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我叫丁万寿，今年56岁，来自祝沟镇沙埠小学。多年来，我仅仅是按照党的要求，按照教师的使命，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而党和组织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让我受之有愧。29年的教育生涯中，如果说我还算有一点点成绩的话，我首先要感谢各级领导多年来对我的培养和对我们沙埠小学的关怀，感谢那些关注、支持我们沙埠小学的社会各界，感谢那些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老师们，还要感谢我的亲朋好友和我的家人！（鞠躬）谢谢你们！
　　
　　 我的老家祝沟镇水磨涧村，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也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就曾打响过著名的水磨涧战役。我的父亲也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军人、老党员，也是一名老支部书记。在我小的时候，他就经常给我讲战争年代的故事，嘱咐我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要好好珍惜，努力学习，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上学以后，我时刻不忘父亲的嘱托，在学习上刻苦努力，从小学到高中，年年都是三好学生。但是，因为山区教学质量整体落后，即便我这个优秀生，在恢复高考后，连考三次，都是落榜。这对我实在是打击太大了。这时，亲友们纷纷劝我：“既然考不上大学，就去当兵考军校吧，或者做个买卖吧，不管咋样你得走出这个山区啊，要不然受穷一辈子。”当时的家乡的确非常落后。直到80年代中期，我们村还没拉上电，晚上点的还是小油灯，出门连一条象样的道路都没有，吃水也要走好几里山路去挑水。只要是有点本事的年轻人，都想方设法往外走，没有人会留恋这个封闭的穷山沟。
　　
　　 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我开始反思，我为什么考不上大学。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山区教育落后，师资力量太薄弱了。就拿我们水磨涧村来说，全村100多名学生，却只有三个老师，而且都是半路出家，也都五十多岁了。没有好老师，就教不出好学生，山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就不可能根本改变。
　　
　　 面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就想，难道大山就这样一直穷下去？难道山里的孩子就注定了考不上大学？一想到这些，我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作为一个大山后生，我觉得我不能回避这个现实，也不能逃避这个压力。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家乡做点事情。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干脆不要去追我的大学梦了，也不要去当兵考军校或者做什么生意，我，就留在山区，做一名老师吧。虽然自己的大学梦破灭了，军人梦破灭了，老板梦破灭了，但我可以帮助大山的孩子实现梦想，让他们走出大山，给家乡带来变化，这样的人生，不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吗！
　　
　　 听说我要当老师，很多人都很惊讶。一个高中毕业生，窝在山沟里当代课老师，一年辛辛苦苦，就挣那么几十斤粮食，他们都很难理解。亲戚朋友劝我：“在穷山沟里当老师，你这辈子就‘瞎’了。”同学们也笑话我：“凭你的聪明劲，干点什么不行，去当‘臭老九’，你傻吗？”我去小学报到的那天，就连当初教过我的老师，也叹口气说：“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你当老师干什么？你看看我，干了半辈子穷教师，干出点什么来？”但是我父亲非常支持我，他说，“只要好好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过，你可一定要好好干，把人家孩子教好了，别耽误了人家的前程。”父亲的话，坚定了我的信念，也给我提出了要求。于是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当个好老师。
　　
　　 但是，很多事情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学校艰苦的办学条件。去报到时，我发现学校和我十多年前在这里上学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破了：低矮黑暗的石头房子，窗户还是棱子窗，泥土地面坑洼不平，土坯垒砌的讲台摇摇欲坠，挂在泥墙上的水泥黑板脱落了半边，课桌凳也是缺胳膊少腿。面对眼前的这一切，我没有退却，和老师们一起动手，和泥，脱墼，整修讲台，维修桌凳。冬天，没有煤生炉子，我就在教室的一侧垒了个小土炕，从山上打来刺槐根、松树枝，生火为学生取暖。学校没有操场，我就跟村里争取，把附近的一块耕地要过来，作为操场。没有篮球架，我就用村里给的刺槐树做篮球架子，把自家屋后长了十几年的老柳树砍了做篮球板，用钢筋拧了个简易的篮圈，就这样忙忙碌碌地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然而，最令我头疼的，不是条件的艰苦，而是生源的不稳定。当时，正是农村大包干的初期，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上学。有许多学生，头一天还在课堂，第二天就不来了。去家里一看，有的在家看孩子，有的帮大人干活，有的放牛放羊。我去找家长，家长埋怨地说：“上了有什么用？能考上大学吗？你倒是念书了，考了好几年不也是没考上？考不上学还念什么，种地也不用文化，放羊也不用文化，俺能认得自己的名字、认得钱就行了！”可是我说：“正因为我没考上大学，所以我才要回来教学，让他们考上学！再说，种地也要科学，干什么没有文化都不行！地里活耽误了不要紧，那是一时的事，耽误孩子上学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光认得钱，没有文化，挣不到钱能行吗?”一次不行，我就去两次，两次不行，就去三次、四次。家长倔，我更倔!我就是想，即使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也要把孩子叫回来!我的诚心打动了家长，最终，孩子们都回到了学校。
　　
　　 刚开始教学，学校领导就安排我教一个2、3年级复式班的数学课（复式班，就是两个年级的学生同时在一个班级上课）。一上课，我才发现，课堂上，我常常词不达意，也就是心里有说不出来，学生听不懂，有时候前言不搭后语，语言不连贯，在时间的安排上也常常顾此失彼，课堂乱哄哄的，看到这种情形，自己身上冒出了冷汗，觉得自己眼高手低了，原来教学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光有知识、有热情是不行的，还需要方法。于是，我首先向老教师请教，和他们一起交谈怎样管理学生，怎样组织教学，听他们的课，翻阅他们的备课笔记，自己在备课的时候努力做到详细又详细，就连哪个问题要让哪个学生回答都准备好了。现在还在我们沙埠小学任教的刘春光老师，是当时全学区教学成绩最好的老师，我常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到他那里请教，刘老师毫不保留的教我怎样管理学生，怎样备课，怎样上课，怎样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还把一些珍贵的资料送给我，让我参考。经过努力学习，自己的教学能力不断提高，三年下来，学生的学习成绩不断攀升，1984年我教的第一个毕业班的成绩，在全乡每次统考总平均分都是第一名。16名学生，有9名考入当时的乡重点中学，这是在我们水磨涧这个小山村从来都没有的事。看到了变化，家长们都高兴地说：“丁万寿还真行，咱村这下可有希望了！”我成功了，我为自己向家长、向父亲、也向我自己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1991年3月，驻地小学领导安排我到南黄同学区负责，筹划在沙埠联中旧址上建立沙埠学区小学。一个年轻的民办教师，领导能把一所学校交给你，特别是创建新校，我觉得自己肩头的担子更沉重了。尽管去学校之前领导给我打了预防针，但报到的那天，眼前的一切还是让我有点懵：废弃两年的校园长满了荒草，30多间校舍破烂不堪，全校找不出一块完整的玻璃，房顶上的瓦片被掏麻雀的孩子掀得七零八落，有很多地方露着天，地面到处是老鼠洞，教学设施、教具更是一无所有。给人的感觉那就是千疮百孔。我觉得，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当时我就想，没有困难，还让你来干什么，谁干不了。我鼓励自己，只要肯动脑，办法总比困难多。
　　
　　 改造校舍，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而摆在我面前的账本上只有9分钱。在当时那种“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年代里，集资办学是唯一的办法。于是，我天天没白没黑地往办学村庄跑。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终于筹集到了12000块钱。为了节省来之不易的资金，我带领全校25名老师自己动手打井、拉电、拆旧房、铺地面、油漆门窗、粉刷墙壁、平整操场，天天吃住在学校，没有伙房我们就在院子里垒起锅灶，没有床铺我们就铺上塑料纸在地上搭铺，我整天蓬头垢面，累得又黑又瘦，有一次驻地小学的程木林校长到我们学校来看望我，我们正在拆旧房，尘土飞扬中，校长竟然认不出我了，面目全非了。程校长拉着我的手说：“万寿，辛苦了，瘦了很多，不过，你变了，学校也变了。”在我和老师们的艰苦努力下，不到两个月，我们就提前将南黄同小学搬迁到了沙埠小学。
　　
　　 在沙埠小学这20年的办学过程中，我始终不忘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因陋就简。学校的校舍建设，只要是自筹资金的项目，全都采用包清工的形式，并且把工时费一压再压，一些包工头都不愿意给我干活，埋怨我，拿着学校的钱比自己的钱还要紧。我和后勤老师跑里跑外自己购料，学校的大门、篮球架、纱窗等设施，也都是自己买料，请人加工的。粉刷室外墙壁，要是用别人干，每平方米要十多块钱，而我们自己干只要三、四块钱就可以了。这样做的目的一是省钱，二是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在学校组织的大型劳动中，我总是身先士卒，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既是设计员，又是施工员。有了我的带头，老师们也都积极踊跃，没有一个有怨言的。我们沙埠小学是一个团结、和谐、特别能战斗的团队。
　　
　　 为了改变学校的办学条件，让孩子们像城里孩子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多年来，无论什么场合，比如家长会，同学聚会，上级领导座谈会等等……只要有机会，我都积极呼吁，争取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20年来，共筹集资金70多万元，使学校的占地面积比原来扩大了3倍，校舍数量增加了3倍，新建起了标准的多媒体教室、微机室、实验室等多个专用教室，生均图书达到33册，教师办公达到了每人一台微机，学校办学条件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学校先后被评为“平度市规范化学校”、“青岛市标准化学校”。今年，我们学校又作为本年度全市唯一一所村级小学创建“青岛市规范化学校”。
　　
　　 经过几年的不断学习，1994年，我考上了平度师范。就在我离校上学的3个月里，驻地小学的领导还是让我继续掌管学校。1995年，为了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我商量妻子把家搬到学校。开始她怎么也不同意，因为，年迈的父母住在村里，照顾不方便了，种地也不方便了，来回要十七八里路；原来养的猪牛羊也都不能养了，经济收入一下子减少了很多，而当时我们民师班的学生每月只有42元的生活补助。妻子埋怨说，“你图个啥，你一分钱工资都不挣，咱再把家里都扔了，整天守在学校里，不过日子了？”我劝妻子说：“我已经转正了，虽然现在还不挣钱，以后挣的就多了，学校没有人看守，我一天也不放心，你去了，可以帮帮我。”最终，妻子还是没有拗得过我，和我一起住进了学校。
　　
　　 面对生活上的困难，我总是想方设法去克服。农忙的时候，我凌晨三四点钟就下地劳动，当别人下地时，我已站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除了平时起早贪黑以外，我尽量把私活安排在星期天、节假日，实在忙不过来，就找亲戚朋友帮忙，或者雇人干。因为没时间打理，1996年，我不得不把3亩果园低价转让出去，现在看，光果园一项，每年就要损失2、3万。一些不好耕作的责任田，干脆栽上了速生杨。
　　
　　 住校以后，我就把更多的时间靠在学校里，更多的精力扑在工作上。夏天，厕所里需要喷药灭蛆灭蝇，我谁也不找，回家换套旧衣服，背着喷雾器就干。冬天来临，我挨个教室检查，有变形漏风的门窗，马上动手修理好。学校自来水管冻裂了，我就自己抡着大锤、铁锨，砸开水泥地面，挖开冻结的泥土，让别的老师打下手，因为那活太脏。2008年，我们新建的教室前铺设水泥地面，傍晚，工人们只压了一遍地面就走了，按照要求，是要在晚上12点左右重新压一遍地面的。为了保证质量，我自己拿着泥板，整整干了半夜，270平米地面抹完了，天也亮了，我的腰也疼得直不起来了。
　　
　　 就这样，多少年来，学校的脏活累活，只要我自己能干的从来不找别人。这虽然很累，可是我无怨无悔。因为学校就是我的家，我不干谁干？我是校长，更是党员。党员，就是要平时言行能“看出来”，关键时刻能“站出来”，危险关头能“豁出来”。
　　
　　 如果说，19岁时选择教师行业，是源于一种青年人的激情和冲动。那么，这29年来的坚守，更多的是作为党员的信念和责任在支撑着我。这29年来的坚守，也经历过几次大的考验。
　　
　　 1983年，在县运输公司当保卫科长的叔叔，知道我每月的收入只有45块钱，并且工作还不稳定时，就几次三番地劝我甚至逼我：“你趁早不要干老师了，我给你找个地方学学开车，到我们公司来干，或者以后自己买个客车干个体吧，你不趁着年轻学门技术，就这样干下去，等以后有了家，能养家糊口？”只干了两年教师的我，因为当时还没成家，对于以后可能面临的经济压力等现实问题，也就没想那么多，而且最主要的是，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两年多了，和他们已经有了感情，他们也都把我当成了知心的朋友，看到自己的教学成绩逐年提高，孩子们一天天进步，很有成就感，就觉得教育是我的最爱，孩子们是我的最爱，于是，我拒绝了叔叔，依然坚守着三尺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