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原本寻常的刑事诉讼，在司法程序的前行中，突然陷入了公众舆论的漩涡，引燃了国民关注的爆点。于欢的角色，似乎一时从重刑犯变成了好儿男。
　　 一死三伤，如果单就杀伤结果，判处无期徒刑已是从轻处理的结果，大可波澜不惊。但当案情贴上了“辱母”的标签，一切便在瞬间颠覆了过来：同情——触动了国民心中共同的情感。“物不得其平则鸣”，于是四海之内，一片哗然。
　　 如果说案情是地，那么人情便是天。在这个世界上，法律只有真正的“顶天立地”，才能立定脚跟，树立起人民心中的敬畏。朗朗乾坤，大喝一声：“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法律不仅是一纸文告，而是代表着天心民意。
　　 所谓罪恶，乃刑法之源。然而“罪”的内涵包含了“恶”，恶的对面乃是善。无论是善是恶，并非法律本身所能决定，而是出自人类天然的情感，特别是长期历史沉淀中形成的民族精神。法不容情，是容不下汹汹涌动、遍地流淌的私情，但又不外乎人同此心、天下之公的人情。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程子说：“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法律真正的权威，来自人民内心的深处。法律之道，正在冷峻的无情与脉脉的有情之间。
　　 然而“人命关天”，很多时候，人类社会的各种价值在命案中激烈碰撞。杀人者和被杀者，一对刑事案件中的基本矛盾。无论生杀予夺，往往在价值的取舍之间，于是司法面临着激烈的冲突，身临重重的漩涡。死者也是人，往往是法律保护与社会同情的对象，倘若舆论普遍认为杀人者无罪，除非案情发生了偏差，一定是其触犯了民众内心的底线。人类崇尚生命，但总有比生命更高的价值。“士可杀不可辱”，一个通过母子之情放大的“辱”字，加上吃人的高利贷，以及对公权力的不信任，足以引爆国民的愤怒。先贤云：“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至于什么正当防卫，什么主观故意，什么无限防卫——法律的语言如何表达，法律的条文如何适用，法律的推理如何展开，诚然是个精密的司法技术过程，但倘若法律的论证违背了共同的人情事理，被会成为空中楼阁，甚至众矢之的。
　　 民族的情感、善恶的观念、是非的评判，需要法律的培植与呼应，两者互为因果，关乎国民精神。法律的创立与值守，不仅是一个冰冷的论理过程，也应是温情的人性关照；不仅是精密的学理展开，也要立足深厚的文化土壤。作为守卫在社会规则底线的刑法及其诉讼活动，更应主动应担负起惩恶与扬善的双重天职，让法律的立场与民众的观念良性互动。在近代以来法律移植与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法律体系的重建，这正是一门必做的功课。我们的法律，除了阐明当代学理，如何回应国风民俗？这个命题，就发生在命案漩涡的深处。
　　 在悠久的中华法律文化中，素来关注国民的思想情感，立足于社会的伦理观念。就在与我们奉为圭臬的罗马法同时代的汉代，董仲舒提出了“春秋决狱”的核心理念：“《春秋》之决狱也，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原心论罪”——根据内心的是非善恶，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是十恶不赦，还是情有可原？是死有余辜，还是旌表门闾？同样是命案，同样是杀人，有的是罪大恶极，有的却是感天动地！然而都是如此真切的存在于国民内心之中，无论是当事者还是旁观者。于欢的案子，所以引爆公众的愤怒，博得国民的同情，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的心头没有基督，我们的彼岸没有地狱、天堂，但我们的心头永远有是非善恶，也应该有礼义廉耻。法律从来不是一个孤立而封闭的规则系统，通过条条杠杠，果真便能网罗天下。必然从属于它所在的文化系统，为一个伟大文明担负起治安天下、经世济民的重担。在中国经典的法律文化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贞观政要》云：“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惩恶。”用今天的话说，培植核心价值观才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根本，法律规则，应当体现民族精神。然而，今天我们法律体系的建设，恐怕更多的来自外部文明的法律移植，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自信从缺失到觉醒的时代。体现在于欢案中，国民理直气壮的质问：辱母者为何不可杀？而法律的论证，只能在防卫过当、无限防卫之类的专业术语中展开。“人同此心”，似乎只能塞到法律的角落里，才能回应国民的关切。在司法流程中运作的审判者，也面临着公众舆论的审判。
　　 作为法律工作者，我无意指摘我们的法律，它是精密的逻辑，系统的规则。条分缕析，将天下万事纳入恢恢法网。但是，法律文化的成长，国民精神的培育，应当是一个与时代共同前行的话题。一百年前，展望中华文化与中国社会面临的大转折，梁启超先生曾经指出：“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得他的好处。”法律是什么，应该怎样？法律文化，通过生动的案情与我们息息相关。拿来主义固然痛快，但本土本乡，还是水土相服的为好。
　　 案情总是具体的案情。辱母怎么个辱法，高利贷怎么个高法，黑社会怎么个黑法，执法者怎么个执法——这一系列问题，应当回到具体案情，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么大的事情出了，或者追本溯源，或者落实责任，只要客观对待便好。这便是司法机关的责任田了，不相信他们、不依靠他们，靠谁呢？相信舆论监督到的地方，总会有阳光。民意是感性的，但只要合理引导，以理服人，相信也是通情达理的。
　　 二审结果，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