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半惊坟
　　 大概是1976年左右，深秋之夜，零点以后，无月，天地之间像倒扣一口黑铁锅。北风像急了眼的一群土匪一样，嗷嗷狂叫，呼啸而来。我从厂里刚下了前夜班，独自一人，回家。
　　 工厂是化肥厂，生产尿素和氢氨。我是个锅炉工，亦工亦农合同工。亦工亦农，做工人的活儿，户口和粮食关系是农民，那时代的特殊身份。工厂在县城南郊，我家住在南关，厂里到家，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三里地左右，一条是田间小径，夹斜路，二里多。那时候家里穷，没自行车，上下班都是步行。贪近，走小路。
　　 小路的南边是大队林场，四周是杨柳树和槐树，作围墙，里面是果园，有桃园，苹果园，葡萄园，柿子园，还有一片软枣园。
　　 软枣园，当然长的都是软枣树。方圆五六亩，横竖成行，大多长得一人高，枝条弯弯曲曲的，像受尽了委屈，又不甘屈服，努着劲，向外伸张。树冠上披满卵形叶子，深秋酷霜一来，绿叶便焦黄黯淡，在秋风里，瑟瑟索索地摇摆。枝条上，叶丛里，星星点点，挂着枣子一样大小的果子，一开始淡黄，深秋里转为灰黑。
　　 软枣园南邻，就是我们生产队的地，上学期间，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秋天里，有一个多月的秋忙假，我就常在那里看庄稼，晚上就睡在田间的秫秸庵子里。大老远，看着淡黄转为灰黑的软枣很诱人，就跑过去，摘下来几颗，一吃，肉很薄，且酸而苦涩，“呸呸呸！”连吐几口，随手就扔了。
　　 那时候，每到果子熟的季节，其它果园里，经常有人去偷摘些果子吃，而这里，倒是无人光顾，一直到叶子落了，枝条上还挂着许多灰黑的软枣果子，稀稀落落，无人理睬。那片软枣园，也就异常地阒静寂寞，多少天都不见一个人影。
　　 下台的大队支书郑东林就在林场劳动，支书不能干了，倒学了一手嫁接果树的技术，冬闲时节，他就在软枣树的枝条上插扦了一些柿子树条，他告诉我，软枣树是嫁接柿子树用的，树干拳头粗细的时候，就可以嫁接柿子树的枝条，几年以后，就可以结柿子了。
　　 现在才知道，它的果子叫黑枣，也叫软枣，还叫牛奶柿，经过加工，是很上口的零食，甜而涩，而且也入药。那时候，见识短浅，随手就扔了，现在想来，有点儿可惜。
　　 我们这里都叫它“yuan”枣树，软，我们这里土话发音为“yuan”，几十年我都不知道它的准确读音和字形。后来当了老师，和一个见多识广的老教师探讨“yuan”究竟是哪个字，费了老大劲，也没弄出个子丑寅卯来。
　　 昨天，查《辞海》，无果。上网络，查百度百科，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从柿子树条目查出它的砧木是君迁子，从君迁子条目里查到它的别名叫软枣树。《本草纲目》上记载：“君迁之名，始见于左思《吴都赋》，而著其状于刘欣期《交州记》，名义莫详。软枣，其形似枣而软也。”又查左思《吴都赋》，翻来覆去地读，也没见到“君迁”或者“君迁子”，是我读书马虎，还是以讹传讹？不费这劲了，这么文雅的名字，去叫它，大概也只有左思这样的书虫。
　　 现在想来，却有些悲哀。有一个比我大近十岁的朋友的生命，就在这片园子里迁走了，迁到天堂去了。他能不能被称为君子，我不好说，但他起码是一个刚强的男人，他曾经是我少年时期的偶像，按现在的说法，我是他黏糊糊的粉丝。
　　 他的命运，真像那原生态的软枣果一样，满是辛酸苦涩！
　　 风越刮越猛，走到林场附近，高高低低的树随着猛烈的秋风嘶鸣，呜呜呜，屈死鬼一样哭嚎。我穿的薄，有些冷，就扣紧了上衣扣子，缩着身子，疾步往前走。
　　 猛的，前边小路的右侧有一个幢幢的影子，很像人的形状，上边还有几点白色的东西，它们一起，在秋风里，鬼鬼祟祟，摇摇摆摆。
　　 我知道，那是一片苹果园，和软枣园南北相向。他的坟墓就在那里，他在那里已经躺了三年了。他的三周年忌日刚过，忌日那天，我也到他的坟前去祭奠过。
　　 本来，临死前，他在软枣园给自己挖好了坟坑，但也许是地方风俗不允许，也许是他家里人不同意，他的尸体没有埋在那里。又因为没有成家就死了，也没有入老坟，就把他埋在离软枣园不远的苹果园。
　　 偌大的一个苹果园，孤零零的一个坟头，他真成了孤魂野鬼。
　　 那里，许多苹果树已经被砍走了，他的坟墓就愈发的孤单而显眼。白天里，从这过，我总不自禁的要扭头多看几眼。
　　 我不迷信，不相信什么显灵之说，也不自己吓自己，知道一定不是他的鬼魂现了身。
　　 但即使他显灵又怎么样？
　　 我相信，他是不会惊吓我的，他一定会笑眯眯地向我走过来，仰望星空，细细倾诉对于她的思恋。也许会和我一起嘻嘻哈哈的扒开灰烬，拣拾烤熟的的花生或红薯，急吼吼地塞进嘴里，香得嘴里呱嗒呱嗒响。也许就在静谧的长夜里，和着蟋蟀的低鸣，吹响横笛。也许他又会像活着时候一样，把我当成倾听的对象，向我倾倒生活的辛酸苦涩。
　　 曾记得，我们俩一起看花生地的时候。一天晚上，头上电闪雷鸣，闪电照得天地间一片惨白，又倏然沉入漆黑，“咔嚓嚓!轰隆隆！”雷声一阵响过一阵，暴雨“哗哗哗”，就像一个巨盆倾倒下来一样，在这样的天气里，我就孤零零一个人躺在秫秸庵子里，睁着两只眼睛，等待着他的到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闪电的光亮里，一个黑乎乎的身影堵住了秫秸庵门，是他回来了，人还没进秫秸庵，一纸包东西就塞进我的手里，“熟猪蹄儿，吃吧！”哎呀，那个香啊，似乎现在还在嘴里四处出溜。
　　 曾经和我这样熟悉而亲昵的人，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平静地走过去，要看个究竟。
　　 来到他的坟前，恍然大悟，那幢幢的影子，是他坟前的那棵柳树，三年了，虽然长得瘦弱而贫瘠，但毕竟已枝条依依，柳叶披拂。那白的，却是绑在树上的几朵白花，用手摸摸，布的，随着北风，凄凄哀哀的摆动。
　　 祭日那天没有这朵白花啊？谁会绑在这里呢？
　　 难道是她？
　　
　　 二、爹娘往事
　　 谁也没想到，他三周年忌日，在他的坟前，他的亲爹和亲娘竟然又碰了面，而且大吵大闹，战火纷飞。
　　 他刚死之后，过一七的时候，他的亲爹和亲娘曾在他的坟前相互攻讦，恶声相向。此后，为了避免再发生战争，也为了避免尴尬，俩人就有意回避。
　　 这一次，他亲爹本说不再回来，大概是骨肉亲情难舍，又临时决定回来，在大儿子三周年忌日的前一天傍晚，才匆匆回到家里。而他的亲娘早先打探到自己的前夫不回来，就在大儿子祭日这天来到坟前。就这样，两人不期而遇，一场战争在所难免。
　　 她亲娘一边趴在大儿子的坟前一边一把鼻涕一把泪，一边就絮叨着儿子命苦，絮叨着狠心人抛弃了全家和儿子，让儿子走上不归路。
　　 起初的时候，他亲爹碍于十几个人在场，脸色憋得铁青，也一声不吭。到后来，听他的亲娘絮絮叨叨，明里暗里都是责骂自己的意思，终于按捺不住，嘴唇哆嗦，颤抖着手指，指着自己的前妻，结结巴巴地大吼：“要......要不是.....你不要脸，......儿子会这样吗？”
　　 接着，当然就是一场双方都怒不可遏的语言冲突，在场的大人们好一番劝，才熄灭了战火。
　　 而他，依然静静地躺在坟墓里，默然无声。
　　 苹果园里苹果树被刨走了许多，留下许多凌乱的土坑，总让我想起他给自己刨的坟坑，不由自主的向南望，南边不远，就是软枣园。剩下的稀稀拉拉的苹果树，叶子大多已被秋风吹落，在地面上畏畏葸葸地随风翻滚。坟前的那棵孤柳，稀疏的柳条也已染黄，在秋风里，瑟瑟地飘摇。
　　 为了叙述方便，还是交代一下他和有关人员的姓名吧。他叫秦家栋，亲爹叫秦玉璋，亲娘叫孙春兰。
　　 秦家栋曾经劳改四年，他劳改期间，秦玉璋和孙春兰离了婚。
　　 父亲秦玉璋解放前就到了上海，投靠自己的叔父，在一家仪器厂做了工人。一个外地人，在上海娶媳妇本就难，秦玉璋又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穷工人，人还特憨实，一口家乡土话，多年不改，一张嘴就土了吧唧，看见女人就脸红，吞吞吐吐说不出话来，这样的一个“乡下佬”，想找一个吴侬软语嗲声嗲气的“阿拉”上海丫头做媳妇，更是难上加难。找来找去，一个毛头小伙子找成了剩男，也没找到一个上海丫头肯做自己媳妇。临近解放前六七年，将近三十时，不得已，回到老家，娶了一个乡下媳妇，就是孙春兰。
　　 孙春兰姿色六七分，奶子大屁股大，生育能力极强。结婚以后，第一年，就生了个胖大小子，取名秦家栋。这以后，秦玉璋每年春节前回老家，在家和老婆孩子亲热一个多月，就返回上海。结婚之后一两年，孙春兰也曾经到上海去过一两趟，终因住房太紧张，十分不方便，以后就再也没去过，只是俩人临离婚之前，不得已，去过一趟。就这样离多聚少，也一连串生了五个孩子，三男两女。
　　 结婚的时候，孙春兰感到很有面子。一个乡下姑娘，嫁给了一个上海工人，真是拣了一个天大的馅饼。那时候，在我们这里，在一般老百姓头脑中的印象，上海，和今天一般中国老百姓头脑中的华盛顿和纽约的印象相比，不知要神秘而令人向往多少倍。
　　 今天，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只要家里有电视，说不定，一打开，华盛顿和纽约就迫不及待地跳进你的眼帘。特别是“9.11”那一年，纽约的世贸中心，浓烟滚滚，眼看着仄仄歪歪地倒下；华盛顿的五角大楼，也被恐怖分子驾驶的飞机撞得支离破碎。那情景，几乎是每一天都要在电视里重演。和美国隔着半个地球的的咱中国老百姓，想不知道纽约和华盛顿什么样都不可能。
　　 那时候可就不行了，要知道，那可还是万恶的旧社会，老百姓还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我们这里的小县城里连电都没有，别说电视了。一般的乡下老百姓，不进城，就比鲁迅先生笔下的未庄还要闭塞。就是解放后，也只是从广播喇叭里听到“打倒美帝国主义”，说纽约和华盛顿到处是贫民窟，比咱们中国上海，那可是差得不止十万八千里了。究竟啥模样，鬼才知道！
　　 听秦玉璋说，上海是咱中国大城市中的老大哥，那里早就是“十里洋场”，豫园、大世界、黄浦滩高楼林立，霓虹闪耀，西装旗袍，大鼻子英国人，白净高挑的俄国妞儿，真是让人瞅得眼花都瞅不过来，那真是人间天堂啊!秦玉璋一边说，一边眼睛朝上，无限憧憬的样子。
　　 秦玉璋中等个，虽说不是虎背熊腰，也是肩宽腰圆，国字脸，浓眉大眼，用今天的话说，应该算是个帅哥。再加上毕竟在上海多年，举手投足，言谈话语，都不自觉流露出见过世面的几分成熟和稳重。
　　 孙春兰一边仰着脸，听自己的丈夫说话，一边沉醉在丈夫的气场中，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摸彩票摸了大奖，投股票投了绩优股。
　　 一直到一九六零年之前，秦家两口子都夫妻和谐，十分恩爱。不能说如胶似漆，也应该说是琴瑟和鸣。
　　 只要秦玉璋回到老家，两口子带着一群孩子去姥姥家，一个村子里的人都站在街头行注目礼，特别是和孙春兰年龄一般大小的妇女，只要和她见了面，都一连串的说：“你咋托生的？恁有福气！”一边说，一边眼里冒着烁烁的光，真不知是羡慕，还是嫉妒。
　　 一九五八年，全大队人都在集体食堂吃大伙，一开始，能吃饱喝足，混个肚儿圆。后来，连谷糠带野菜一起上，就开始饿肚子了。但我们这里的老百姓真正陷进饥饿的泥淖，是在一九五九年以后，而且越陷越深，直到一九六一年以后。大食堂解散了，家家户户又分不到粮食，大多家里夜无隔宿粮，大家都变成了饿死鬼托生的，个个腰弯了，腿细了，眼睛冒绿光了。只好老鼠钻墙头，各自找门道。一起乱钻，到处乱钻，连地下的老鼠，地上的蝲蛄，树上的树叶、树皮，天上的乌鸦麻雀，都进了无数饿死鬼的肚子。
　　 孙春兰和孩子的户口都在城里南关大队，也是农业户口，自然躲不过这一劫。起初的时候，孙春兰靠着丈夫每个月二三十块钱的接济，精打细算，一家人还过得去，越到后来，越是抓耳挠腮。到一斤胡萝卜一块多一斤的时候，孙春兰和五个孩子真是抓了瞎，一月二三十块钱，也就能买二三十斤胡萝卜，这日子还怎么过？
　　 那时候，人们被饥饿逼得绿了眼，在生产队里干活，只要是能抵挡饥饿的东西，不管是粮食，还是瓜果儿，只要有机会，只要能拿，许多妇女就都偷着掖着捎点儿回家，给孩子和老人顶顶饥荒。那时候，劳动妇女们大多穿对襟袄，而且用布条勒着裤腿，这就给捎带东西带来了方便。把对襟袄做得肥肥胖胖，里面装一些粮食，外人很难看出来；即使看出来，男人们也没法搜身。裤腿里装了粮食，裤腿扎紧，流不出来。反正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粮食会捎到家的，瓜果会捎到家的。即使失了手，被人抓住，挂黑牌子游街，也似乎并不算丢人。其实，大小生产队干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只是万不得已，才抓个倒霉蛋，给上面交下差。谁叫他们也有一家大小呢？说不定，他们的老婆也时不时的顺手捎带点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