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时值2017年“清明”，小草将去年为父亲，母亲写的怀念文，一并传入，以示缅怀之情，两篇连续阅读，也具有连贯性——题记。
　　 写完“父亲的故事”后，我心里依然有种思绪萦绕心头。当夜深人静，辗转难眠时，母亲的面容就会涌进心间，瞬间泪水会顺着眼角流淌。
　　 掐指一算，母亲离开我已是四十四个年头了。再细细一揣摩，啊！当我打开文档，起笔写此文稿时，是这样的巧合，母亲离开我时，只有四十四岁！
　　 几十年来，那一幕幕、一件件，全藏在我心底深处的角落，不愿抖落出来。一旦想起来，心里是会痛。母亲走的那年，我还不满十八岁，也就是说，此生我做母亲的女儿，只有短暂的十八年！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与母亲在梦中相见。醒来思绪纷飞，如同春天的柳絮，飘啊飘，飘到了遥远的年代……
　　 我的母亲，一位普通的江南女子，姐妹兄弟四个，上有姐姐，下有兄弟小妹。我不知道，母亲多大时，外公离世的。只见到过一张老照片，是外婆与四个孩子的合影，那时小姨也就十岁左右了吧。在我成年后，外婆来陕一次闲聊中，说她嫁到外公家时，算是大户人家，但外公是怎么、啥时间去世的，外婆又是什么时间从婆家出来单过的，我没有问过，也没听大人们说过，因此一无所知。但却知道，外婆年轻轻的就守了寡，因此外婆带大母亲等几个孩子很不容易。
　　 母亲中等身材，双眼皮大眼睛，挺鼻梁，左边鼻翼下方有颗黑痣，却丝毫不影响她的漂亮。她文化低，是解放后在扫盲中识的字。但她能给父亲写信，能看书。母亲很聪明，心灵手巧，参加过缝纫班的短期学习，就成为一名合格的裁缝，无论做什么衣服，她都做的很好。我在这一点上的爱好，也来之母亲的熏陶。母亲性格开朗，对人实在，作为女性，不喜欢搬弄是非，很通情达理。生活中，细节上面也很懂规矩与人情世故，对外婆很是孝顺。对我小时候的教育也很严格，母亲挂在嘴上的一句俗语总是：人心要实，火心要空（烧柴火的炉膛），这为我的成长，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她对亲朋邻里也是真诚以待，特别是对自己认为的知己朋友，那更是掏心掏肺的实在厚道。这点人品，我依然继承着。但母亲最后的蒙冤，也正是吃亏在与朋友交往上。可以说，这是她人生中，为做个好人的一大败笔。
　　 小时候，母亲带着我，游走在陕西山区与江南省会城市之间生活。我记不清楚到底在父亲这边住过几次？但有个记忆至今特别清晰。那就是我入学前返回的那次，父亲把我们送上火车下去后，母亲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手捏手绢，含泪叮嘱父亲，并擦着泪水的镜头。我当时小不懂事，只知道又坐上火车要回老家了，特别的开心。可母亲的泪水也会感染我，当我看见父亲站在站台上，总是点头听着，不多说话，脸色凝重，我也就爬在窗户上看着、听着他们说话，泪水也会流出。那时，他们会用上海话交流，有的我可以听懂，有的则听不懂，那正是他们夫妻间离别之语。现在想起来，那场景有点凄楚。
　　 那时长江上没有大桥，下了火车要乘坐渡船。母亲很能干，独立性也强。我至今清晰的记得，最后那次离开父亲回老家时，母亲把行李集中到一块，在不脱离她的视线范围内，把小皮箱搬过去，让我跑过去看着，她再返回去拿另一件东西，就这样一点点的倒节节出了码头，有舅舅来接，再坐公交车顺利回到家中。正因为是这样的生存环境，母亲错过一些招工机会，所以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到了入学年龄后，母女才定居江南。那五年里，也因在大城市生活，光靠父亲寄回来的一点微薄工资，生活有时会出现拮据。所以母亲，在大院外面的小街道路边，摆过缝纫机，做点零活给予生活补贴。在我大一点时候，让外婆照顾我，母亲向居委会申请，通过政审，去当地有的部队，当过家庭保姆。1965年，母亲有了小弟，考虑到家中添口，父亲的工资依然那么多，为了一家团圆与缓解生计困难，母亲又带上我，再次迁居父亲的工作地定居。那一次的定居，改变了母亲与我的人生，这是全家人没有想到的。随着小弟的出生，母亲在老乡的帮助下，参加了镇上成立的“缝纫社”工作。后来国家的“大运动”也随之来临，我们家的灾难也接踵而来（这段历史，在“父亲的故事”中有过记叙）。
　　 在特殊年代初期，我的母亲也因遭到“知己朋友”的诬陷，惨遭迫害，不堪回首。最难忘的是：一年的秋天，我的小弟才两三岁，一次我参加学校组织的秋收活动去了，母亲的脖子上，被挂上用铁丝吊起的沉重“大木牌”，手里还牵着小弟，被街道组织进行“游街”示众。很多小娃娃，朝着母子俩扔东西，吐唾沫。小弟很小，什么都不懂，还为路两旁站了那么多看“热闹”的人而感到欣喜。那样的侮辱，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感知的。还有一次，在单位组织的“批斗”会上，母亲被单位报私愤的年轻女子，上去揪住头发，连骂带拔。那钻心的疼，胜过心里的疼。那样的凌辱，也是一般常人难以忍受的……母亲回来，只有小声哭泣着告诉我，顺手一捋，头发一撮撮地就捋了下来。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称为“黑五类”的人，只有忍，只有受着。不但大人饱受折磨，就连我，一个小学生，也经常被一些男女同学欺负，并以嘲笑、讥讽、挖苦与羞辱的语言诋毁。所以作为那样年龄的孩子，唯一的只有把委屈往肚里咽，回家给父母诉说、去哭……因此那样的岁月现在不敢去回忆。回忆一次，心里酸楚一次；悲痛的心，就象锥子戳了进去。
　　 1969年秋季，母亲被迫带上我与小弟，下放到农村。
　　 在农村的四年多，朴实的村民们，并没有受其影响，而是善良的对待着我们，使我们平安地生活了几年。可是长期的压抑与蒙冤，母亲积冤成疾，在第二年的秋天，得了不治之症，并与1972年的清明节前一周，撒手人寰。母亲走的时候，小弟才六岁多点。
　　 记得那年的节前，村里的老人都说：清明是个大节坎，你妈如果能挺过去就会没事，否则就要有所准备。父亲和我多么不希望去做那方面的准备呀。可是，母亲似乎感觉到了她生命的期限，还催着父亲为她准备。当父亲托村民叔叔买来材板时，她还硬撑着，在炕上从隔墙放“煤油灯”的小窗口，向院中张望了几眼。母亲是个明事理的人，知道家里为她看病已是债台高筑，交代父亲不要买好的材板。还不住地念叨着让匠人做活快点，谁知就在刚做好的第二天夜里，母亲就去了，她带着对外婆的孝念，带着对小弟的不舍，带着对我们的牵挂与对人世的眷念，永远的走了……
　　 四十四年来，我还清晰的记着母亲那消瘦的面庞，和离开我们的情景。当时，母亲不能言语了，我知道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弟，牵挂使她不能很快咽下那一口气，在炕上整整昏迷了一天一夜。村上的人都来看望，难过的直掉眼泪，声声叹气道：你妈是放心不下你弟呀！因此，这些情景每每想起来心如刀绞。
　　 那时家里没有什么钱为此而操办了。按母亲生前的交代，只给她做一身新漂白布内衣裤，其它均是以前的旧衣服。棺木是白木的，连墨汁都刷不起。做不起孝衫，只找了点白布，阿姨与大妈们，帮着给缝了两个孝帽子，再用点白布把鞋子包了一下。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母亲被安葬在村子后面的山根下。出殡那天，我与小弟，穿的是父亲旧的白衬衣……
　　 几十年来，我谨记母亲当年病重时，给我姐弟俩交代的话：妈死了，以后一定要用十块钱来“印”钱烧。我不知道，世间是否有阴阳两界？ 父母是在天堂吗？我曾听说，当烧纸时，那纸灰飘飘然向上升起时，就是亲人来取“钱”了。如果母亲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知道现在给她的“钱”，是他们那辈人没有见过的“百元”大钞，但他们真的可以收到吗？我知道，这只是中国几千年留下的孝道之一，也是生者向逝者表达的一种怀念罢了。
　　 几十年过去，每逢几个传统的冥节到来之前，我总能在梦中和双亲相见。这次与母亲相见在梦里，不能完全说是迷信的托梦之词，实为做女儿对母亲的深深思念。
　　 母亲啊，女儿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