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身朝我来的那条山道望去，心莫名地搐动了两下。
　　 这是一条太行山中屡见不鲜的乡村山道，仅比山肚子上被人踩踏出的野径稍宽一点，可走太行山区特有的独牛独驾的笨重铁轮车。站在最高处向下望，路取斜线落下去，起起伏伏，左盘右旋，像一条灰色的丝带在风中飘拂。可无论风刮得有多大多猛，都不会将它一风卷去。它上边的一头，被压在有公路通过的山梁上，下边的一头，拴牢在房舍散乱的村头的山脚下。有这条带子的连接，我那小村子便和外面的世界有了各种各样的牵扯，人和被劳役的牲畜等活物，都被它拖来拽去。
　　 刚有了朦胧意识的时候，我便睁大一双对什么都感新奇却又战战兢兢的眼睛，打量这条从山顶飘下来的灰带子。带子的那头通向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只感到它向前延伸的每一步，都充满诡诈，凶险暗伏。从它的上边跑出去，就会让我失去母亲、奶奶这些大人们的庇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那一次，我却与奶奶踏上这条灰带子，到邻村的二姑家里去。斑驳跳跃的记忆里，是路两侧新奇的山坡风景，花草那么葱笼鲜美，蚂蚱在路面蹦跳，蝴蝶飞来舞去。一只野兔蓦然蹿出，三蹦两跳就没了踪影。使劲捣鼓着两只小脚往前走的奶奶突然站住了，拽住我的胳膊一把将我拉到她身后，睁大两眼惊恐地朝路的上方张望。我抱着奶奶的腿，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看见一只苍灰色的“大狗”虎坐在坡顶，一双竖着的眼睛直勾勾地朝我们打量。须臾，“大狗”站起身，慢慢向我们走来。奶奶对我说，你眼好，看看它的尾巴是竖着，还是朝下耷拉着？我告诉奶奶，它的尾巴耷拉着，像把扫帚，又直又硬。奶奶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拽着我扭身就往回走，边走边回头张望，攥得我的手生疼。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害怕，问奶奶为啥不去二姑家了。奶奶说不去了，回去！返到村口第一户人家时，惊魂甫定的奶奶和这家年龄相仿的“奶奶”说，在坡上遇到了“狼”，吓死人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抽象、具象叠合地知道了“狼”这种东西，知道了它是足以能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的灾星。
　　 这条灰带子曾经像拉开的弓弦一样把我弹射出去。那是因为父亲曾是一个军人，转业到太原钢铁公司设在太谷县的医院工作，并把母亲、我、大妹带去做吃商品粮的“家属”。现在想来我或许不是个凡品，有着对很小时候的清晰记忆和超出同龄儿童的理解力。我清楚记得穿着开裆裤时的好多事儿；记得学校老师领着十多个学生到我家来“慰问军属”，他们刚走，我竟然也能依葫芦画瓢像他们一样立正，背起手唱“嗨哩哩啦啦嗨哩哩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记得昏暗的早晨大伯用绳子把我拴在毛驴上，送母亲和我、妹妹到高岭上的公路去乘长途汽车到父亲那里去；记得父亲给我买回一块石板教我写我的乳名，第二天早上再测验我时，我一笔不错写出来，父亲喜不自禁地对母亲说：“这小东西，还行！”这些事，都发生在我上幼儿园之前。到小学三年级，小人书已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我竟然能看懂父亲速成初中语文课本里的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岳飞枪挑小梁王、鲁达拳打镇关西、聊斋白话故事蟋蟀、鲁迅小说铸剑等，并可以绘声绘色讲给玩伴们听。我第一次写的作文，被老师当堂宣读。可在困难时期国家工作人员大压缩中，不在下放名单上的父亲却执意要求下放返乡。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他所在单位因取消单位建制并入百里外的太原总公司，在大饥荒头上，父亲怕我们留在太谷都饿死了。于是我又被这条灰色带子拽回大山皱褶里的家乡，由工人子弟变为农民子弟，注定了我一生命运将艰难多舛。
　　 在村里读完小学，必须通过灰带子的其中一截，到邻村读寄宿制的高小，以后又到十五里外的一个古镇读初中。那时，饥饿是常态，勿论糠菜，不舍瓜果，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地想法子塞饱肚子。于是每个周末从学校回家时，几个同学以比往学校走时快一倍的速度，从这条带子上匆匆赶回，直扑家中。我知道，扳着手指头数日子的母亲，会一如既往在火台后面给我留一碗热饭，好安抚住我像安装了一台小钢磨一样快速消化的肚子。高小一毕业，六个同村同学中的四个便留在了灰带子的这头，被终年钉死在黄土地里。以后再碰到他们时，看见他们被毒日头晒得黝黑的脸上，于木讷、迟钝中露出一闪而逝羞怯。他们与我很生分，简单打个招呼，匆匆离开。望着他们还年少的背影，我窥见自己以后的人生样式，一阵悲凉蓦然袭上心头。
　　 或许就在这个时候，我心里便深深埋下了叛逆的种子，密谋着有朝一日从这条灰带子上逃逸出去，去寻找属于我的世界。可这条灰色带子要拘羁我的欲望非常强烈，我初中一毕业，便不容分说将我绑缚回来。我像那几个小学同学一样，开始在太行山背景的舞台上扮演一个农民的角色。偶然也从灰带子上走出村子，不是担着嘎吱嘎吱痛苦呻吟的担子，就是赶着铁轮牛车，车轴与木质的吊轴摩擦，发出吱呱吱呱的尖锐噪音，像鞭子一样抽打我的神经。
　　 这是一个崇尚气力与汗水的地方，不看好谁肚里多装了点墨水。你说你多上了几天学能说会写，你说你识得简谱还会摆弄几样乐器，会打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有用吗，能让地里多打出几斤粮食，多换些劳动日工分吗？提不得枪上不得马，就是怂包软蛋一个，连村里土得掉渣的姑娘都不肯多看你一眼。我不得不下决心尽快适应村里的水土，在脱皮掉肉的打磨中，将自己变成一个气力型、勤劳型的农民，好树起在村里做人的脸面，也换来必须仰仗的劳动日工分和相应利益。
　　 其实这时候我只有十六岁，刚踩住青春的起跑线。可回村第二天，父亲便将一条扁担交到我手上。在这抬脚不上山坡就下沟的山村里，扁担是农具之王。锄锄刨刨的抬手活，多属于妇女劳力和老年人，青壮年劳力一年四季都被压在一条扁担下。这是条刚硬与韧性兼备的槐木扁担，是命运之神施给我的魔咒，从此死死缠定了我。我的肩膀不让扁担绑在我的肩膀上，扁担偏要绑在我的肩膀上。最后，扁担成功地劫持了我，将它绑在我的肩膀上。
　　 我又与小学时那几个小学同学厮混在一起。他们因我的加入丢掉了先前的自卑，获得心理平衡，反而有先我入道的优越感，有资格嘲笑我挺不直腰杆挥汗如雨的狼狈相。我暗暗咬紧牙关，追赶与他们的差距。以前我是学习功课、考取学校的优胜者，现在也不能落于人后，评工分时，哪怕一天比他们少评五厘工，也是一种耻辱。
　　 可这需要付出许多透支性的气力与汗水，经历肩膀从红肿、泛血、结痂，最后变成死皮硬肉的熬磨。身体各个部位，也经历着从疼痛到不疼痛的反复锤炼。于是，经年累月除饥饿之外就一个感觉，累！常常不由自主就羡慕那些四条腿的畜生。它们虽是食草的畜类，也是被劳役的对象，却远比我尊贵得多。使役它们的人，非但打不得（最少不能打出伤痕来），拉车上坡还得给它们推坡，下坡帮它们戗车“坐坡”。你不帮忙也行，可一旦飞了车，轻者摧了牲口的腿，重者摔死牲口，不但会被大额度扣工分，弄不好还会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牲口是生产队的宝贝，不光村干部疼着宠着，还因为实行了下户喂养，饲养户更关注它们的身上是否被打出了伤痕，是否出汗很多。农闲时，这些畜生可以一整天一整天歇着，做一个站着入定或者卧地闭眼反刍的禅者。即便农忙时节，它们也只在早上与上午出工，下午便可以在树荫下参禅悟道。而我作为一个高贵的人，不仅一天到晚不是被扁担压着，就是黄土垄上千万次地重复简单、机械的锄刨动作。不由便仰天长叹，咋就没生成一个长着四条腿的畜生，偏偏披了张人皮？
　　 除了羡慕那些牲口，就是急切地盼望下雨，而且是那种一下就是好几天的连阴雨。只有在这样天气里，才能躲开沉重的体力劳动，在大白天里心安理得地睡懒觉，而且吃了不耐饥的饭食后接着再睡。我不起，就不起，皇帝老儿来了也不起。只有这种时候，我父亲才不会像平常那样吼我。他也希望他的儿子有这样的歇息机会。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可身处这北方干旱山区，下雨的天气一年里难得有几次。阵雨是不行的，即便在为避雨而奔跑的路上被浇成了落汤鸡，雨点一住，队长就会扯着嗓子像狼嚎一样催促上工。被淋得湿淋淋的衣服，只能靠高强度劳动产生的热量烘干，或者等到下工回家后再换。冬天下了雪是不能睡懒觉的，扫开路也得将猪圈牛圈羊圈的粪担往地里。记得那年的冬天好冷，寒流来袭的早上，猪圈里的猪被冻得吱哇吱哇乱叫，蜷曲在树枝上的麻雀因被冻僵“噗噔”、“噗噔”落地死去。可我在定额趟数驱赶的荷担疾走中，竟然冒出一身汗。歇息的时候真要命，汗水一落，冷得瑟瑟发抖。不由就要求罢歇，重新挑起担子，在奔走中使身体升温，将寒冷驱走。我甚至盼望着自己能生点啥病，或者受点不轻不重的伤，好借此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劳累到极点的身体。
　　 疲劳，是整个村庄的。痛苦，却是我一个人的。村庄的人，早已麻木，甘心情愿做土地、铁木工具和劳动日工分忠实的奴仆。吃饱饭穿暖衣，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我成为一个更加坚定的叛逆者，千方百计想挣脱那条灰色带子对我的捆绑，远远逃离村子。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个好的农民，而是一个有野心、不安分的人。或许我压根就不该去读书，去认识外面的世界，或者既然读了书、接触了外面的世界，就不该压在扁担下，拴在牛尾上。我得想我的出路，找到我想要的世界。我终于争取到上边分配村里的一个名额，去了公社的磺矿做了下井工。我知道这只是心理倾斜下的慌不择路，换取的劳动日工分依然是在生产队结算，我依然被出村的那条灰带子捆绑着。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奔新目标而去，从摆弄庄稼的地面，一头折腾进阎王地府般的磺矿坑道里去。
　　 头顶一盏电石的矿灯，架着一辆带壳的平车，游走在大山深腹黑暗幽邃的井巷里，我竟然一点也没感到陌生。这是我小时候看西游记便熟悉了的画面，与孙猴子大闹地府的那个阴森瘆人场景没多大差别。只是地府里没有两壁疏密不等支撑着的坑木，没有灯光一照就满眼星星眨眼般闪烁的细密煤尘。那伙掘巷挖矿和拉车出矿的伙计们，尽管星期三往后就开始老婆不离嘴，荤腥话顺口溜淌，焦躁不安地盼着星期六回家上演鹊桥会，回来后疲沓得连眼睛都睁不动，可对矿井里的异常响动表现出特殊的敏感。窑龄稍长点的人，听觉比狗耳朵还要灵，能从细微的声响中判断出即将发生的危险，躲开好多不测。但地层下的事，谁也难以百分之百预测出危险，排除突然降临的灾难。
　　 多年以后，我特别理解遭遇矿难被堵在井下那些人的处境。矿井下的三维空间，东西南北和上下的六个面，只有一个面是生路，那就是步井的进出口。塌方、透水、瓦斯爆炸等事故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把人堵死在里边，大喘着气就被活埋、淹死或烧死。磺矿的坑下还多着一种矿难，即磺矿碎渣与煤粉一接触，就会因化学反应而自燃，有毒的烟雾会迅速装满井巷，使人在极短的时间里窒息死亡。而煤层就在磺层上面，是顶棚，溃塌和落下煤粉就像老天必然要下雨下雪一样。至于“落碜”，更多得像家常便饭（说塌方、掉石块，是下窑人的忌讳）。“碜”者，饭食里偶尔混入的小尘粒是也，说得多么轻巧。可是和我一起进矿下井的一个邻村年轻伙伴，就是我眼睁睁看着被落下的“碜”砸残了腰脊，成为永远不能站立起的高位截瘫者。我到医院看望他时，已知后果的他失神的眼睛里喷射着绝望的寒光，像狼嚎一般嗷嗷地哭吼。还有一个和我一直相伴上下“水胡同”的伙伴，人敦敦实实，一笑便露两颗很耐看的小虎牙。可一次并不太大的塌方，便将他捂在下边。等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挖出来，人已不行了。于是我每每驾着平车走向那孔步井黑洞洞的窑口时，老感觉我在迈进阎王殿的大门，走入老虎大张着的嘴里，心里不由就掠过一阵惊悚。我没有小时候碰见狼那次胆大了，我害怕大山的这张血盆大口连骨头渣都不吐便把我吞掉。
　　 在磺矿干活六个月头上的一天早晨，我的大妹突然出现在磺矿的场院，在一群刚出井脸上都像涂了墨汁的人中，硬是没辨认出我来，却给我带来一个属于人生重大转折的惊喜。
　　 我做了一名半补贴半挣工分的民办教师，终于带着渗入肌髓永远洗不净的煤尘和浑身的硫磺味，走出了那座危机四伏的磺矿。
　　 我从村里那条灰带子走出去时，明显感觉到，那几个小学同学朝我投来嫉妒与沮丧混合的复杂眼光。
　　 十多年后，靠苦打苦拼被选拔到县报社工作的我，用一辆破卡车拉了妻子、孩子，以及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从家乡那条灰带子上飘逸而出，在县城安了家。我终于挣脱了家乡那条灰色带子对我的绑缚，成为一个成功的叛逃者。再后，家乡这条灰色的带子尽管拓宽并铺设了水泥，可以错开两辆对开的汽车，可除了清明上坟这些必须的行程之外，我从其上走过的机会越来越少。灰色带子对我已然鞭长莫及，再无羁绊我的可能。
　　 可活见鬼了，我却不可救药地思念起藏在大山皱褶里的小村来，鼻孔里常常泛上小时候闻惯了的黄土味、青草味、汗腥味、陈年草木腐殖质味、牛粪驴粪和羊屎味。脑子里也常常顽固地充斥着一个词汇：“回归”！我梦想着退休后返回村子，于每天一早一晚间背剪着双手，在这条灰带子或支岔的山道上随意溜达，遇见村里的熟人就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说说天气变化和旱涝收成，唠唠种庄稼过日子的各种事。然后，溜上村子对面山坡上的小松林，再到山脊上的石头阵里，以及青草茵茵的平坦山脊，或走或坐或大吼大唱或缄口不语，在悠然自得的状态中，与山野间的一切静物与鸟兽蚁虫对语，禅悟大山与人生的禅机。
　　 原来，家乡的这条灰色带子，依然像施了魔法一样，仍然紧紧捆绑拖拽着我的心。或许，它就是家乡连接着我身心的脐带，我永远挣不脱它与我的血缘牵连。从前的叛逃，不曾后悔；今日的皈依，当是定数。置身在家乡奶香四溢的怀抱里，才能圆满了我今生的一个轮回。当年，它对我是严苛了一点，严苛得近乎冷酷。可这就像一个穷家里养成吝啬性格，脾气有点苛刻乖张的娘亲，我无法责怪她，更没有理由推拒她。
　　 可忽然发现，我回不到村里来了。大时代的原因，村里人都移居县城了，包括我上小学时的那几个同学。村子里只剩下一些鳏寡老残和打光棍的人，徜徉间到处是空空荡荡的院落，荒草恣意生长，一副濒死之态。我的家乡命悬一线，朝不保夕。
　　 我的身后，只有来路，没有了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