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当”这个小小的县城，早已家喻户晓。
　　 1932年4月2日，杨虎城十七路军警备三旅二团一营在习仲勋、刘林圃、李特生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两当兵变”。整个事件轰动了西北，乃至全国。
　　 习仲勋、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利用部队换防之机，率领全营200多人在两当举行武装起义，机枪连与起义部队发生了激烈交火，营长王德修逃脱。2日凌晨，200多人的起义部队到达两当县境最北端的太阳寺休整，营党委研究部队整编事宜，刘林圃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选举许天洁为作战总指挥、支队长，习仲勋为政委；任命吕剑人为一连连长，高瑞岳为二连连长，左文辉为三连副连长。4月3日，起义部队就到达太阳寺，在这里的大槐树下修整改编后，继续北上进入天水。当行至灵台县页岭一带时，起义部队与国民党杨子恒部遭遇，被截住去路。
　　 正当部队准备向刘志丹率领的部队靠拢、起义部队主要负责人习仲勋、刘林圃等在崔木镇离队外出侦察，部队由许天洁掌握，在向永寿县岳御寺转移准备休整时，不料与当地大土匪王结子遭遇。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部队溃散，兵变失败。
　　 从两当兵变纪念馆中，就能找到答案：习仲勋同志坚定的革命信念。
　　 由于习仲勋同志早期点燃了革命火种，所以解放两当势如破竹。9月18日晨，六军团前卫师占领两当县，将敌保卫团全部歼灭，缴枪200多支，子弹40多箱，手榴弹30多箱，缴获军衣300多套。
　　 红二方面军六军团离开两当县城的那几天，四名受伤掉队的红军战士匆匆来到了太阳寺，其中有一名女红军。太阳寺联保主任魏顺玉得知后，立刻召集几个乡丁一路跟踪，在任湾村的核桃湾，将三名男红军残忍地杀害。魏顺玉企图霸占女红军给自己当老婆，可是女红军誓死不从，无奈之下送交太阳乡公所关押，后交给在太阳寺街道开车马店的老板王永昌临时看管。王永昌的母亲王氏本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见女红军伤势严重，全身上下都被烙铁烫得不成人样，让王氏觉得很是心疼。夜深之后，王氏把女红军偷偷地藏在了自家的二层板楼房的篅里，放出消息说：女红军逃跑了！她的消息骗过了乡公所和魏顺玉。女红军在王家楼上藏了十几天，伤势痊愈之后的一个深夜里，王氏把她偷偷地送出了太阳寺。
　　 这一条“红军街”非比寻常，是两当人民的骄傲！太阳寺在两当县最北边的金洞乡太阳工作站太阳村，离两当县城约十八公里。村口那棵已有700多年的古槐，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红军槐”。
　　 1935年8月3日徐海东、吴焕先率领的二十五军开展了“野狐嘴”战役，8月4日二十五军从太阳寺又进入天水。革命者的足迹，为太阳寺留下了精神财富，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罗成录参加红军比较神奇，也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红二方面军来到两当时他才18岁，家住杨店的土峰沟，租种着地主雷治家的土地，生活很贫穷。有一天，他在石灰山拾了一背柴，准备背到县城卖。
　　 在柴集上，红军在动员老百姓参军，罗成录二话没说就连柴都背到了红军伙房，再也没有回家。他二爸来城里卖柴，碰到了他，罗成录就神秘地将自己参军的事向二爸说了，并将卖的柴钱、背绳、原来穿的衣服都让他捎回家里，二爸看到罗成录身上兰色军装，羡慕不已。
　　 罗成录记得：同他一起参军的还有王奎的儿子王印儿和一个柳树垭河的小伙子。红军叫家里给做一双鞋，但第二天他就随红军开拔到了永宁镇。
　　 罗成录参加的红军部队，当时住在西街小学，是十八师五十三团。因他个子小还是个孩子，连长就发给了他一支盒子枪挎着，叫他好心保护不能丢失。每次还给他三、五个大洋，让他上街买吃的，可以自由玩耍。当地的小伙子看到罗成录参加了红军还挎着盒子枪，说明红军对穷人很好，也要罗成录带他们参加红军。经罗成录引来参军的有一、二十人。他参加红军后，一直在城里住着，以后在永宁镇又住了几天，才继续北上。
　　 1936年10月5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接到指挥部的命令北上，放弃进攻两当，从徽县高桥北撤。10月7日上午9时左右，全军团红军指战员，从天水的大门镇长途跋涉，经罗家堡对面的南山下山，淌过西汉水进入罗家堡和盐官之间，在礼县龙池湾遭遇敌军堵击，因情报工作薄弱，侦察疏忽，误中敌人的埋伏，深陷重围。于是，一场激烈的血战发生了。为掩护主力部队北上，十六师奋力突围，血战竟日，牺牲上百人，最终杀开了一条血路。这是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后经历的最激烈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战斗。8日，两路北上部队在固城会师，于9日又分别进入甘谷、武山……
　　 太阳寺也许真的是人杰地灵，九十年代初，太阳寺一处民宅突然失火，人们在救火当中从房梁上发现了《王羲之族谱》。《王羲之族谱》一套共十四册，中总谱一册，分谱十三册。该族谱清仁宗嘉庆二十三年由湖北通山人王福利送至两当，接谱人为王福明，王文信为王福明的六世孙。《王羲之族谱》为八开宣纸刻印，文字均为楷书。总谱前有宋代文学家朱熹序文。由总谱所载可知，王氏族谱分谱有五种，分别为：《黄土家谱》、《德安锹溪家谱》、《武昌族谱》、《茅田族谱》、《港畔族谱》。两当县发现的族谱为《德安锹溪家谱》，为王氏族谱之源，所载始于周朝，止于明朝，共二十四世，所载最详细，极具史料价值。《王羲之族谱》除了记载王氏源流系世外，对明末王氏各宗族分布地区也做了详细记载，是研究王羲之家族历史的珍贵资料。这些历史完完全全被“红军槐”记录了下来。
　　 太阳已薄西山，太阳寺遗址孤零零的矗立在山头，从远处看真的比红军一条街黯然失色了许多。
　　 云屏三峡，位于两当县云屏乡，距县城36公里，地处南秦岭北坡的深山峡谷之中，属深山林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中大阳山是西汉水与嘉陵江的分水岭，使云屏三峡长岭透迤、秀峰群立、层峦叠嶂、雄关险隘；山涧溪流清沌，河内碧潭映翠；这独特的山水风光集北国之雄奇和南国之秀丽于一身。
　　 1936年9月12日，在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六师师长贺炳炎、六师政委廖汉生领导下，经西和、武都县甘泉，由望子关进入康县境内。9月18日，红军进入康境之后，国民党县长王肇南及政府大小官员们闻风丧胆，迅速逃匿毛垭山后的冯家峡躲藏，城内仅留保安队值哨守城。红六师指战员们，一部分在城西门与保安队接火，骑兵部队迅速绕城过南河，攻进东门。一阵激战，保安队弃城溃逃，红军胜利占领县城。
　　 红军到来前，由于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县城老百姓有畏惧心理，大都躲进，城中仅余老弱病残者。红军进城后，除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又严守贺龙总指挥提出的五条命令:“一、群众不回来，部队不能进他家，二、有些人跑的时候把家里的门窗没关好，要替他们看着门，不让小偷进去偷东西;三、庄子内外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四、不能打鸡赶狗，要让它们安安宁宁，五，向群众宣传抗日，宣传革命道理，使群众相信我们。”
　　 六师全体红军战士严格地执行群众纪律，尽管天上下着雨，也不肯进入老乡的家中。他们躲在土墙下休息，雨水打湿了他们单薄的军装……暗中窥视他们的老乡见状，又是害怕又是不解。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青年学生袁治邦就是在这血与火中历练出来的进步人士。康县地处茂密的丛林地带，民团、土匪依仗有利地形，活动十分猖獗；如果没有向导，红军行军打仗都比较艰难。自从红军到达康县以后，袁治邦干脆就辍学，主动为红军做向导，丛林、沟壑之中都留下了他矫健的身影……
　　 红军由巩集出发，沿古大道蔡家沟经悬崖小径水洞砭、翻越纵横险峻的毛垭山，一路攀岩缚葛，披荆斩棘，循周家沟小溪直逼康县县城云台，侦察部队行至小沟门与随众躲藏的云台学生袁治邦相遇，袁治邦很快被红军说服，并作向导带部队进城
　　 无独有偶，1936年9月18日中午，部队来到长坝，适逢集日，集市上的人看到有队伍到来，个个神色慌张，走在前面的红军挥手高喊：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他们在集市上公买公卖，秋毫无犯。在途经何家庄时，有两个红军战士来到路边王玉金家，要求用自带的面粉换几个馍馍充饥，王玉金见是当兵的来了，心里既仇恨又害怕，他战战兢兢地说：你们想吃拿就是了，还给啥面哩。红军战士以为老乡不愿换，便饿着肚子走了。贫苦农民王玉生目睹了红军在长坝的一举一动后，很受感动。他主动担任向导，带红军到分路口菜子垭梁，临别时红军还给了钱以作酬谢。
　　 有了强大的人民群众做后盾，红军着手组建地方革命政权，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936年9月21日，留驻县城的红军在刘型主持下召开了群众大会，成立了康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康县苏维埃临时政府。并推选崔怀清任康县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孙占奎、李殿臣、焦管管为临时政府成员。
　　 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自己当家做主，这种简陋的舞蹈，看起来有些质朴，但确实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
　　 在康县苏维埃临时政府领导下，广大群众一面打富济贫，打开地主张守礼、思生明家的粮仓，除了留一部分补充军需，其余的粮食都分给了穷苦农民；贫苦的老百姓冒雨等候红军发放粮食。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出幸福的微笑，这也许是他们平生第一次从别人手中得到的粮食……
　　 1936年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六师在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六师师长贺炳炎、师政委廖汉生等人的率领下，从望关进入康县，途经长坝、大堡巩集村和蔡家沟村，19日夜攻克原康县县城白马关。
　　 白马关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国民党正规军被六师吓跑了，民团不甘示弱，企图依托有利地形负隅顽抗。天刚刚擦黑，担任主攻的突击队就迅速占领了白马关对面的桥头堡，严阵以待地等待总攻的命令。
　　 随着“轰隆隆”的巨响，总攻开始了。
　　 霎时间，白马关城堡上火光冲天，民团家丁们抱头鼠窜，火焰将白马关上空燃得如同白昼。红军突击队登上了城堡，民团狼狈逃窜，他们完全被葬身于火海之中……之后，在云台、窑坪建立了苏维埃临时政府，并成立了游击队。
　　 红军在康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与贫困老百姓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很多年轻人纷纷自愿参加了红军。
　　 敌情突然发生变化，国民党第三军王均部第三十五混成旅进犯成县，与红三十二军在成县大川坝、王窑、小川等地进行战斗，切断了成康之间的通道。此刻，躲在冯家峡的国民党县长王肇南，乘机又令马廷广率自卫队反扑，红军被迫转移。
　　 这些胜利果实的来临，引起了盘踞在康县马廷广民团的不满，他们的仇视化作了报复。有时，他们埋伏在丛林之中，偷袭红军和老百姓，蓄意制造流血事件。为了打击民团的嚣张气焰，巩固红色政权，红军与当地游击队一起化整为零，有力地打击民团。
　　 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民团力量，六师一个小分队故意让民团看见进入了丛林，民团果然上当，他们纠集了附近所有的武装，尾随小分队进入山谷。万万没想到的是，民团自己钻进了小分队的伏击圈，这就是小分队打草惊蛇、诱敌深入之计。伏击战斗打响了，民团已经面临着围困之中，想脱身已经是不可能了，民团首领胸部中弹，还没有来得及喊叫就栽倒死去……还有的民团成员腿部中弹栽倒在地……小分队以极小的代价全歼民团成员，彻底扼制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红二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从9月11日至20日，在历时10天的进攻作战中，共歼国民党军第三军近2个营，俘敌100余人，缴枪500余支，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座县城和陕西略阳、凤县部分地区，圆满地完成了成徽两康战役计划。战后，红二、六军团在所占领地区积极宣传和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革命政权，筹集物资，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张国焘坚持西进延误数日，国民党胡宗南部趁机由西安进至清水、秦安、庄浪地区，同毛炳文部和王均部从北、南、西三个方向逼来，红二方面军陷入腹背受敌险境。
　　 1936年9月初，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后，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会合，急调胡宗南部兼程北返的同时，命令其他部队分别向红军三个方面军进行围攻。目的一是抢占西兰公路的静会定段，隔断红军会合道路；二是截断东北军主力同驻兰州部队的联系以控制东北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变化，于14日下达《我军占领宁夏的部署》，决定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消灭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
　　 贺龙根据中央军革委指示，调整战略部署，决定会师北上，配合红军三大主力汇合。
　　 10月3日凌晨1时，中共中央根据敌人快速推进的情势，再次急电红二方面军，令其趁胡宗南部尚未全部集中之时，以支队掩护，主力迅速经武山附近地区向北转移。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在徽县发布《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命令全军分左右两路迅速出动，经天水、甘谷与麻沿河、永兴镇、武山的中间地带，于10月13日以前到达通渭地域，并趁机消灭相遇的敌人单个兵团。命令下达后，红二方面军离开成徽两康地区向北快速转移。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