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唐沽港外漆黑的海面上，临时驻泊着一艘大型游轮。这艘船大约是在子夜时分抵达天津外海的。按照惯例，等待天明后在港口引水员的引导下进港。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夏夜，渤海湾的夜色凝重而沉寂。硕大的游轮在茫茫的大海中形单影只，在波涛中起伏不定，仿佛一叶浮萍在水天中独自飘零。深褐色的海浪拍击着船身，发出了沉闷而又细碎的声响，听得久了，未免有些单调而乏味。时间已是丑时，船舷边上的游客已尽散去。空旷的甲板上寂静无声，只有我依然倚靠在船舷边，凝视着港口处标示航道的一座灯塔久久地出神儿。那灯塔的光芒在夜幕厚重的海空里忽明忽暗，闪烁不停，营造了一种神秘莫测的幻觉，让人充满遐想。此时，轻柔的海风拂过我的面颊。遥望着远处那座在黑暗中熠熠生辉的灯塔，我的心弦似乎受到了某种触动。那一刻，想起了母亲，以及她在世时常挂在嘴边的有关灯塔的故事，亦如海潮般在心底徐徐涌出。
　　 母亲的故乡叫灯塔。名字很奇特。我查了一下资料，偌大的中国，以灯塔为域名的，仅有此地。至于这个称谓的来历，大概与其域内某条河中矗立着航标灯塔有关。灯塔地处富饶的辽中大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人口近六十余万的县级市。而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还是个鲜为人知的小地方。这是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域内依山傍水，地势东高西低。东部是丘陵地带，是长白山余脉的自然延伸。近三分之二的土地为冲积平原。大小浑河，太子河及其支流北沙河、十里河、马峰河、戈西河等约二十条河流纵惯全境。年降雨量在六百毫米左右。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着“两山一水七分田”之美誉。我只是在不记事的年纪跟随母亲和哥哥姐姐回去过两次，自然也存不下些许印象。对母亲家乡的感知完全源于母亲的表述，零零散散地不成体系。
　　 母亲的娘家坐落在灯塔镇大黄金屯。其实屯子并不大，只有三十几户人家。屯子外面是十里河的支流小清河。小清河河水较浅，最深处不及人深。但河面开阔，水势平缓，波澜不惊地在屯子前蜿蜒流过。河水清澈见底，盛产鱼虾螃蟹。沿河两岸清纱叠翠，草木葱茏，沃野连绵不绝，是东北大地数得上的鱼米之乡。母亲的娘家家境殷实，鼎盛时期曾经拥有良田二百多垧，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大户人家。美中不足的是到了母亲这一辈，时逢乱世，家族人丁凋零。我的姥姥前后共生了六七个孩子，只有我母亲和她的哥哥两个孩子硕果仅存，其余的都夭折了。似乎是命中注定，隐隐预示家道中落的趋势不可避免。
　　 不过，母亲的童年还是幸福的。以至于若干年后，闲暇之时，面对偎在自己身边的我们，常常讲叙着自己经历的童年趣事。话语中充溢着自豪感和满足感，对童年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其中的一个场景定格在我的脑海，自今难忘：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 。炎热的暑气渐渐退去。河边柔软的沙滩上已经聚集了一群嬉戏的孩童。一弯新月升起来了。如水的月光直泻下来，给清清的河水镀上了一层碎银。整个河面上波光粼粼，流金溢彩，像是天上的银河在人间流淌。一个四岁左右的小女孩正全力以赴地与沙滩上的一只硕大的螃蟹斗法。小女孩大大的眼睛全神贯注，紧盯着螃蟹的一举一动。头顶上扎着的一绺朝天咎在月光下盈盈灵动，俏皮可爱。那只螃蟹似乎查觉到了眼前的危险。先是张牙舞爪地挥动着一对巨大的铁钳虚张声势，续而慌不择路地朝河边逃逸。小女孩全力一扑，两只胖嘟嘟的小手死死地按住了那只螃蟹，接着“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原来她的手指被螃蟹的铁钳钳住了。哭声惊动了周围的孩子们。女孩的哥哥，一个年龄稍大一些的男孩抢先跑过来。他一把拉起地上的女孩。那只作恶的螃蟹趁机松开铁钳，飞快地向河边的草丛里窜去。男孩手疾眼快，先是一脚踩住那只作恶的螃蟹。旋即用手熟练地钳住螃蟹的上盖，把它从沙地上提了起来。这只螃蟹在半空中虚张声势地挥舞着一双巨钳，口中不停地吐着白沫，似乎不甘心被人铺俘。男孩顺手在一旁的草丛里揪下一根马尾草。三下五除二将螃蟹捆扎牢实，把它作为战利品送给了妹妹。原本因疼痛加惊吓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妹妹，看到哥哥的礼物，神奇地立马止住了哭声。粉嘟嘟的小脸仰起来，破涕为笑，像一朵娇艳的带泪梨花......
　　 伪满洲国成立的第三年，也就是母亲五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姥爷突然病倒了，卧床不及半年便撒手人寰，时年三十六岁。关于他老人家的死因，母亲很少提及，大约是和日本人的一次下乡征粮有关。或许是受到了赤裸裸的武力恐吓，因惊骇而一卧不起。总之死得很突然，也很蹊跷。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男人就是顶梁柱。柱子倒了，家庭的天也就崩塌了。剩下的孤儿寡母既要操持着这么大的家业，还要应对伪满洲国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其艰难程度可想而之。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人加紧了对伪满洲国经济资源的掠夺，大米、小麦、大豆、高粱等农产品作为军事物资而被日本人牢牢控制。姥姥的家业也每况日下，到最后不得不靠变卖田产来度日。大户人家尚且如此，一般的农户家庭只怕早已是食不果腹，度日如年了。母亲依稀记得，在当年，偶然半夜醒来，总是看见姥姥睡卧的炕头前，有一只小小的红火球在黑暗中忽明忽暗。伴随着呛人的烟味，还有轻轻的叹息声。她知道那是姥姥在黑暗中盘坐在炕头上，一锅又一锅地吸着烟袋，应是为家族生计发愁而夜不能寐。
　　 母亲七岁那年，姥姥决定送她去辽阳城读书，寄住在母亲的大伯家。母亲的大伯在辽阳城里开了一间杂货铺子。他的三女儿比母亲大半岁，两个女孩正好搭伴上了辽阳国立小学。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俗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在家业日益衰落的情况下，能够节衣缩食送女儿外出读书，足见姥姥的英明与远见。或许这是姥姥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最正确的抉择，我的母亲因此而终生受益。
　　 舅舅取了媳妇后，姥姥因操劳过度而体力渐渐不支，常常卧病在床。家业便归舅舅来打理。头两年舅舅还算努力，家业操持得尽心尽力。可惜时局动荡，这种努力几乎是徒劳的。天灾人祸、匪患横行，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又在东北大地上捉对厮杀，母亲的家乡也成了战场。常年的战火使这个富庶的鱼米之乡变成了人间地狱。灯塔镇的乡亲们为了躲避战乱，大部分背井离乡，投亲靠友，土地成片地撂荒，屯子里十室九空。姥姥家的生活也是每况愈下。年轻的舅舅不久就失去了信心和耐性，索性破罐子破摔，置家业妻儿老小于不顾，整日里游手好闲，酗酒打牌。又染上了吸食白面的恶习，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终究是烂泥扶不上墙头，没几年就把家产折腾掉了大半。姥姥无奈，只好拖着病体重新掌管家业。但舅舅吸毒耍赌的花销就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隔三差五总有债主拿着舅舅写下的欠条上门讨债，让姥姥心力交瘁。只能贱卖田产家财，疲于应对。
　　 母亲国立中学毕业后，家里已经无力再供她继续读书了。后经人介绍在沈阳市电话电报局电话交换台谋了个职位，开始了自立的生活。母亲一生最引以为荣的，除了她的子女，就是她所接受的教育。在老一辈东北人的眼中，国立中学的教育资历是很有分量的，而拥有“国高”学历的女生在当时并不多。母亲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识简谱，还有一定的水墨丹青功底，全赖于在“国高”读书时打下的坚实基础。沈阳解放前夕，母亲成了家，并把姥姥接到沈阳家中，为她治病和颐养天年。
　　 灯塔地区解放的时候，舅舅家仅剩下了薄田两亩和三间摇摇欲坠的柴房。这个在灯塔镇曾经荣耀与显赫一时的家族，已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彻底地败落了。要是没有母亲的鼎力相助，舅舅家恐怕连生计都维持不下去了。此时此景正好应了那句古语：穷不过五服，富不过三代！
　　 中国的先哲老子有句至理名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拜新社会的福，舅舅虽然败了家却因此而转了运。解放初期土改的时候，他的成分被定为中农而不是地主。从而使家族成员避开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实属万幸。他本人则被灯塔镇政府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一年后回家时整个人都变了个模样。身体康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于他有一手赶马车的技术，便被安排到镇供销社跑运输。有了固定的工作和工资，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常往返于沈阳、辽阳之间，与我们家人见面的机会自然多了起来。他虽然成功戒掉了毒瘾，但贪杯的陋习却屡屡不改。每次来我们家，吃好喝好之后，母亲都会从拮据的生活费中挤出一些钱来，让他补贴家用。姥姥也再三的叮嘱他不能拿这些钱下馆子喝酒吃独食，每次他都唯唯诺诺，一迭声地答应得十分痛快。实际上妹妹给的钱究竟是补贴了家用还是酒肉穿肠过，只有天知晓。
　　 虽说舅舅身上遗留着一些旧社会的陋习，但对于自己的外甥外甥女们还是很疼爱的。每次到沈阳来，总会带一些自家种的红枣花生地瓜之类的土特产，让馋猫似的我们大饱口福。食物的引诱使孩提时代的我们对舅舅的期盼如同久旱逢甘霖。记得那一时期，只要听见街口的马蹄声响，无论是在家中写作业的还是在院子里玩耍的我们，都会一窝蜂地跑出去，前呼后拥地把舅舅像帝王般的迎进家门。要知道，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城里人的生活还是很清贫的。一日三餐，不是玉米面窝头就是大碴子粥，小葱蘸酱和咸菜疙瘩是雷打不动的佐餐主菜，那时能喂饱肚子就已经很知足了。所以舅舅带来的东西虽然不多，也上不得台面，在当时却是稀罕之物。总能刺激我们的味蕾，丰富我们的口味，增加我们的营养。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出生的人们 一定会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在经历过大炼钢铁和大办食堂的狂热之后，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突然发现家里的粮食不够了。由于物资奇缺，食物供应的大幅减少，忍饥挨饿的现实时刻威胁着城里的每个家庭。我父母当时的月薪合计接近百元，也算是中等收入水平了。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生活水准较以前直线下降。这种通货膨胀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打个比方说，当时商店里出售的一种由玉米面、豆面、白面三合一混搭制作的蛋糕，售价竟然高达八元一斤；一听两斤装的全牛牌铁桶奶粉，价格卖到了一个中等技工月收入的三分之一，让一般中低收入家庭望而却步。如何吃饱肚子，是城里人每天醒来都必须面临的最头疼，最棘手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社会上频传饿死人的各种信息，弄得人心惶惶。在家里的饭桌上，以前每顿饭的主食——玉米面窝头不见了。就餐的次数也由之前的一日三餐改为两餐，顿顿都是杂面菜糊糊。而且这种菜糊糊越来越稀，上面的油花儿越来越少，菜的添加量越来越多。刚吃完饭时肚皮撑得圆溜鼓胀，撒上两泡尿，肚子又瘪了，压根儿不抗饿。看到家里人日渐消瘦，母亲也是整日里长吁短叹。她先是把姥姥送回了老家。因为农村的情况总要比城里好一些，办法也多一些，不至于让年迈的姥姥挨饿。有一天她偶然发现我父亲的两腿有些浮肿，于是每天晚饭特意给我父亲蒸两个鸡蛋大小的杂面窝头，以增加营养补充体力。但是父亲自己舍不得吃，因为他看到身边的儿女们眼巴巴地盯着那两个小窝头直咽口水。于是默默无声地把窝头掰成小块，让我们分而食之。母亲则在一旁悄悄地抹眼泪。直至今日，姊妹之间相聚之时，每每回忆至此，总是感慨万千。
　　 有一天，大约是星期日。父亲与同事们从郊区搞回来一手拉车白菜帮子，各家分了些。那天母亲用玉米面和白菜叶做了满满一大锅菜糊糊，黏黏的，稠稠的，油星也比往常多了许多。全家人痛痛快快地饱餐了一顿 ，吃的十分香甜。饭后，母亲与父亲商量，灯塔老家那里开始夏收了，打算利用暑假把孩子们送回老家吃几天饱饭。这个决定让我们姊妹欢呼雀跃。过了一两天，舅舅如约赶着大车来了，把兴高采烈的我们接回了老家。
　　 这是我第一次去灯塔老家，哥哥姐姐之前都曾回去过，那年我刚满三岁。我们家姊妹五个。老大是大哥，接着是二姐三姐，我排行老四，底下还有一个弟弟。那次回老家的是我们姊妹四个，五弟尚在襁褓之中，离不开母亲。我年纪尚小，对这次返乡之旅已无印象，整个过程也是后来听哥哥姐姐讲述的。坐着马车到灯塔镇时天快擦黑了。舅舅家的房子是典型的东北式三合院，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走进院子，舅妈和我的两个表兄迎了出来。表兄见到我们十分亲热，舅妈的笑容则有些勉强。
　　 关于舅妈，这里要略表几句。据母亲讲，舅妈嫁给舅舅时是周边十里八屯数得上的俊俏媳妇。舅舅年轻时的放荡不羁让她受了不少委屈，吃了很多苦。同为女人，母亲和舅妈一样感同身受，姑嫂二人关系特别好，情同亲姐妹。在家里，舅舅与舅妈如有龃龉，不论事情缘由，谁对谁错，母亲总是站在舅妈一边，决不允许舅舅欺负舅妈。对于我的两个表兄，母亲也视同己出，我们有的，表兄一样不少，甚至比我们的还要好。不过据我观察，舅妈对母亲的敬畏似乎更多一些。这种敬畏的根源大约源于舅舅。舅舅对自己唯一的胞妹向来是百依百顺。不是兄长的有意谦让，而是对妹妹自强自立的性格和作风由衷的认同。舅妈平日里寡言少语，有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儿。每年入冬前，舅妈都要来我家住上十天半月，把我们去年穿过的棉衣裤拆洗干净，布料重新浆过，棉花重新弹过。那些旧的物件经过她的巧手拼拼剪剪，竟然能给我们每人做上一身簇新的棉袄。那手工和款式几乎和沈阳中街秋林大商场里卖的棉服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