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新兵六连所补充的部队是陆军的一个团。这个团担负的任务特殊，所属各分队不是连的建制而是营。在部队，营、连都是基层，常常被通称为基层连队。
　　 从新兵连分到二分队那天，我们乘坐的解放牌卡车刚转过离二分队还有五六百米的山口，便看见迎接我们的首长和老兵们已经列队等候在营区的大门口，倾刻间，锣鼓声起，掌声不断。我们在营区的大门口下车后，手中的背包被老兵们争先恐后地抢过去背在了他们的肩上。
　　 我和我的新兵战友小陈和小潘被分到一排二班，班里配有一挺轻机枪，机枪射手前些天复员了，两年前从万县入伍的王老兵由副射手升为主射手，班长分配我接替王老兵担任副射手。班长要求我尽快掌握机枪的性能，做到会装会卸会使用，熟练掌握杀敌本领。班长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位志愿军机枪射手在一次战斗中，一百五十发子弹打死打伤一百三十八个敌人的故事。我当时虽然没向班长说一句豪言壮语，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个出色的机枪手，一旦战争来临，我要让更多的敌人倒在我的枪口之下。第二天中午，我就请王老兵教我怎样拆枪怎样装枪。经过反复练习，一个星期我便能蒙上双眼在五分钟内把机枪拆卸下来并且装好。我们到老部队一个月左右，分队组织了一场夜间实弹演练。那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给我一次训练的机会，班长要王老兵把主射手的职责临时性地交给了我，由于我还没有接受过机枪射击训练，在机枪的使用上出了一个大洋相。当三发信号弹腾空而起，排长挥动手枪命令“打”时，我咬紧牙关，扣动扳机，对着来犯之敌来了个猛烈扫射，把一整盒子弹不间断地打了个精光。演习总结会上，班长告诉我：“班用机枪同冲锋枪一样，最佳状态是点射，哒、哒哒、哒哒哒，一发、两发、三发，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二三。如果扣着扳机不放，射程会越来越近，杀伤力不强。”在这以后，一旦有空，我就细心练习和领会扣动扳机的动作要领，轻扣快放一发，重扣快放两发，重扣慢放三发，熟能生巧，终于掌握了点射的技巧，在射击考核中取得优秀成绩，为我当上文书后如何掌握使用配备给我的冲锋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一天，分队首长要我和通信员小曹上山去打点野物回来改善生活，我们刚走到半山腰，发现五只麻鸡在地上觅食，我举枪打死一只，另外四只飞了起来，我抬起枪口，又打下一只。人称弹无虚发的小曹有点不服气，操着四川话阴阳怪气地嚷了一句，“嗬，你的枪法这么神嗦！”
　　 在部队，只要有新兵补入，之前的新兵便成了老兵。新兵老兵虽然都是兵，但有一条潜规则是沿袭了多少年的，那就是新兵得给老兵打洗脸水和洗脚水。新兵们尊重了老兵，老兵也会特别的呵护新兵。我们的班长个子只有一米六，比较瘦小，但在全团都是出了名的“舍得干”，有的战友因此而称他“老舍”。“老舍”吃苦耐劳，在上年军民共建水电站的工作中荣立了三等功。一天晚饭后，我们二班用手推车运送牛羊粪到蔬菜地里打底肥，在经过一个五百多米的长坡时，班长毫不相让，由他在前面拉，副班长带着我们在左右两侧和后面推，由于我们三个新兵进藏才十来天，还没完全适应高原气候，爬坡不到一百米，我们便累得嘴唇发乌，喘不过气来。这时候，只听得班长一声令下，“你们三个新兵停止前进！”我们松开了推车的手，但没有原地休息，而是跟在后面看着班长、副班长和王老兵以小跑的速度一鼓作气地把满满的一车肥料送到了我们班的蔬菜地里，让我们三个新兵佩服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们团的团部和所属的四个分队驻扎在同一条深山沟里，从海拔最高的三分队到最低的四分队，距离长达二十多公里。前后夹击的高山，五千米的雪际线以上终年白雪皑皑，除南坡稀稀落落地长有一些灌木外，北坡几乎是不毛之地，流淌在我们营区旁边的那条小河，飞溅的浪花仿佛永无终止地同我们一道哼唱着一首又一首的青春之歌。夜幕降临，山崖上传来的野生动物的叫声和山石的滚落声，令人毛骨悚然。在基层，战士站岗，副班长、班长和副排长带岗，干部查岗。我们一排负责值守二号哨位，全排战士除了白天要轮着站岗外，每两天晚上要轮上一班岗。我和小陈晚上站岗的排列是连着的，我俩胆小，有点害怕野生动物怪异的叫声，于是商定，我站岗时他陪我，他站岗时我陪他，在各自的两个小时里，一个手握装有实弹的钢枪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哨位前方，时刻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一切，一个在哨位旁边休息，准时换岗。我俩第一次这么做，就被二排长抓了个现场，他问明情况后，认为部队对此没有禁止的规定，表示了认可。不过，站了夜岗后的第二天，我和小陈都觉得瞌睡没有睡够。我们的这一合作，一直持续到我被临时调到团部搞文艺宣传演出为止，时间长达四个多月。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泽东当年为人民军队提出的这八个字的要求，在部队体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活泼，当兵的人活泼起来几近发“疯”，疯得让人难以置信，甚至还有点“流氓”气息。我们的营房是干打垒的墙体，铁皮屋顶，每间屋子住一个班。屋里，靠着一面墙用木头搭起一个通铺，全班按照列队时的顺序，班长开头，副班长结尾，人头朝着墙睡成一排，每个人的空间刚好一床军用褥子那么宽，约莫八十公分，睡觉不老实的战友，常常把腿杆压到旁边的战友身上。一天晚上，睡觉的军号响过后，大家都已钻进了被窝，只有新战友小潘还在脱衣，小潘脱掉长裤后，不料他的小二顺着右边大腿方向从内裤里露出了头部，班长发现后不禁感叹：“嘿，小潘那东西儿好长哦。”听班长这么一说，小潘干脆把整个军用内裤往下一拉，将那个地方完整地亮了出来，并示意着告诉班长：“班长，你看嘛，不算长。”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不知班长是生气了还是咋的，抓起手电筒扔了过去，不偏不移地打在了小潘的那个地方，也不知小潘此时哪来的勇气，冲过来就和班长扭打起来，双双抱在一起从铺上滚到了地上。正在这时，房门被推开了，教导员探着头问：“二班长，在干什么呢？”问罢，拉上门走了。这事被教导员抓了个正着，还了得？满身滚得脏兮兮的班长从地上爬起来，指着副班长说：“你个逼人，看见教导员来了就该立即关灯嘛。”副班长和班长是一九六八年从四川阆中入伍的老乡。副班长说：“我敬爱的班长同志，最精彩的那一点教导员没有看见。”几分钟后，排长气冲冲地推门而进，以非常生硬的语气叫走了班长。屋里瞬间静了下来，静得只剩下小潘还在喘气的声音。副班长熄灯后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班长今天是咋了？又要看又烦人家拿给他看。睡吧，让他去挨骂吧。”
　　 那些年，驻藏部队的物质供应很差，作为主食的大米、面粉经过库存和多次转运，很不新鲜，有的已经发霉。我们驻地由于无霜期太短，只能种土豆，但数量很少，更多的时候吃的是内地供应的脱水菜。黄豆烧海带外加一点猪肉罐头，成了我们的保留菜谱。汤是没有的，开水就是我们的汤。
　　 我们团没有煤炭供应，更没有天然气，电倒是有，是我们团和驻地乡政府共同修建的水电站生产的，但装机容量很小，有时连照明都保障不了，烧水、做饭和烤火只好上山去打柴。每年夏季，各分队都要派出十几个人，带上干粮到雪迹线下面的灌木丛里驻上个把星期，专门砍柴，砍倒后就地晾晒，两个月后再集中时间组织干部战士上山去背回来。上山背柴既是力气活也是技能活。所砍的灌木约有三米长，我们把它捆上以后，把木干的一头扛在肩背上，尾部拖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地下山。由于坡陡，下山时稍不小心就会摔倒。分队要求每人每天上山背两趟，最少两百斤，但普遍超额完成任务。当兵的人浑身有着用不完的劲儿，卸车的时候，一百斤一代的大米，一个战士一次扛两袋属于常态。我们二班的副班长，身高一米七九，体重一百五十多斤，上山背柴一天两趟能背四百多斤。副班长的食量也大，一次能吃完十二个包子，分队首长给炊事班作了个特别的规定，打菜时给他打双份。
　　 严冬，我们部队驻地几乎是滴水成冰。一天，团里接到地方政府的通报，说是有一名越狱人犯正在向我团驻地方向逃蹿，要我团配合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团长随即命令我们二分队以一个排的兵力投入埋伏，守株待兔。任务落在了我们一排，排长立即带着我们跑步到达指定位置。不到半个小时，如同狼嚎一般的大风卷着的鹅毛大雪从天而降。等了两个小时，也不见人犯的踪影。当我们接到撤回的命令从积雪里爬起来时，眼耳口鼻被冻得麻木不仁，四肢几乎没有了知觉。回到营房，按我们的经验，决不用热水洗脸洗手洗脚，而是以班为单位，围坐在烤火炉旁，让身体慢慢地暖和起来。
　　 在我们分队，除了抗美援朝时期入伍的分队长外，干部战士的学历都不高，别说五线谱，能识简谱的人都基本上没有。分队长了解到我当兵前是小学教员，在新兵连教过大家唱歌的情况以后，把教歌的任务交给了我。那时候，军旅歌曲不是很多，《解放军军歌》、《我参加解放军穿上绿军装》、《我是一个兵》、《古田会议决议指引着方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打就打》、《打靶归来》等歌曲，老兵新兵都会唱，我只是组织大家增加了一些唱法，比如领唱与合唱，合唱与轮唱。除此之外，我想，我们是与能歌善舞的藏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子弟兵，应当唱会更多的西藏歌曲。征得分队首长同意后，我充分利用每周一个晚上的唱歌时间，先后教大家学会了《毛主席派人来》、《红军走过的地方》、《翻身农奴把歌唱》、《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叫我们怎么不歌唱》，《请喝一杯酥油茶》等十几首歌曲，使之在我们分队的营区里传唱开来。
　　 到老部队后不久，我得了一次重感冒，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体温烧到四十多度，起初我还有眼前的一切在晃动的感觉，后来便昏了过去，分队的军医是啥时候把我送到团部卫生所的一点也不知道。经过七天的治疗，才得以康复。卫生所所长告诉我，我刚到卫生所时病情的确危急。医生还特别告诉我，在我昏迷的时候，团首长专门来看望了我，并要求卫生所精心治疗，同时还指示后勤的同志为我送来了蔬菜罐头和水果罐头。首长的关爱、医生的辛勤，激励着我这名年轻的士兵更加努力地为保卫边疆建设西藏奉献着自己的青春。