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春的光景。在木村，土地上的事情显得迟缓、疑虑、冷寂。花事尚早，春意遥远。
　　 我和海平在一个午后来到了木村。从海平家的崖村到木村，我们抄着荒芜不堪的鸡肠小道，快一个小时，才到了村口。五六里路程的样子。
　　 木村，横在一个大山沟一侧的土坡上。仅有两台，分别一字排开。一眼望去，清一色的土坯房。黑瓦，黄泥。大地只在这里呈现出了两种颜色，荒凉的让人眼珠生疼。我们进村后，村庄不见一人，甚至连一只鸡、狗的踪影都没有。我们在村里行走着，被巨大的寂静包裹着，而包裹着寂静的是西北高原生硬的风声。我们随便钻进一个院落，而每一个院落都充斥着破败。人去房空，围墙倾倒，屋顶塌陷，满院野草，荆棘丛生，铁锁生锈。
　　 一座村庄的败落和荒芜让人心惊胆战。
　　 后来，我们终于遇见了一个人。一个患病的少年，走路歪歪斜斜，说话含混不清。村里可能很久没有外人了，他显得异常兴奋、热情。我们从他断断续续的语句中反复听到的是：村里没人了，村里没人了……
　　 在少年的带领下，我们在第二台一方院落的屋里，遇见了第二个人。一个老人，他盘腿坐在炕上，枯坐着。老人穿着一身藏蓝色的衣裳，很干净，年轻时应该是个精干麻利的人，只是这一切都难以掩饰他眼窝深处的孤独和凄凉。我们和老人聊了很长时间的天。知道了村里的一些情况。
　　 木村，一个很普通的自然村。六七十年代，人口最多时，14户，70多人。全村耕地200多亩。主要以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作物为主。现在几近全部撂荒，所剩不多的种了苹果。山大沟深，通村的是一条土路，这两年刚加宽了一下，能走一辆三轮车。原先仅能走一辆架子车。下雨天，人们会被泥泞锁在山里，寸步难行。以前，村里吃沟底的泉水，后来拉了自来水。用着用着，坏了，无人修理。人们又吃起来沟底羊群践踏的泉水。91年通的电。
　　 木村的人口流失是进入新千年以后，人们时刻面临着交通、吃水、孩子上学不便，娶不上媳妇，农业收入过低，生活条件难以改善等一系列问题。逃离，在木村成为了必然。村里出的最大的人物叫木新华，在省上工作，2000年左右，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把兄弟侄子5家人全部设法搬到了镇子上。用老人的话说：这是村里出现的最大的一次人员流失，从此以后，村里就泄气了。那时候，12户的村庄，少一半走掉了，剩下了7户。后来，有一户搬到了山顶交通较为便捷的一个村庄。另外两户去城里打工，再也不回来了。村里留下了4户8口人，一个家族。他们分别是：
　　 木有明（我们进村后遇到的少年），28岁，患有先天性脑积水，光棍。上有五十岁的父母，同辈一个弟弟。母亲和弟弟常年在外打工，家中仅有他和父亲两个男人。我们去的时候，父亲去了集上。木有真的理想是申请个项目，养几十只羊，再没有别的。
　　 木生堂（屋里的老人，木有明的祖父），80岁，患有心脏病，肺也有毛病，常年在家，以看电视打发时间。老伴71岁，去了果园除草。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即木有明父亲，二儿子在城里搞不锈钢焊接。
　　 木国堂，木生堂的二弟。生有两个儿子，前些天孙子摔了，住院，老两口去照看了，要去很久，或者就不来了。
　　 木富堂，木生堂的三弟。53岁，生有两女一儿，都在城里打工。他和妻子是村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一户主劳力。家里种有15亩苹果。用他的话说，拾掇的自己家和别人家撂荒的烂地多，一个人务不过来，就要两个人，去年苹果收入不到一万元，但打工又没啥技术，只能靠种苹果推日子。
　　 我们在木生堂老人屋里，他掰着指头给我们数着一户户离开的人，并说，村里留下的都是他们一大家子，没本事的几户人，有本事的能走都走了，等他们几个一死，儿孙不回来，二十年后，木村就从地皮上看不着了。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曾指出：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十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了，一天之内就有将近300个自然村落消失。
　　 木村，已经衰败，正走在这条消失的道路上，将成为这组数据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当我们抛开这些冰冷可怕的数字，则是一户户家庭，一个个生命，在城镇化的大浪中前进着、挣扎着、后退着。木村不是一个木村，在广袤的中国，还有270万个木村，它们的命运是不都和这个木村一般呢？
　　 我们回去时，下起了雨夹雪。在村口的地里，遇见了木富堂夫妻，在果园里锄地。至此，在木村，我们仅仅见到了四个人。
　　 想放羊的木有明，把我们送了很远。木村再一次湮没进了黄土深处，像一盏灯，风一吹，摇曳着，随时可能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