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总觉得自己出生的小山村和工作的石家庄是生命的两个端点。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里，父母总是一脸的骄傲神色，逢人就说我到了“好处”，也就是万事顺心的富贵之地。他们完全不知道从走出山沟到立足城市需要付出多少艰辛。我在不同的行业间辗转，尝尽酸甜苦辣，这些事情只能偷偷消化。直到后来进入一家通迅公司，才算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我白天忙工作，晚上去附近的夜市上摆摊，只为回家时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生活优渥的人，多给家里些钱。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父亲打来电话让我给他找工作时，心里还是禁不住升起了一丝犹豫。村里像他这个年纪的人已散落在不同的城市。他为了自己热爱的电工工作，一再留守。却没预料到电工岗位调整，被迫下岗。有着30年工龄的父亲像一只被漏电打伤的燕子，在电线与陆地之间无所适从。所以，我只能答应，并且迅速把摆摊卖剩下的货物转手他人，用最好的状态迎接父亲的到来。
　　
　　 一
　　 来石家庄之前，父亲在山下的蘑菇厂上班，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月只有600块工资。为了省钱，他从家里拿菜、拿面，恨不得把钱串到肋骨上。可过日子、亲戚家红白喜事哪个不得用钱。再说，我那个弟媳不让弟弟外出打工，一旦看不到钱，马上就摔东西回娘家……生活处处都在张嘴。再这样下去，父亲的心里怕也要长蘑菇了。我每天在报纸和网络上细致搜索招聘启事，又四处打听，终于看到一个玻璃厂在招工，简单咨询之后，对那里充满了期待。
　　 两天后的夜里，父亲到了石家庄北站。他拎着大包小包从栅栏门里出来，把大包给一旁的陌生男人。对方一再道谢。父亲这一生出门的次数不多，算上当年送我去上学，这是第二次。他兴奋地跟我描述着火车上的见闻。
　　 走进破旧的老楼里，父亲的步调放慢了。尽管他在极力掩饰，我还是看出了那种无法掩盖的惊讶。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家人面前隐瞒和美化自己的生活，让他们觉得城市是多么美好，女儿是多么地幸运。他看到真相时心理上自然有落差。可父亲不知道，我是换过十几个地方，才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的，在我看来，它已经非常好了。
　　 父亲一边坐在沙发上唠叨打车太贵，一边从口袋里掏东西。那几个苹果是我家树上结的；石头饼，是母亲为他做的干粮；还有一把核桃，一包粘糕……他把这些吃食放满桌子，让我吃。接着，又掏出自己的证件。这三张证件简直就是他人生的刻度。高中毕业证上的他，面庞消瘦、青涩，还没有岁月踩踏过的痕迹；电工证上的他因为有了自己喜爱的工作显出了自信，开始发福；二代身份证是为了出远门新办理的，他也未曾预料到，在知天命的年纪，还要外出打工，目光里蓄满了迷茫。
　　 第二天起床，他四处检修。不一会儿功夫，台灯、热水壶……许多原本打算扔掉的东西重新派上了用场。父亲修理的不只是电器，还有我漂泊的心境，他按下那些按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像电器一样，注入了新能量。这个临时的居所顿时有了居家的味道。
　　 父亲把自己收拾得像个退休干部。弟弟婚前在这里打工时用过的自行车还在。我家是山区，自行车是用不上的。但父亲上高中时还是学会了骑车。这个技能只可当作谈资，一旦真实施，他就心虚了。我看他笨拙地跨过横梁，腿哆哆嗦嗦，小心地驱动车子，我们就上路了。父亲好像声控的机器人，一路上全凭我的指挥。那段路不算近，走了一半，他就说，以后上班，干脆步行。又说，他以前去煤矿上班，都是走着的。我知道，那时，天不亮他就头顶着矿灯出了门，天黑透了才回来。路上要花好几个钟头。从煤矿回来的他像个黑兽，几盆水端进端出之后，才从黑兽里幻化出来。有次，这只黑兽脸上竟然淌着血，两只黑手掌也满是鲜红，好像生吃了什么活物一般。母亲吓得尖叫，端来水为他清洗。最后确定：那伤口就在鼻梁上。别人受点伤恨不得倒在煤矿上。父亲倒好，硬是没吱声。幸好那口子不太大。母亲帮他清洗时绕着伤口走。一块煤黑就像琥珀里的小昆虫一样，长在了父亲的肉里，成为他窝囊的证据，成为诟病。年幼不懂事的我也曾用同样的眼光注视过他。
　　 那家玻璃厂在几座高楼之间。穿过有些破旧的院子，是一个空旷的大厅，两个比父亲小不了多少的男人正抬着一块玻璃。我们的身影映在玻璃上边，好像是这影子过于沉重，压得他们弯腰驼背似的，那两个人缓慢地挪动着步子。父亲边走边看他们，紧走几步撵上我，悄悄说，这活儿，我干得了。
　　 在大厅北边的隔板后边，我们找到办公室，一个黑胖的中年女人正在接电话，“活儿不累，你来看看吧。”这话几天前对我说过。她用滚圆的手指示意父亲坐在办公桌对面的大木椅上。那把木椅非常简朴，与办公桌隔着一段距离，让人想到审讯犯罪嫌疑人的现场。父亲很不自在，不住回过头看我。
　　 女人接完电话说，这活儿全凭一股子力气，搬一块玻璃三块钱，你跟谁合作，就跟谁分钱。我问福利和权益保障的问题。她撇嘴一笑，点起一支烟。这儿没那些讲究，大部分人一个月都能领个两三千的。她让我们想想。
　　 走出办公室，一胖一瘦两个工人正在墙角搬玻璃。胖工人干活前先往手掌上啐口吐沫。瘦工人不吱声。两个人蹲下去，齐声高喊“起”，只见瘦工人脸上的青筋马上暴胀。父亲忍不住想搭把手。瘦工人却摇头说，不用。他们吃力地抬起这块巨大的玻璃，要把它送到几十米外的一辆卡车上。返回时，接住父亲发的烟，夹到了耳朵后边。瘦工人说，这活不好干，玻璃易碎，碎上这么一大块，几天都白干。父亲向他们讨教搬玻璃的诀窍，恨不得当即留下来。走出厂房后，他在我的指引下才认出费劲骑来的那辆车子，嘴里又说，这活不难。
　　 父亲是体面的人，我带他去粥铺吃饭，当时安静地吃粥吃菜，回到出租屋却感叹起来，一份粥竟然5块！一盘菜20多！得搬多少块玻璃！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搬运工了，完全没想到我会反对。我不想他像胖工人和瘦工人那样，面对无数透明而沉重的玻璃和玻璃的破碎。父亲不会反抗。身为长子，他听命于父母，一直是家庭利益的牺牲品。娶妻之后，大多事情也都是我母亲做主。父亲是一棵树，风霜雨雪来了，都努力接住。面对我的态度，他只反问，不就是力气活吗？但我一坚持，他也不说什么了。
　　
　　 二
　　 看见路边修鞋人穿针引线，父亲说这活他能干；路过一个工地，他也仰起脖子看上边忙碌的微小的身影，说，这活也可以试试……他羡慕所有忙碌的人，甚至也买求职报刊，在上边勾勾画画，寻找目标。我给他钱，总是好半天才伸手。晚饭后，他会认真地给我报账，并把剩下的钱放在显眼的地方。
　　 在城市里没有手机怎么行？我找个旧手机给父亲用。这是他第一次拥有一部手机，新奇地按来按去。我说，单位给报销话费，想给谁打就打吧。他把自己的小电话本拿来翻了一遍，却一个也没拨电话出去。
　　 父亲太想工作了。如果可以选择，他最想做的事儿是电工。听说有家网吧在招电工。我们赶紧跑去问。对方一听父亲是农村人，立刻换上一副鄙夷不屑的神色，用充满疑虑与挑剔的眼神在他身上扫来扫去，活像审视一个贼。因为上任电工就是农村的，晚上把电脑偷出去卖，等他们发现，人早就没影了。所以，他们招的电工必须是城市户口。我一下来了无名火，急口辩解道：一个农村人偷了东西，就断定所有农村人是贼？老板出来说，如果真心想来，就交2000块钱押金。父亲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好像他真参与了偷盗似的。找份工作，还须搭上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的尊严，这让我和父亲倍受打击。我替他选择了离开。可找不到工作，又让他很沮丧。
　　 在出租屋里，他是给我洗衣、做饭的父亲；出了那间小屋，他就变成了我的孩子。他站在家乡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窄桥上，不敢通行。还有那么多新奇的问题，等着我解答。而许多事情是我曾经好奇过，却从来不敢开口问别人最终习以为常的东西。在自卑的心灵面前，好奇是一种巨大的缺陷。哪怕我表现出不耐烦，他也丝毫不察觉，依旧追问着“为什么”。
　　 父亲一个人坐在灯下的二手沙发上看我换鞋，他成为灯光里人形的黑洞。我心里猛地一揪，说，跟我去吧，一起去聚餐。他好像一直在等这句话，急忙站直了身子。朋友们让他点菜，他执意不肯。他说家乡话，大家猜。起初还不好意思，后来发现这群姑娘并无恶意，渐渐放松了。她们围着他叫“爸爸”的时候，他的脸好一阵红。
　　 走出饭店，有股清冽的气息扑面而来，是春天的味道。父亲把我准备打车的手压下去，建议步行回家。那天，跟父亲一起穿过冒着植物香的大街小巷，忽然觉得独自闯荡十年练就的硬壳瞬间被软化，破壳而出的是一个满心甜蜜的小女孩。
　　 爸，你该早点来。我说。
　　 早来，还不是一样拖累你。他说。
　　 几天后，朋友娴来了电话，说她母亲工作的那家钢管厂在招人，让父亲去看看。我特地请了假，陪父亲面试。因为路途太远，我们坐公交车去。转了趟车，到达终点站时，娴已经在路口等着。走过一条泥泞的小土路，拐弯，视野便开阔起来。娴领我们走进一个大院，只见院子中央堆满了各种形状的钢管，一旁还有些生了锈的专用器具。正前方是个大车间，一股子怪味飘出来。推开侧边的小门，看见一个捂得严严实实的工人正在地炉前跳来跳去。他要把那些烧制好的钢管从火里扒拉出来，还要把一些制好的钢管坯子放进火里。这里边闷热得厉害，让人喘不过气。我们都捂紧口鼻。
　　 娴的母亲从西南角的一扇门里走出来。她戴着口罩，只露两只眼睛，我从那两只眼睛里分辨着她与娴相貌上的联系。她大声说，干这活挣得最多，但也最辛苦。父亲平时怕热，吃顿饭都能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不断冒热气。娴的母亲领我们去另一个车间，进院之后一直缠绕在耳边嗡隆隆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几个戴着口罩的工人，每人操控一台打磨机，身边堆着两小堆不同样式的钢管。他们朝着娴的母亲点头示意，手里的活一直没停。
　　 父亲决定做打磨工。入职手续很简单，办公室的人复印了身份证，记录了手机号，第二天就可以上班。父亲开心极了，一直在评价那些钢管。什么都有啊！他说。
　　 父亲决定住在厂子里。宿舍在厂院对面，是一排矮房子。门前堆放着各种垃圾。有两间房子开着门，一家有小孩猫着身子往外看，另一家的饭香正伴着油烟飘出来。分给父亲的那间房子还比不上我家牛圈，墙砌得歪歪斜斜，一扇钉着白色塑料布的窗户也小得可怜。屋子里没有床，用砖石垒了个窄炕，上边有只露了洞的袜子。地上到处是上个住户留下的生活垃圾。父亲把我轰出去，独自在里边打扫。
　　 邻居家的男人端着饭碗在门口站着。父亲把那堆垃圾推出来，琢磨如何处理的时候，他用筷子指指前方说，就扫那儿吧。父亲迟疑了片刻，才让它们归入到垃圾堆。吃饭的人看着走远了跺脚震落鞋上尘土的父亲说，你们是讲究人，不该来这里打工。
　　 我拿了报纸往砖炕上铺。砖缝里几只潮虫正在四处游荡，它们发现我，急忙藏到砖底下去了。这样的地方自然免不了各种虫子，我又不能把炕给拆了，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铺。原本大小合适的单人褥子和床单，竟然悬下一截子来，这炕实在是太窄了。我把窗边的砖头盖上一层报纸，放水杯什么的。父亲去外边找到几段树枝，插进墙里，用来挂包和毛巾。之后，我见识了他们所谓的厕所。那里除了遮羞的围墙什么都没有。满地粪便和皱巴巴的卫生纸、卫生巾顿时具备了神奇的功效，我强烈的生理需求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接着，我又跑了趟小卖部，回来递给父亲一支小手电筒，提醒他晚上去厕所时，千万小心。
　　 临走时，我往父亲口袋里塞了五百块钱。他却抽出三张还给我，说钱多了容易丢。接着，他走出大门送我，我跨过路上的臭水坑，回过头看见，他还在原地站着。我向他晃了晃手机，他摸摸自己的口袋，点了点头。
　　 父亲千里迢迢投奔我，我却带他去了一个条件如此艰苦的地方，母亲知道后会有多失望？后来跟母亲通话，才知道父亲跟她讲新工作很好，他处处满意。我忽然觉得人一旦远离故土，就自动拥有了粉饰生活的本领，像父亲这么老实的人也不例外。
　　 下班后，我一边打扫他煮剩下的挂面，一边想他在做什么。在那间幽暗的屋子里，父亲吃东西时，那些微小的潮虫或许就在啃食他从指间遗落的碎渣。我记得小时候，他就喜欢端了海碗在门口吃面，有时是馒头就大葱，他故意撒下一些细面条或者馒头屑，让小蚂蚁们有的忙乎。他喜欢看蚂蚁们互相碰着触角告慰彼此的喜悦之情。
　　 七点钟，父亲在吃饭，八点钟该做什么？睡觉太早，难道看着墙壁发呆？或是去隔壁家蹭电视看？那主人看起来应当是慷慨的，可像父亲那么不喜欢沾人便宜的人，在别人的屋子里，该是怎样的拘谨。我一次次拔他的号码，却没人接，便急忙穿了外套，拿了钱包就往外走。刚出楼门，我就站住了。父亲竟然在门口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