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生，一头长发，像顶黑色的帐篷盖在他的双肩；头发已经盖着了眼睛，像女同学留的“妹妹头”。真的，不管从正面看还是背面看，左面看还是右面看，都觉得他像女生。中学生行为规范中，对学生发型衣着是有规定的，而且也推荐了标准的男女生发型。家里要求他剪，他不愿意。要剪？可以，那就不读书。于是，家长被他降服了。班主任老师让他剪，不剪，你能把我咋的？他想调换座位，班主任老师说，可以，但是你的头发必须符合学生的规范发型。“老师，我剪成XX同学那样的行不行？”“不行！你到学校公告栏去看看，这同学的发型是不是符合标准的。”
　　 这个学生很聪明，知道谈判，而且知道家长和老师的软肋，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些问题是不能商量，也没有商量余地的。
　　 家长迫于溺爱，迫于对孩子生命安全的忌讳，不会强逼孩子；老师，迫于网络上越来越厉害的学生校园安全事故的炒作，迫于事故出现之后首当其冲的处分，也不会去强逼学生；教师说了，指出了这种发型或者服饰的不规范，他的责任也就尽到了。但是，在社会中，是不是所有行为都可以得到迁就，都可以在威胁中实现自己的愿望？
　　 《中学生守则》《中学生行为规范》不是班级制定的，不是学校制定的，是具有国家性质的规章制度，对学生而言，他就具有法律的性质。法律在制定或者修改阶段，是需要商量的，而且要进行社会民意调查，这个阶段，越多的人参与到“商量”中来越好。它的制定是在保护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也是在限制和规范所有人的行为。一旦进行到了实施阶段，那就没有商量余地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服从，就是不能违反。比如，以前中国的法律规定“疑罪从有”，后来是“疑罪从无”，以前“疑罪”被判刑的，你就没法享受到后来疑罪从无的待遇。因为，在疑罪从无写进法律之前，我们谁也没法改变“疑罪从有”的法律规定，只有服从。
　　 我不知道像上面那个长发男生一样的学生还有多少。在他们的理念中，把一种“错误”——男生留长发——当作了美，把法律的规定放在了脑后，起码在我看来，他们只有“自我”，而没有法律，没有规章制度。学生时代，是未成年人，享受着每个方面的迁就和溺爱，很多规章制度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一纸空文，因为，没有专门的执法机构来执行。如果这种法制观念继续淡薄或者没有，到了社会之后，是什么结果？
　　 就着装而言，社会职业都有自己的要求，公务员、医生、警察、商场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都有统一的要求。我们走进这些场所，看到的都是一种规范，所有的职员都不可能像这个学生一样——我行我素，谁奈我何？所以，在职场，面对职业的规章制度，我们也是没有商量余地的。那个时候，职员的选择就是，要么按单位要求着装，要么离开这个单位。所以，像前文那个学生一样不听家长的，不听老师的，你还有本事让一个单位听你一个人的吗？除非你是这个单位的“皇帝”，你在制定规章制度，或者你在制定法律。如果你真的成了这个单位的“皇帝”，你可能比普通“臣民”更没有了自由。你这种我行我素、不守章法的行为，自然成为所有“臣民”的榜样，你管理“臣民”的依据是什么？你取信“臣民”的依据又是什么？你可以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可以开除很多人，但是，你绝对留不住好“臣民”，你这“皇帝”还能当几天？你的“帝国”还能存在多久？
　　 所以，面对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执行，我们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如果每个人都去商量，面对侵略战争，有几人上战场？我们不亡国吗？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商量，面对暴力和动乱，有几个警察愿意上去？那我们的安宁还有吗？谁不珍惜生命？军人和警察也是人。我们的军人和警察之所以不商量，而是接到命令就往前冲，不仅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职责，还有他们知道在法律和命令面前，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学生的商量行为是很多的，这些行为甚至一度得到了不少家长和教育家们的支持。比如，长时间地玩手机，长时间地看电视，长时间上网吧。这些行为对身体、好的行为习惯的形成和完成学业任务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不少学生面对家务，也是商量，是讨价还价。洗碗？可以，多少钱一顿；洗衣服，拖地，可以，给钱；学习努力，可以，考上多少分，给我买个手机，给我买双品牌鞋子。这些事情也可以商量？也可以谈判？一些家长说，怎么不可以？给公司打工不是还有奖励吗？单位上班不是还有考核，然后有奖惩吗？听到这些说法，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问一下：家务活就只能父母做，只能爷爷奶奶做，孩子可以不做吗？孩子做家务可以给钱，请问父母做家务、爷爷奶奶做家务，谁给钱？学习努力不是孩子的责任和义务吗？孩子需要的手机到手了，然后，他们干什么呢？孩子需要的名牌鞋子到脚了，然后的状况是什么呢？他们学习的动力再也没有了。父母骂也没用，气也没用了。孩子们不知道，难道我们家长也不知道吗？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是孩子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培养他们动手动脑能力，培养他们谋生能力的有效手段，一个懂事明理、对人生负责又有规划的孩子，都是会主动去做，而且会以做好为荣的。学习是一个人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国家用法律保证每个孩子和公民的学习权力，这是为什么？学习是孩子的权力，也是责任和义务。做家务，完成学业任务，这是可以商量的吗？
　　 这就说到任务问题了。不少学校，没有专门的环卫职工，都是把清洁卫生任务分到班级，分到小组。轮到这个组的时候，就是这个组的所有成员应该完成的任务，面对这些任务，可以商量吗？这里可以不做吗？那里可以不扫吗？我可以不参加吗？清洁卫生是这样，课间锻炼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些学生总是以各种理由不参加，他们忘记了课间锻炼也是一堂课，也是学生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不容商量的。
　　 经历过职场的人都清楚，每个单位都有任务，你要么完成任务得到奖励，要么你不完成任务接受惩罚，甚至被单位淘汰。如果你在职场不甘心做一个普通职员，而想提升，谋得“一官半职”，那更没有商量余地，你不仅要完成任务，而且要完成得非常出色；不只一次完成，一次出色，而且要“一直”出色。累不累？累。相信任何一个单位，都不欢迎面对任务讨价还价的人。可以商量，可以谈判，可以讨价还价的，只有面对一个团队与另一个团队的利益竞争之时才可以。你说单位专制也好，霸道也好，都没有用，这就是现实。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当老板，都渴望自己的企业“芝麻开花节节高”，都渴望自己的企业“飞黄腾达”，如果你的每个员工，面对你给的任务都“讨价还价”，这企业还怎么成其为“企业”？
　　 所以，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教师，应该教学生明白，面对任务，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是欢迎商量的，因为商量机会越多，就越完善，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但是，任务的执行阶段，只有努力去做，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这个阶段，可以商量执行任务的方法，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或者发现了这个任务可能出现的危害，这是可以商量的；商量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而不是不做。
　　 说到任务，然后就是责任问题了。遵守纪律，维护每个同学的课堂学习权力，不仅是老师的责任，也是每个同学的责任，这是不容商量的。但是，面对不少经常上课说话的同学，家长的说法是让孩子慢慢改。错就错在这个“慢慢”上，孩子在家长的“慢慢改中”，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也不把同学的利益放在心上，上课也就越来越放肆。班级要处罚学生，比如罚抄小字，晚上受罚学生睡觉晚了，家长很心疼，立刻打电话给老师求情，少写一点，甚至直接指责老师方法不当。于是，这些学生更加变本加厉了，一个学生得到了家长的庇护，两个学生跟着来，于是，没有老师再敢处罚学生了。一些“狡猾”的教师，就带着小麦风给学生比声音大小了。面对责任，面对不承担责任的行为，不是学生在给老师商量，而是家长在原谅孩子，在用“商量”的方式，抵制老师的处罚。他们不是不明白，老师的处罚是在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纪律不允许商量，对自己需要承担的纪律责任、维护自己权利和他人权利的责任不应当商量。他们是在心疼孩子，这种心疼加剧了孩子的自私心，加剧了孩子的放肆行为。
　　 不少学生，与同学打架了，与同学一起做了违反班级校规的事情了，损坏了同学的东西或者学校班级的东西了，上课说话了，抄袭作业了，考试作弊了……他们往往不是找自己的错误，承担自己犯错的责任，而是指责别人：是某某同学让我做的，是某某同学喊我去的……这是他们最常用的借口。更为严重的是，在证据面前他们也不认账，我就是不认，看老师能奈我何？真的坚强到了极致。这样的学生，最终伤害的是谁？
　　 俗语说，慈母多败子。俗语中的母“慈”，就是一种无原则的迁就溺爱，无原则的放纵袒护孩子的坏习惯。比如孩子违反了纪律，做了伤害他人利益的事情，家长往往说是某某人带坏了他的孩子，而不是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不是教育孩子敢于承担，努力改正。
　　 在学校生活中，学生没有建立起承担责任的观念，没有培养起敢于承担责任的行为习惯，他们成人了，又怎么去承担起家庭责任？更不要说去承担社会责任了。不赡养老人，甚至驱赶老人、毒打老人的青壮年，没有吗？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原因是什么？
　　 需要通过商量来处理的事情不少，但是，不能商量的事情也有很多。作为家长和学生，必须让孩子明白这一点，并在孩子的成长中，引导孩子去认识，哪些事情可以商量，哪些事情不能商量。在不容商量的事情上，不给孩子商量的权力和机会，不给孩子躲避和逃的机会。我们提倡家庭和学校教育环境的民主性，但是，是不是每件事都应该民主？是不是在现实社会环境中的任何时候都能给孩子民主？民主的具体体现是什么？那就是商量。什么该商量？什么不能商量？上文的论述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教会孩子面对法律、任务、责任等问题时，明白可以商量的环节，是谋划的阶段，商量的目的是为了做得更好，而不是在执行的阶段，通过商量来逃避。这个时候的商量，是原谅自己的违纪和不承担行为，是为了让自己既要违犯纪律、不完成任务、不承担责任，又要不受到社会舆论、单位制度、国家法律的谴责和惩罚。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教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总得有一个大的原则问题——学生守则和学生行为规范，算是一个具有法律性质的大原则。教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关系到孩子、家庭、国家幸福的大事，家长和教师们应该深刻思考，切实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来。当然，更需要家长和教师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这样才能减少家校之间的教育矛盾，达到教育行为和目的的一致，获得最佳的教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