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权、民生，概括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体系。玩味其中，民之族、民之权、民之生，对应着中华文明的整体、国体、本体。直到民国的肇建、共和的奠基，其中一以贯之的，无非一个民字。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民为本、人本主义，乃中华文明卓异于其他文明的精髓。孙中山先生总结的新“三纲”，提纲挈领，涵盖着现代中国的经国之常。在文明演进的转折点上，像一座崇高的灯塔，树立于苍茫的海天之间。
　　
　　 中国道路与中华道统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二千多年前，当雄才大略、横空出世的汉武大帝，广求天下贤才策问古今治道的时候，一代鸿儒董仲舒脱颖而出，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前此数百年，同样在文化深处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荀子，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途秽则塞，危塞则亡。”中国文化所谓道，不是对彼岸的终极追求，而是为人类天性量体裁衣，为国家民族奠定道路，让文明之光火尽薪传。
　　 百年国步，问道百年。“扛什么旗，走什么路”，国家道路的选择，由来是决定民族兴衰最根本的问题。沧海横流之际，泥沙俱下之时。一百多年过去，孙中山先生的身影，似乎在时光的尘埃中已经模糊。当我们凝眸仰望，原来他就在身边——我们正走在他和他的时代开辟的道路上：从救亡图存到伟大复兴，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中国梦，便是在“振兴中华”的心力下，代代前行。
　　 行得通的才叫路，适合人的才叫道，时光是最好的筛子，历史是最公正的审判者。当它可大可久、不可舍弃，成为一个民族赖以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也便是中国文化中所谓的“道统”。“我的思想，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孙中山先生明确以为己任。从辛亥革命百年到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胡锦涛、习近平两任国家元首，在纪念大会上郑重宣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在民族复兴、重树自信的当下，这条路正越走越宽。
　　 此时、此地、此人。“时代造就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又影响时代”。一百五十年前，当晚清浊乱之世，孙中山先生诞生在广东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改良的思想、太平天国的历史，吹荡在这方土地上，启发着其中的先觉者。这方天涯海角的土地，远离清朝统治的腹地，直面南洋，交通中外。在近代文明掀起的全球化大潮中，更容易开天下风气之先。
　　 遥望那段历史，孙中山先生和康有为、梁启超先生，这些中华文明转折点上的领袖人物，都诞生于此。他们在深厚的传统氛围中诞生，又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与政治道路：康梁选择了科举入仕，甲午国难之际，迅速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他们力争和平改良，避免革命破坏。在梁启超先生的著作里，我分明看到了他对时势的哀痛，对文化的自信，对百年国步的洞察；孙中山先生抱不羁之才，远渡重洋，融入华侨社会，接受了系统的新式教育。他学贯中西，洞察西方发达社会，深入民生、熟悉实业，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我想不同的人生轨迹，同样影响着伟人思想的成长。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大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改良终究未能挽回旧时代衰竭的气运，在历史的进程中，成为昨日黄花；最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缔造了共和，开辟了未来。以民为本，仁爱为怀，民族、民权、民生，无疑抓住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历史的进程中，涵盖着不同的时代主题，成为中国社会与中华文明现代化的纲领，成为留给我们的永恒财富。
　　
　　 民族主义与文化复兴
　　 我最初向组织靠拢，便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感召。哪怕还没有研究过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这种博大的爱，原本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之中。一旦唤醒，便是磅礴的力量。回顾辛亥革命，正是一句“振兴中华”，沸腾了无数革命志士的热血；而激励孙中山先生奋斗终生的，同样是一句“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无非民族主义的体现。一种思想，所以成为共同的信仰，一定原本存在于族群的灵魂之中，所谓“初无待外烁者也”。先觉者的使命，便是使其觉醒。孟子云：“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如果仅凭一种外在的学说，哪怕再高明，终难栖守人心。
　　 民族危亡之秋，孙中山先生指出：“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在百年国步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从辛亥革命，直到我们在抗战中诞生的国歌，正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号召，铸起了血肉长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当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无非民族主义的时代篇章。回顾世纪征程，我们赖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统一战线，同样出于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爱国精神。
　　 纵观百年国史，从民族独立到民族融合，从救亡图存到伟大复兴，民族主义不仅是三民主义的起点，也是开辟现代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基础。民族主义必然包含了爱国精神，但它不仅根植于共同的血脉与历史，更是根植于共同的文化，也就包含了文化复兴的命题。文化，乃灵魂之事，有灵魂才有生命。在民族主义的弘扬中，孙中山先生提出“恢复我一切国粹，”“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要唤醒他”。其中，从四维八德到修齐治平，看似寥寥数字，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承载着中华道统。我们的心头没有上帝，倘若现代中国的变革，到了无礼不义、鲜廉寡耻的地步，何以为国？孙中山先生说：“有道德始有国家”。转眼百年，当我们走到歧途的尽头，才弥觉珍贵。
　　 老子云：“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为复命。”荀子云：“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只有本性的回归、历史的积淀，才是未来不竭的源泉。孙中山先生说：“发扬我固有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趋于世界。”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与文化复兴，乃中华民族自立自信自强的根基。十八大以来，传统文化终于从式微走向复兴，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振奋人心的讲话，文化复兴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时代主题。
　　 百年风云，渡尽劫波。经历了现代化淬炼的中华文化，终将在断裂中前行。“民族主义是世界大同的基础，”日出东方，为人类贡献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
　　
　　 民权主义与共和之路
　　 国体由帝制而共和，民权主义极大改变了中国文明的整体面貌。晚清已降，中华文明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奇变”，最终在烈火中淬炼了共和。孙中山先生的贡献，不仅在于领导辛亥革命和一系列斗争，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国体，更在于开启民智，使主权在民的现代观念深入人心。在这个过程中，民权的思想固然是“向西天取经”的过程，但更是对中华文化的扬弃。“政治制度没有飞来峰”，天下之重，倘若脱离本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不可能落地生根。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几千年来，《礼记》中的尧舜时代，始终寄托着中华民族政治理想的彼岸。在现实的政治层面中，《汉书》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理想和现实，乃夸父逐日的故事，演绎着时空的差距，成为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方面。国体更张之际，孙中山先生继承了天下大同的理想，“共和政治乃政体之极则，”但古典中国并没有现代民主制度的遗产可以继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治文明的改弦更张，势必存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借鉴；在全球化的时代，新大陆的崛起、俄国的十月革命，势必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历史进程。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和以党治国等思想，体现了对这些文明成果与外来经验的借鉴，在历史进程的深处，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政治面貌。
　　 在中西借鉴的关系上，孙中山先生指出：“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即便在那个山河破碎的时代，也没有动摇孙中山先生对中国政治文明的文化自信。他尖锐指出：由于国情的不同，必然存在制度的不同，如果对西方文化及其政治文明“一味的盲从符合”，“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对于前行的步骤，则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综合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立足国情、不脱离历史的发展进程，成为国家道路选择的共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
　　 面对现实的政治生活，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国、统一战线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实的政治进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大加强了革命力量。在他晚年，国民党的改组，军队的建设，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条件。北伐的成功，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指出：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奋斗精神，是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未竞事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荀子云：“法者，治之端也。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六韬》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共和国体建立在皇权崩塌的基础之上，如何避免一盘散沙，统一全国力量，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从中国政党实践乃至整个历史的教训来看，无论一党专政还是朋党相争，都足以酿成国家崩溃的惨祸。对此，孙中山先生主张以党治国，但反对一党专政。巩固执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参政党的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和人才汇聚作用，仍是现代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
　　
　　 民生主义与以民为本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中内容极为丰富的部分，所谓国计民生，指向了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根本。当国家百废待兴、重回正轨之际，孙中山先生当初的“空想”，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惊人的验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基础建设、发达交通，发达资本、节制资本——这一系列纲领，使中国经济高速腾飞，力图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分配，在避免私人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同时，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和创造力。这段历史，使我不由想起了《淮南子》的一句话：“故圣人先忤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忤。”眼皮子底下的热闹，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哪怕正确的道路，在洪水滔天的时代也无路可走。
　　 作为思想家、革命家，发展实业而非权谋倾覆，才是孙中山先生最为关注的问题。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便迫不及待的从事于铁路建设，直到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仍是和平、奋斗——只有如此，才能救中国。一战结束后，孙中山先生迅速着手宏大的实业计划：“盖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以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只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上，孙中山先生主张“发展之权操之在我”，但始终坚持中外合作，互利共赢。历史证明，任何形式的闭关锁国，只能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不冲突不对抗，利益调和、共同发展的中国智慧，正在发扬光大。
　　 “建设乃革命唯一之目的”。但自古以来，每一次政权的更迭都会造成长期的动乱，往往招致外寇乘虚而入。终民国一代，正是民族危机总爆发的时代，几乎没有建设的机会。《三略》云：“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六韬》云：“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则皆同其害，然则皆有启之，无有闭之也。”只有定天下才能平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民心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最终中国共产党人倚靠人民完成了统一大业，建设中国的伟大使命，交给了今天的共和国。
　　 民生主义的思想，包含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题，直接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民本精神。其根本之处在于，以人的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尺度。孙中山先生指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进步……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回过头来看，这些论断，毋宁说是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
　　 调和与民生，乃中国文化的精髓。《周易》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庸》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国民财富的积累上，荀子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俨然成为民生思想的经典表达。我想，一个思想所以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在于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符合人类的需要，从而可大可久、坦荡可行。当它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基因，成为民族道统的一部分，也便成就了不朽。
　　 最近的报告会上，一位来自南京的优秀党员饱含深情的说：“哪怕还有一个人研究孙中山思想，我也会坚持到底。”赢得了与会同仁的热烈掌声。我想，不妨补上半句话：“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正在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昂扬的自信。但哪怕还有一个人在研究孙中山思想，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因为，这里有民革事业的根和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