　　 话题当然围绕诗歌、哲学、中国现实，强辩的雷马自然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他的一条腿翘到椅子上，那把已经松散的椅子配合着他的动作吱吱嘎嘎，仿佛随时可能会坍塌，将他丢在一堆碎木之间，丢在地上——那时已近黄昏。灰黄而强烈的阳光透过窗子照着他三分之二的脸，而他大半个身子则处在阴影里，阴影也足够强烈。
　　 雷马谈到我下午交到他手上的诗，他说，他只是随手翻了两页。“这样写不行，肯定不行！你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他顿了顿，却盯着安雯的脸：“我在你的诗中读不出冲动，澎湃的、躁动的、来自身体内部的那种、那种……荷尔蒙的或类荷尔蒙的……诗歌是一种对抗，反叛，只有在对抗和反叛当中才能获得力量！你看金斯伯格！你看《巴黎的忧郁》！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写诗的！”这时，他的眼神终于转向了我：“黄昏，伤感，什么什么的树……”他翻动着我给他的几页纸：“这些都是被那些旧文人，缺乏创造力的诗人们用俗的意象，它们里面的全部水分都已被榨取干净，是一堆死物，你必须重新寻找，给新事物命名，从你身体出发而不是虚假和矫情出发……”我面红耳赤，如坐针毡般认真地听着，不敢漏掉一字。从雷马家出来时已是夜晚，路上星星点点的灯光已经点燃，微风一吹，被汗水湿透的后背有些凉。
　　 那天晚上，从下午一直延续到的晚上。雷马还对安雯的一句诗大加赞赏，他从这句诗读到了觉醒，自觉的反抗，对五千年来中国女性被压抑被困囿着的内心和身体表达了她的反思，感叹和不屑，是生命的觉醒，是活力的觉醒，是欲望和自我的觉醒……坐在不断夸赞中心的安雯面若桃花，她的眼神里有一汪清澈的水。
　　 那天晚上雷马有一个饭局，他说安徽的一个流浪诗人在，想见一见雷马。那天晚上雷马强烈地要求我和安雯一起出席，我拒绝了，但安雯答应了下来。“那好那好，”雷马拍拍安雯的肩，“也到点了，我们出发吧。”
　　 在我的日记里，还记下了这样的几个词：诗人，流浪，欲望，失败，懊悔。它们孤零零地在白纸上存在着，缺乏联系。它们，也属于被榨干了水分的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