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受托国民，十数年无他成就，惟在取与之间，尚堪自信，倘以气节易金钱，人将谓我何？”
　　 这是直系军阀曹锟以五千大洋一票贿赂国会议员、拉选票竟选总统时遭到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王伯明拒贿时的凛然回答。
　　 王伯明（1870-1940）名兆离，字伯明。扶风法门七里桥人。幼时聪颖卓异，10岁即遍读四书五经，尤擅联语赋诗，人称神童。青年时期，慕名从学关中名儒贺复斋，后入泾阳味经书院，又曾受业于关中新学之祖刘古愚。后赴咸阳、扶风训蒙，于义塾之中增设算术、地理等课目，对新学贡献颇多。因忧愤西人以“东亚病夫”诬辱我中国民族，故提倡哑铃操，开创陕学体操之先河。后来又创立了女子放足会，并在凤翔中学施教时，创设了训俗亭。每遇乡镇集会，他总是与友人争相演说，开启民智，力去国人诸般陋俗。年逾而立之年，他著有《仁学图说》及《仁学诸言》，倡言仁孝一体之说。光绪二十九年，他中癸卯科举人，被推为扶风教育会会长。后受邀讲学于西安中学及附设师范班，讲授经史、修身及教育学。宣统二年他毅然加入旨在推翻满清统治的同盟会，投身革命之中。
　　 民国建立之初，王伯明当选为陕西省临时议会议员，并受省教育厅之委托，专门从事戏曲改良工作。是年，即与同盟会同好杨西堂、李桐轩、孙仁玉诸贤创设陕西易俗社，并担任社监、评议、文化教员兼编辑。后又担任社长、名誉社长，其间，他先后编撰剧本《共和纪念》、《欢迎议员》、《自由恨》、《开国图》、《新审判》（即《新糊涂判》）《梁上君子》、《熊耳山》。并还改编有《观音堂》、《重台》。与高培支改编《蝴蝶杯》，与范紫东合写《燕子笺》、《焚嫁妆》、《金莲痛史》等新剧十余种。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王伯明被推选为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民国四年，袁世凯图谋帝制，令各省举代表劝进。陕督以他名应事，他则坚辞不就。民国七年，广州非常国会急电召他南下，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亦派专人催请，他遂即赴粤，孙中山聘其为大元帅府顾问。其时，北京政府以高官厚利诱惑议员不使南下，一时之间受贿者颇众，王伯明不为所动，并愤然道：“传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职，宠赂章也，议员代表民意，而行为如此，时事可知！”民国十年，王伯明又随孙中山至沪，后段祺瑞组织新国会，他亦拒绝与会。民国十二年，王伯明去北京医治目疾，时逢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以五千大洋为筹码贿一票，其属吏四出竞投募应之金，一时议席玷污几尽，唯独王伯明凛然不可干以私，严词拒贿：“余受托国民，十数年无他成就，惟在取与之间，尚堪自信，倘以气节易金钱，人将谓我何？”大选事临近，曹锟党羽又致信赂诱：“先生得此厚遗，毕生无虑衣食也。”他不为所动，反驳其言：“某平生未作稻梁之谋，若逼我甚，是促我毕命今日”。断然拒绝出席大选，南下护法。他这种维护革命大义，不谋一己之私的精神使他望重一时。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将军赞叹道：“先生拒选，我极佩服。此事可入国史。我若有寿，先生百年后之墓志墓表，愿任其一。”于右任更以巨幅墨宝相赠，榜书“正气所存”四个巨字。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王伯明哀痛难抑，竞致目疾增剧，不久即双目失明。国民政府以其追随孙中山先生以来之清德亮节，惜其以劳致疾，明令特典养老。归陕之日，全省各界人士于中山图书馆举行盛大欢迎会，以示敬重。民国二十三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莅陕，特地于西安寓所拜访了王伯明，议事叙旧，依依惜别。王伯明身居省城，对家乡人民亦非常关心。民国十八年关中大馑，扶风饿殍载道，他上书省府力请赈济，省府遂拨款派员来扶赈灾。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扶风成立秦剧团，他在西安给礼聘名伶，添置戏箱。每逢乡邻以冤苦之事求其相助，他皆亲询事由，尽力纾解。晚年归里，正值抗战军兴，国难方殷。虽缠绵病榻，犹呼吁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惟全民抗战，则日冠可逐，神州必复。并口授让人代笔，编撰抗日戏剧《胡阿毛》。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二月，王伯明病逝于扶风县南街寓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等发来唁电致哀，陕西省政府亦拨款助葬。省县礼祭，四乡民众咸预送行，队列绵延数里。易俗社亦两度来扶风纪念演出。
　　 在王伯明逝世半个世纪后的2004年，由王伯明的嫡孙王济安出面，将于右任当年为王伯明题赠的“正气所存”四个大字，刻在石碑上，并由陕西省原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牟玲生撰写碑文，在王伯明先生故里扶风县法门镇七里桥村，举行了隆重的“正气碑”揭碑仪式。省人大副主任牟玲生与省上扶风籍老领导、老同志以及扶风县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的领导、省剧协、省戏曲研究院、易俗社等单位的领导也应邀参加。省剧协赠送了“中华正气，民族傲骨。戏改先行，功在千秋”的贺联，省戏曲研究院赠送了建碑纪念牌，易俗社敬送了原社长雷震中亲拟、书法家刘冬生亲书的“反帝反封，辛亥革命著功；创社编剧，辅教社会有绩”
　　 这些牌匾和贺联，既是对王伯明老先生的纪念，更是对王伯明老先生的高度赞誉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