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当中发现自己看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关于农村的书籍。对于这方面的书籍我总觉得都有些套路化的感觉，多半都描述时下农村的现状，主题始终围绕在对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命运的思考和担忧，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困惑很多，但也仅仅停留在困惑的层面上。
　　 但即便如此，这些书籍还是很能感染人，因为作者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采用的也是非虚构的写法，而人之于生养的土地那份发自内心的情感是掺不得假的，所以，共鸣者很多。
　　 且不说我们的七亿农民，就是其余的六亿有多少是刚刚圈起裤管的？哪一个提到湿漉漉的乡村不是心生涟漪？
　　 梁鸿《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写得是自己的家乡，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写的也是自己的故乡，而刘亮程的散文也是接近写实的，还有诸如《最后的耍猴人》虽然走遍半个中国，但出发点还是农村，写的也还是最为真实的农村生活，包括阎连科的小说农村生活的印记也是很明显的。学者也好，作家也罢，只要笔端落在农村，尤其是故乡的农村，其写作之虔诚，情感之充沛还真是写城市所很难比拟的，二元性很明显。
　　 这次我看的这本《崖边报告》也是这样的内容这样的情感，年轻的作者几乎是全方位地描摹了自己的家乡，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除了阎海军的家乡和我的家乡几乎神似之外，我更为触动的是他对于农村未来模式的思考，尽管这个课题很大。
　　 我说的神似倒不是地形地貌的相似，而是农村的运行状态几乎雷同，书中一开始是醒目的贫穷，贫穷的结果是结婚难，光棍多，然后诸如人口外流，人口锐减，老人无人赡养，村级管理无序，教育和医疗陷入困局，农村安放不下所谓过剩的劳力，城市同样让她们无处存身，夹缝中的农村始终处于迁徙状态。这些是作者的家乡崖边，也是我所在的农村，更是众多的农村，他的代表性是广泛的，所以可以说，我们都是崖边人。
　　 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年轻人对于农村医疗问题的拷问还有对于整体出路的探讨。
　　 相对来说，无论是作者的家乡还是我们的家乡，经历了几十年商品化的洗礼，基本的生活问题应该解决了。尽管土地贫瘠不足以应承全部，但是通过走出去哪怕是从事最为繁重的体力活儿不至于沦为贫困的，现在的农村算是楼房林立，交通便利，发展的成果显而易见，不能不说是政府的作为体现。不过，如果我说，我们的成果也就仅限于此的话，似乎不算过分。
　　 过上了比以前好很多日子的老人们为什么会唉声叹气，因为他们不习惯于以家人的四处迁徙和整个农村的集体萎缩乃至于消亡为代价才换取这样的结果。那个厉姓老人反复说的一句话是现在的情形和二九年以及六0年相似，二九年村子遭遇特大的水灾导致人员逃难，六0是特殊的三年导致人口骤减，他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现在也会这样。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之前是被动，现在是主动外出，以前是为了能或活下去，现在是为了能活好，都待在土地上看起来是其乐融融，可是也只能算是“枝头抱香死”，没有未来的，田园里不仅仅是牧歌，不走出去可能吟唱的只能是挽歌，说是主动外出，也是一种被动。
　　 这个局面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因为目前看不到好的解决方案。
　　 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人们总是很轻巧地奚落我们总是喜欢存钱，却忽略了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没钱孩子上学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老了怎么办？教育、医疗、养老是压在农村人三根软肋，前总理温家宝说是三座大山，似乎只有通过挣钱存钱来稍作夯实了。
　　 教育问题很明显，伴随着农村的凋敝，农村学校迅速凋敝，农村学校消亡的速度其实早就超过农村本身消亡的速度了，家长在外务工，孩子带到外面很难就学，即便上了好的城市学校也很难融入里面，放在家里交给年迈的爷爷奶奶等同于散养，最终的选择多半是交给全寄宿的私立学校，需要的是不菲的学费；医疗也是挣钱的速度赶不上医疗的花费，随便一个小手术能花去你整年乃至于数年的劳动所得，需要的也是钱；养老就更简单了，子女都在外面打工，哪里来的孝顺？再说又有几个老人愿意低下头来主动找儿子媳妇养老的，只要给自己留点积蓄，目前，客观地说，自养自老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方式，依赖的还是平时的积累。
　　 乐观的学者喜欢从统计上的数据来罗列我们已经有多少人进入了中产阶级。姑且不论中产阶级原本就是个舶来品，用在我们这儿是否适应，但单单凭借那么点钱而撇开现代人尤其是农村内心的恐慌焦虑无信仰等等来说我们已经有很多人进入了中产阶级，恐怕认同的人不是很多。
　　 这样结局就是终于有一部分开始有钱了，但是这部分的人只能殚精竭虑地守望着钱。
　　 相对而言，医疗的冲击最大，不确定因素太多。
　　 政府还是做了很大努力的，也是我们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可是我们不能不说，至少从我个人的视野来看，医疗改革是失败的。
　　 因为医疗改革，政府将基层医院全部包了下来，所以看病与不看一个样，看病反倒有些风险，医患双方信任危机是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农村医疗几乎停止，转变为统计部门，病源全部集中到城市医院。城市医院成立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门庭若市，不托人不走关系不塞红包更别说没有钱了真是门儿都没有。真实的看病情形是你带着绝对充足的钱，小声小气地陪着小心，卑躬屈膝地塞着红包可能等个三五天可能仅仅只是为了看一个阑尾——五十年前在乡村卫生院就能搞定的事情，你说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你可能会说，不是有合作医疗吗？合作医疗的确能报销一部分，把乡村纳入医疗改革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假，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是事实，你报销一部分不假，我价格高一点，老百姓出的钱不还是那样多甚至更多。其次，医疗费报销是有范围的，医生开药则是自主的，他们拿着医药代表的回扣还会开范围之内的药品吗？即便是这样，报销的时候还是得看脸色找门子，哪些能报销哪些不能报销弹性很大的，有了弹性就有了腐败，从来如此，鲜有例外。
　　 我当然不是对于医生有意见，我是在设计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其实，作者在书中说了，我也从相关类似的书籍当中看到过不止一次，我们国家医疗的根本问题就是从来都是把百分之八十的资源用到了百分之二十的人身上，是制度性的残缺，小病在小医院里对付，大病到大医院，医生看病，医药分开，至于那么难吗？掏那么多钱实施合作医疗不见成效，实在是让人心痛。是资源分配的不科学导致了医生的污名化，教师情况也类似，不过，教师穷点儿，挤兑的人相对少一些。
　　 作者忽然怀念了赤脚医生时代。这个也是事实，我很小的时候，村里就有赤脚医生，背着个药箱走村串户，很羡慕也很崇敬，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兴许专业真的不是很过硬，但是他们解决了很多人畜的小病小灾以及防疫问题，况且，几乎不收钱。
　　 我记得那个时候，人们好像不怎么怕生病，我们肚子里生蛔虫能高兴好一阵儿，因为可以吃到宝塔糖，很甜的。现在的小孩只要感冒一次，五六百，吊瓶能挂好几天，怎么了？非要那样吗？
　　 看来，至少到目前为止，医疗依然是困顿于农村的第一个大问题。
　　 农村和城市应该有一种均衡，这种均衡一旦打破而我们又准备不足，在新的均衡到来之前，滋生的问题肯定会有很多很多，以上只是最为简要地罗列了几小点。崖边村也是一样，作者想到了有没有另外一种模式，不出去就待在农村难道就不能杀出一条血路？
　　 他想到了土地的回笼。
　　 大包干几乎是一步历史性的跨越让小岗村名扬海内外，但这个改革的图腾下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呢？真实的情况是一夜脱贫，至今未富。小岗村不仅仅曾经走在全国人民的前列，如今也涌现出了优秀的共产党员沈浩。通常的宣传口径是弘扬沈浩在村里的贡献，拉来了多少资金，和老百姓怎样的心贴心，老百姓三次挽留等等，更多的是侧重于品性上的礼赞，而另一个角度的沈浩却被淡化。其实是最不应该淡化的就是沈浩尝试着将集体的土地回笼，重新走集体化的道路。他的思考，他的勇敢尝试更加让人敬佩，我们既需要好人，更需要能人。
　　 沈浩是好人，更是能人。他反复去了河南南街村，那是一个一直走集体化道路的村落，至少从老百姓的生活上，老百姓的认同感上，过得比小岗好。好的就应该学，解放思想的年代，在为老百姓谋生活的宗旨下，没有多少条条框框的禁锢。他无奈过早地倒在了前行的路上，否则，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
　　 理性地看，包括南街村在内，怀疑声是一直不断的，即便是完全真实，像南街村那样的模式还是没有多少模仿性的，因为南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和他们的书记王宏斌个人有关，换来一个会不会那样真的很难说。同样沈浩自己也没有多少模仿性，因为不是每个行政村都是能在省财政厅拉到资金的，沈浩尝试着走一条长远的自己消化自己成长的路子正是他的清醒和他的闪光所在。
　　 把所有的土地集中在一起，然后规模经营，让所有的村民不需要四处奔走，安居乐业，我们的学校书声琅琅，我们的医院整洁肃静，老人们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让农村的肌体再次充盈起来，可能那才是最为理想的结果吧！
　　 如果我们的农村真是一道悬崖的话，我们有必要做的是努力寻找合适的梯子，不一定非要一模一样的。
　　 况且，不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